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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政协搞文物调查

赵 书

时间:2019-04-12   来源:2019年04期

  1978年,北京市政协恢复活动,根据党的政策,原有的第四届委员均继任为第五届委员。劫后重逢,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我原为科技界委员,“文革”后担任北京毛纺织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于是界别仍是科技界。在五届一次到三次的小组会上,大家的发言几乎都是“控诉”在“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至于主持会议的周永源同志不得不限制每位委员的发言时间。会议中间,“城建组”举行专业座谈,张开济老师说:咱们不能总是“诉个人的苦”,应该想国家的急。我认为赵书委员提的“关于催促北京果脯厂归还大钟寺”的提案不错,咱们应为保护传统文化干些实事。说着他拿出来一份由宋庆龄副主席发起的“关于重修圆明园”的提议,我也签了名,大概是二千零几号的附议者。后来,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王胤祯同志找我们谈话,说许多学者不同意修复圆明园,建议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廖沫沙副主席说:《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将于11月10日公布生效,我们应该在此之前对古文物情况进行调查,为实行做好准备。先抢救现存文物,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这些意见反映到市政协常委会,赵鹏飞主席要求先成立一个“文物保护调查组”把情况弄清楚,提出具体建议。王主任对我说:去年市政协第四十一期《简报》专刊“市政协委员赵书同志在毛纺战线上”和你在五届四次会议上“关于催促北京果脯厂归还大钟寺提案”得到廖沫沙副主席的赞赏,让我们把你列入调查组。这次活动因为大家都很忙,只能在星期天进行。政协机关无法备饭,大家自带午饭。

  调查组由市政协副主席廖沫沙、郭步岳率领,组员由李恕、张克明、叶向忠、单士元、汪之力、张开济、常任侠、方贤旭、蔡美彪、赵书组成。首次调查从1981年9月28日至10月19日,在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的陪同下,在20天里先后视察了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较高、破坏情况严重、经过努力抢救可以考虑开放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古建筑十一处,其中包括天坛、先农坛、大钟寺、大觉寺、西黄寺、白塔寺、团城演武厅、松堂(包括旭华之阁)、万寿寺、十三陵、七王坟。这些精美的古建筑令人感到美不胜收,赞不绝口,它们受到破坏的情景又让人痛心疾首。天坛公园青松古柏,庄严肃穆,可是在全民搞“防空洞”运动中,地下挖出的渣土在祈年殿的神道旁堆成了一座小山,完全破坏了原有的神圣气氛。张开济老师说:“愚公移山,万世景仰;愚公造山,愚不可及。”去先农坛调查时,我们发现这里被一家校办工厂占用,巨大的冲床声响使房屋震颤,让人胆战心惊。廖沫沙主席说:先农坛建筑多种多样,是国家的无价之宝,如果遭到破坏,可是犯罪呀!我们到松堂(旭华之阁)时,那里正在施工,珍贵的白皮松树林中在挖沟,廖沫沙副主席对占用单位领导说:这是华北最大的白皮松树林,一定要保护好,如果人为造成死亡,怎么向后代交待?!在万寿寺,委员们在惊叹古代高超园林建筑的同时,对防火问题一再叮咛。阜成门内大街的白塔寺内有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教佛塔,山门处却被建成副食店,十分影响景观……

  田野调查告一段落后,调查组又于10月21日、11月17日在南河沿政协机关举行了两次座谈,然后由办公厅撰写《北京市政协文物调查组关于北京市文物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市协发〔81〕003号》上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常委会。报告列举了这些文物令人触目惊心的破坏情况,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文物被破坏的实际情况,报告中提出了八条建议:

  1.建议设立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督促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计划的贯彻执行。

  2.文物维修经费,除依靠国家拨款外,还可通过经营复制(包括字画、碑帖)等办法广开财源。

  3.制定文物古迹保护的总体规划,经过普查,继续公布保护单位。每年从城市维护费中拨给必要的修缮费。

  4.加紧制订《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细则,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5.加强对保护文物古迹的宣传教育,出版一些北京古迹丛刊和学术专箸。

  6.先农坛、大觉寺、团城演武厅、万寿寺、七王坟等古迹、旅游点、风景区,现在因为做了车间、宿舍、库房、鸽子笼,不能开放,实在可惜,应尽早向群众开放。

  7.成立文物、古建、园林的专门研究机构,以提高管理人员、修缮人员的水平。

  8.当务之急,是立即加强防火防盗措施,避免文物古建可能遭到的破坏。寿皇门失火、十三陵定陵博物馆文物被盗事件,不能重演!

