我们的父亲杜孟模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又适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是我们的父亲、教育家和数学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杜孟模先生诞辰115周年。我们怀着深深的怀念之情，追忆家父杜孟模先生波澜起伏的一生，领悟做人处事的哲理，共同思考先辈引领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父亲杜孟模，字宏远。1904年生于河南杞县。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31年自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

　　父亲自北大毕业后，陆续在北京、济南、开封等地从事数学教育。1932年与母亲段子彬结婚。在开封，他一边教学，一边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七七事变前是中共开封教工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父母带我们全家随开封高中南下继续从事教学，同时在学校组织成立“社会科学读书会”等，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和我党的抗日主张。他先后组织或帮助一大批学生以及他的本家弟弟妹妹几十人奔赴延安，投入民主革命与抗日民族解放的队伍。

　　1947至1948年期间,家父曾动员并带领一批知名知识分子奔赴“豫皖苏解放区”参加“豫皖苏建国学院”的组建与教学工作，任豫皖苏区建国学院教授。开封解放以后，担任开封高中的首任校长。后历任河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开封师专副校长、开封市副市长，1954年始任河南省数学学会理事长。1956年任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副院长兼教务长。1958年起任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1958年夏当选为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和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64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中，我们的父母亲遭受残酷的迫害，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平县二郎公社劳动改造。那时，父亲已是65岁的老人了，与他相濡以沫40年的母亲也已年近花甲。母亲作为郑州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被“揪出来批斗”。他们虽同被下放至西平县同一个公社，却相隔两处不得相见。母亲在西平县受到残酷批斗后，于1969年1月28日惨死在西平县农村。父母一生恩爱、患难与共，母亲死后8个月竟无人告知父亲，父亲全然不知。1969年夏末父亲从西平回到郑州后，“军代表”才告知母亲的死讯，还要求父亲“要划清界限”……这使父亲受到严重打击，精神受到摧残、神经极度紧张，自此之后父亲就持续头晕，走路不稳，被诊断为“非出血性中风”，终于1974年9月16日含冤辞世。

　　1979年，是个让无数中国人心潮澎湃的年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了关于为杜孟模平反的意见和善后事宜。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省委负责同志在接见我们五个子女时说：“你们的父亲是共产党员，这件事只有中央和省委少数几位负责同志知道。他始终遵守党的纪律，当了几十年的无名英雄。现在省委根据中组部通知精神，决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并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党旗。”父亲为党做了几十年的地下工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默默奋斗了一生，直到去世都没有向守在身边的家人透露过一句秘密。——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啊！

　　我们一直都清晰地记得1979年8月19日，在河南省委礼堂召开“杜孟模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的情景。那是父亲一向轻车简从的一生中最隆重的一次出行：披着白花黑幛的灵车，穿过长长的街道，缓缓驶向郑州烈士陵园。漫天的挽幛，肃穆的哀乐，鲜红的党旗……这些都记录着历史与时代对家父一生做出的公正评价——父亲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坚持真理和信念的传播

　　父亲少年时代在杞县进步知识分子孟墅垣开设的私塾读书，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天演论》等进步书籍，聆听过恽代英等人的演讲，认定了“科学”“民主”的真理和理想。

　　1923年在开封二中学习期间，家父和后来成为河南省委书记的同学吴芝圃等人利用暑假回到杞县，发起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风俗改良社”，试图从社会风俗方面，革除旧礼教、旧习惯，达到改革的目的；另一个是“社会科学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社会科学的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向导》《新青年》等刊物。1924年夏，家父等人将“读书会”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该组织总部设在开封二中，在同学中开展民主、爱国、反帝的群众运动。

　　1925年家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以后，由青年团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及中共北京大学党史都这样介绍父亲：杜孟模(字宏远)1925年由马培义介绍入团，任北京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6年初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7年上半年担任北京大学党支部第九届书记。1927年9月至12月，在“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出任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1928年夏至1929年春又再次担任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从父亲这一段时间党的工作变化可以知道他那时工作的艰难与顽强。我们清楚地记得，家父曾亲口讲述过在北大与陈望道先生、裴文中先生、楚图南先生在党组织内的交往与友情；讲述过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裴文中先生对“北京周口店猿人”的发掘与发现以及楚图南先生的博学多才与文史造诣。