  在这次保护文物的视察活动中我受到很大教育。一是老干部和老一辈学者们的爱国精神。原定于周日进行视察,后来发生了“嘉兴寺大殿被拆事件”,只好在平日也安排视察活动了。原安排周日视察嘉兴寺,周五市政协办公厅张芝兰给我来电话,活动暂停,另做安排。后来才知道,嘉兴寺的大殿已拆没了。嘉兴寺当时由一家工厂占用,厂长动员大家连夜拆除大殿,因为“政协老头子们一来,大殿一保护,咱们就得搬到城外去!”在厂长的一声令下,一夜之间,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建变成了平地,视察计划也无法实施了。廖沫沙副主席听后说:“保护文物,刻不容缓!不要专在星期天进行了,见缝插针,加紧进行。”这时破坏文物的事不断传来,群众反映紫竹院公园为解决职工住房拆了三座金朝的塔;摄政王(醇亲王)府的用户为盖“棚子”锯掉了垂花门的莲花柱头;王毓华副秘书长反映,位于东单米市大街,已列为市级文保单位的仿欧古典形式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也有人想拆除盖大楼。形势容不得每周一次调查了,只好加快步骤进行。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拿出工作时间参加政协视察活动,难度非常大。我认为能和这些大师级的委员一同调查文物,是极高的荣誉,因此千方百计安排好工作,加班加点完成本职工作,力争参加调查活动。和这些大师在一起,每次调查都有新收获,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这些老师当时都已六七十岁,再加上“文革”的摧残,身体都有伤痛,可是他们为了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几乎每次都是全员出席,彰显了爱国真情。

  二是老领导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廖沫沙、郭步岳两位副主席,从未单独乘车,每次都和大家同乘一辆面包车出行。在去视察大钟寺的路上,廖沫沙副主席拍着他身边的空座,示意让我坐在他身旁。我受宠若惊,他既是领导,又是全国知名的文化名人呀。廖沫沙副主席说:你还年轻,今后文物保护活动要多参加。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说:有些人不怕我们这些老头子,怕你们这些热爱文物保护的年轻人哪。文保事业必须后继有人,才有希望。

  三是高瞻远瞩的可操作的建议。此次集中调查后,市政协又应文物局的要求对一些文物古迹进行视察。在这些德高望重老领导、老专家的带动下,又有陈干、舒乙、李燕、王灿炽等委员加入,文物保护的视察成为市政协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力度越来越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对卢沟桥的视察。通过实地调查,廖沫沙副主席在讨论会上提出“停止行车,保持古迹”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可是受到一位负责交通的处长的反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桥吗?上面能走人过车的才叫桥!廖沫沙副主席平静地说:八百年的古桥还走大货车,我心疼。意见反映到市政府,得到陈昊苏副市长的支持,经过协调,卢沟桥不走车了,得到了有效保护。还有,北京市文物保护街区是舒乙委员在市政协会上首次提出的,得到市政府重视以后划定的。虽然文物保护工作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非常重要,可是在视察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和不如意的事,如为保护大高玄殿,市政协先后组织了多次视察。第一次我们到了现场不让进,第二次联合全国政协魏传统等文化界委员一同“调查”仍未能进门,只是在墙外听文物局同志做介绍。参加文物保护调查的次数多了,经常接到群众反映“某某院子,开发商要拆了,你们政协快来制止吧!”面对这种情况,我也是无奈的。我只能说,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的一草一木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努力,离不开政协的努力,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持之以恒抓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作者系北京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团成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