　　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家父组织同学们一起去天安门参加国民示威大会和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被前来镇压的军警打伤，他腿上的一处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母亲段子彬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是刘和珍的同学，她和父亲并肩站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的前列。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家父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开封高中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的大学生们，声援“一二·九”运动，组织采取“卧轨”抗议行动。从此以后，北大学生会与开封高中就建立起了联系。原北京矿业学院老教授顾德麟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件事是杜孟模先生组织领导的。当时敢这样做，他是冒着杀头危险的。我很敬仰他的勇敢正义、不畏强暴的精神。是他有胆识、有能力把开封高中的部分教师引导到这条革命道路上来的……”

　　1935年末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中共开封市教职员支部，父亲作为该党支部主要负责人，在学生中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原山东省科委党组书记、离休干部章柯同志回忆说：“1937年秋冬，胡乔木、李春芳派我到开封给杜孟模先生送信，请他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杜孟模先生的宣传动员下，开封向延安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当时党的地下组织经费十分困难，父亲把自己家中仅有的几十块银元都交给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6年夏，通过党内同志张宇瑞的介绍，父亲接待了来到开封的北大同学王实味。此时，家父以在开封高中教书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和组织的联络工作。父亲见到王实味，回忆起北大时的生活，王实味愤懑地倾诉了被粗暴处理及脱党的经过，并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渴望。父亲让王实味先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经过父亲和范文澜先生等同志的帮助，到1937年5月王实味经受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0月奔赴延安。此事对王实味以及许多人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家父的胞妹杜宁远和堂妹杜启远、杜凌远、杜翠远，是当年延安很有名的“杜氏四姐妹”。总参正军职离休干部、前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将军的夫人杜启远后来回忆说：“1935年底，大哥得到国民党要抓人的消息，马上通知我们迅速转移。他是长兄，他的进步思想对我们很有带动作用。我们姐妹后来去延安投身革命，都与他的影响和宣传分不开。”

　　父亲最小的堂妹杜静远回忆说：“大哥从北京回来开封，就立即组织和发动进步青年投身革命。他是家里的老大，很有感召力，他首先将家族里十几个弟弟、妹妹组织起来宣讲革命真理，动员他们投奔延安、投奔光明。在他的鼓励下家族的这十几个孩子先后奔赴延安。后来他们中出了不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重要领导。”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全家随开封高中南迁，时称“逃难”，先后到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内乡县夏馆镇等地辗转奔波。那些年，父亲与党组织以及李秉之、王兰西、王锡璋、郭晓棠、林亮、杜征远等同志保持着联系，一直坚持在开封高中等学校的进步师生中创建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读书社”，组织大家阅读进步书刊，担任辅导老师，积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等革命真理和党的抗日主张。到1942年这些进步社团的成员曾发展到200多人的规模。家父在“白色恐怖”中面对恶势力“不怒自威”， 他们的活动及在学校和学生中的影响力被日伪势力及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引起他们的极度不安。1943年初父亲和一批学生在内乡县夏馆镇被敌伪特务组织“伏牛山工作团”逮捕关押。父亲由于身份没有完全暴露，经党组织和开封高中进步师生等多方营救最终获释。

　　父亲一出狱，就号召和组织同学们“依靠群众，团结自卫，最大限度地孤立日伪帮凶(指当时学校里的青红帮头目)”，同时要他周围的学生和友人“做好准备，远走高飞，到解放区去!”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许多进步学生先后奔赴延安，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全家回到开封，他先后在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河南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继续与进步师生一起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他亲自指导河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创办《钢铁》杂志，并化名发表文章，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在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7年3月，父亲根据党的要求，与王毅斋、李俊甫等共同组织成立河南民盟地下支部，并秘密向豫皖苏区输送人才。这段时间家父一直与党组织保持着单线紧密的联系。当时河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芝圃、刘杰以及曾杰光、李秉之、郭晓棠、杜征远等同志都到过父亲在开封青云街和双龙巷的家(即今“杜孟模故居”)，有的还在此居住过，这里就以“大学教授寓所”作掩护进行活动，有的会议也是在我家召开的。

　　桃李芬芳遍天下

　　父亲从北大数学系毕业前，1930年参与了法国人古尔萨所著、现代数学重要基础理论教科书《解析数学讲义》引进中国的工作，担任他的老师、北大数学系教授王尚济先生翻译该书中译本的“译校”，对早年我国引进现代数学基础理论做出了贡献。北大毕业后，长期在开封高中和几所高校从事数学教学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父亲的工作岗位虽有多次变动，但一直没有离开教育事业和统战工作的第一线。他在争取团结教育广大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组织他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的很多评价都说家父一生都是“双肩挑”的。他从没有脱离过他热爱的数学专业和教学业务。即使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无论工作和社会活动如何繁忙，他一直都在大学(河南大学、新乡师院和郑州大学)的课堂上讲授高等数学课程。

　　如今，聆听过家父传道授业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有不少人已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或高级干部。这些当年的学子对父亲都怀着真诚的敬意，给予深情的赞誉，使我们深受感动。

　　原新乡师院的同事曾回忆说：孟模先生教了一辈子高等数学，人称“杜大代”(指大代数)，但他依然率先垂范，始终认真准备教案，从不懈怠。当我们晚间检查学生宿舍时，总能看到他的灯仍亮着。他常说：“课要常讲常新，上课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上好每一堂课是教师的天职。”

　　“文革”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叶向忠回忆说，“孟模先生平时经常帮助、接济清贫的穷学生。我毕业后投奔革命没有路费，就是杜先生慷慨解囊，把他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给我作了盘缠。孟模先生每到关键时刻都关怀支持我们。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为人正直谦虚，人品高尚，接触中自然使人产生一种仰慕之情，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离休老干部李中说：“孟模先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能把枯燥的数学讲得趣味化生活化，使学生易于接受。他还非常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精神，鼓励学生探索解题的新思路新方法。一次考试中，一位同学在解题时采用了一种与课本上不同的便捷解法，杜老师破例给他打了103分。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震动。”

　　许多当年的学生都谈到，父亲是学养笃实、谦和敦厚的长者。他有明确而一贯的教育思想，即“素质教育第一”，引导学生养成好的思维方法，培养高尚的人品和道德，走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道路。他把“高等数学”讲授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同时还组织成立“文艺读书社”“英文读书社”“艺社”“剧社”等，长期担任“社会科学读书社”的导师，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刊。他教导学生：“兴趣各人有所侧重，但专业不可偏废。涉猎知识要广泛，但数理化和社科人文基础都要打牢。”他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还一贯要求学生养成勤于劳动、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曾在《河南日报》工作24年的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张一弓，是1949年入学的开封高中学生，他少年时代受到文学熏陶，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他在开封高中读二年级时，家父时任开高校长，读到了他写的一首叙事诗，获得全校文艺比赛第一名，就介绍张一弓到《河南大众报》和《河南日报》任记者、编辑，一做就是30年。一弓1956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60年因短篇小说《母亲》受批判而辍笔20年。1980年后他先后发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等分获第一、二、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张一弓在《杜校长送我远行》一文中回忆道，“孟模先生在开封高中任校长期间看出我是搞创作的苗子，就鼓励我写作、写诗作画，亲自推荐我去报社工作。”张一弓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深情写道：“当时我向杜校长深深鞠了一躬，离开了给我留下那么多美好记忆的开封高中。我常常想起，离开母校时我曾回过头去，看见杜校长还站在礼堂门前望着我。在我未完的人生旅途中，杜校长还会望着我的……我要走得更好一些，不负他的希望。”

　　好家风助子女健康成长

　　祥琬的儿子毛大庆有一次问起父亲：“祖父为什么给您起名祥琬？”祥琬沉思片刻回忆说：“你爷爷给我们五个子女起的名字都是摘玉旁，他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像良玉一样，质朴而富有内涵”。毛大庆还曾问起祥琬：“那您认为，祖父对您有哪些重要影响？”祥琬和缓而意味深长地说了三个字：“爱，简，勤。”

　　在抗日战争中出生于南阳的祥琬(南阳，又称宛)，至今还记得儿时在内乡县夏馆镇生活的那段艰苦岁月。当时日寇紧逼，地处深山的夏馆也不得安宁。夏天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常带着几个孩子，坐在残缺的石头寨子上，领着他们吟唱《满江红》《伟大的吕梁》。——“伟大的吕梁，伸出你的拳头，把敌人消灭在我们的土地上……”就这样轻声地哼着，有时双手情不自禁地握成了拳头，沉浸在悲壮的战斗氛围中。姐姐祥瑛也清楚记得父亲在逃难途中仰天听着枪炮声，大骂日本兵的情景，脑海里一直浮现着父母与孩子一起学唱《大刀进行曲》和讲述《吕梁英雄传》的情景。

　　在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的记忆中，我们家一直都是非常简朴的。事实上我们的父母从来都是把自己的生活视同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过日子的。60年代初，有一次省里派人给家里送来一套沙发，当即被父亲拒收。因为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家中很少用沙发。父亲说：“我不想特殊，沙发一坐一个坑，我不胜享用……”在“文革”前父亲配备有工作用车，但他乘车从不进生活区的院子。他常说，“我看到路边人走路时,要躲着我坐的车，给我让路，我心里很不舒服……”家里有几个木制的书柜，放满了书，却没有一个衣柜，父母穿的外套就用衣架挂在墙上，为防尘土，上面搭一块布。

　　父亲自己是“活到老学到老，勤奋持之以恒，从不懈怠”。1961年祥琬在莫斯科留学时，父亲虽是年高德昭的名师，还担任着繁忙的社会活动和领导工作，可他常要祥琬为他购买最新出版的英俄文数学书籍，连续多年都在学习研究《泛函分析》《拓扑论》和《测度论》等较现代的数学理论。祥琬在莫斯科留学的五年中，父子之间书信往来不断，经常研讨数学的专业问题。一次放假回家，父亲还鼓励祥琬继续自学好英语，还时不时地用英语和祥琬探讨问题。这都体现着家父不懈的求知进取精神。

　　父母的五个子女中祥琛是最小的，也是在父母身边生活时间较长的。他从小就感受到父亲关爱基层百姓、关心弱势群体，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性格作风。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对传达室门房、理发师、清洁工、炊事员等从来都十分亲热，不仅见面招呼，还总能记起对方的老家是哪里，问寒问暖；听说邻居谁家有困难，总是想方设法接济。丝毫没有校长、教授、“当官的”的架子。

　　在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几十年的记忆中，我们的家总是融洽而和谐的。无论是在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还是建国后的和平年代；无论是奶奶在世时的三代同堂，还是仅有一个孩子在身边的清静时期，“父母在、家就在……家，总是温馨的。”我们兄弟姐妹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的只有慈祥和疼爱。我们都从未在家里听到过吵嘴的声音，有的就只是玩耍嬉闹，或者一家人的说笑。

　　1969年夏天父亲从西平回到郑州，由于精神受到摧残，夜夜难眠，饮食极少。因神经极度紧张而头晕，走路不稳。后又跌倒骨折卧床不起。当时的生活供应、医疗条件极差，是今天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争取一切条件为父亲安排生活，求医治疗、针灸治病。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74年春节，祥祥琛全家与父亲一起吃年饭共度佳节，父亲十分高兴，满脸喜悦的笑容。那段时间是“文革”以来父亲最为愉快的时光。

　　此间恰是“913事件”后，政治环境稍有缓和，多位老同志老朋友，包括王兰西、杜征远、郭晓棠、段佩明、谷树楷等都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劫波渡尽、老友相见，老人们都十分激动。

　　父亲晚年，我们兄弟姐妹与父亲同呼吸共命运，悉心照料与看护。在后事处理中，我们遵照父亲遗愿将父亲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这些都是基于父亲对我们的教导以及父母培育酿就的良好家风，也正是这种良好家风促进了我们五个子女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使我们可以此告慰于我们的父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放眼望去，家父和无数先辈们为共和国亲手栽下的无数幼苗，如今已是绿满中原，绿染神州，蔚然成林了。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科学民主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一百年来，我们的父母和无数先辈秉持“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追求真理，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祖国面貌已焕然一新，国际地位更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人民生活已非往日可比。回忆和纪念父母亲那一代人的奋斗历程，让我们更加懂得了新时代的使命和责任，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民安康幸福继续奋斗。

作者杜祥琬系应用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杜祥琛系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MBA/EMBA导师,深圳市现代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