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先蚕坛沿革

　　一

　　北京地区的先蚕坛建置始于元代，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据《元史》志27记载“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夏四月，从大司农请，建农、蚕二坛……纵广一十步，高五尺，四出陛，外相去二十五步，每方有棂星门，今先农、先蚕坛位在田内，若立外，恐妨千亩，其外勿筑。是岁命祀先农如社稷……先蚕之祀未闻。”这说明元武宗时期，先农、先蚕二坛同时建于皇家田之内。其时蒙元政权入主中华已历40年，元朝全盘接受中华坛庙典祀文化，从而表明其统治的合法地位。

　　该处坛址位于何处，早已湮没不清，但可大致判断其位置所在。《续通典》载：“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六月，立田于大都东南郊。”《析津志》记载“庆丰闸二，在田东。”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东闸改名庆丰。”由此可知，庆丰闸原名东闸，以其在田之东而得名。庆丰闸俗称二闸，现有遗址保留，并辟为公园。据此，元大都田当在今东便门外至东三环通惠河庆丰公园之间，方圆约五里。元代的先农坛、先蚕坛就建在此范围内。

　　明初，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建立天地坛、山川坛、社稷坛、太庙等礼制建筑，但先蚕坛并未列入祀典。直到明嘉靖九年(1530年)，都给事中夏言等人的建议“请改各官庄田为亲蚕厂公桑园。令有司种桑柘，以备宫中蚕事”。嘉靖皇帝乃敕命“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以劝天下。自今岁始，朕亲祀先农，皇后亲蚕，其考古制，具仪以闻。由此明代的先蚕坛得以筹建。

　　然而在先蚕坛的选址问题上，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大学士张璁等主张在安定门外建先蚕坛。詹事霍韬以道远为由予以否定。户部官员也主张安定门外水源不足，无浴蚕之所，建议仿照唐宋时期，在皇家宫苑中，利用太液池水浴蚕缫丝。然而嘉靖皇帝崇尚周制古礼，仍坚持将先蚕坛建于安定门外。并且亲自制定了先蚕坛的制度与规模。“坛方二丈六尺，叠二级，高二尺六寸，四出陛。东西北俱树桑柘，内设蚕宫令署。采桑台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陛。銮驾库五间。后盖织堂。坛围方八十丈。”并于当年阴历四月在先蚕坛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由皇后在安定门外举行了一次仓促的先蚕祭祀典礼。但是到了第二年就朝令夕改，又以皇后出入不便为由，命改筑先蚕坛于西苑仁寿宫附近。而安定门外的先蚕坛，则因道远不便，未完工即废弃，长期无人管理，形成积水坑洼，成为今日所见之青年湖。

　　最终，在西苑建成先蚕坛，并设置了一座办公机构——蚕宫署，以负责先蚕坛的日常行政事务。每年季春(农历三月)择吉日，由皇后亲临先蚕坛拜祭“蚕神”，并观桑治茧，作为一种仪式，垂范天下，教化斯民，体现了封建王朝 “男务稼穑，女勤织红”的治国理念。

　　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实行不久的亲蚕典礼即被废止，直至明代灭亡，也再未实行过。明代的先蚕坛从无到有，由兴而衰，只存在了短短的29年时间，约等于明朝国祚的十分之一。而且皇后亲自参加的亲蚕仪式，也只有嘉靖九年这唯一一次，此后再无明文记载，可见明朝对先蚕神的祭祀并未重视。

　　二

　　清代立国之初，承袭明制，先蚕坛并未列入祀典。圣祖康熙皇帝对蚕桑开始重视。他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之东设立蚕舍，植桑养蚕，浴茧缫丝，并在内府设置了825名匠役，设立织染局，织染自产蚕丝。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疏请祭祀先蚕。工部右侍郎图理琛附议“立先蚕祠安定门外，岁季春吉巳，遣太常卿祀以少牢。”然而由于这时的雍正帝已久病缠身，自顾不暇，因而请立先蚕祠的建议就此搁置。

　　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大学士鄂尔泰上奏折请建先蚕坛。鄂尔泰提出了建立先蚕坛的动因是要遵从“帝亲耕南郊，后亲蚕北郊”的古制“以光典礼”。这时清朝立国已近百年，国家各项统治秩序已臻完善。而先蚕典礼的缺失，显然有违乾隆朝宫闱礼仪制度的完备性。在农桑为本、男耕女织的封建时代，既然皇帝要耕田祭先农，皇后作为六宫之首母仪天下，当然要起表率作用，因而建立先蚕坛的计划便提上议事日程。

　　同年八月初四，这天内务府大臣海望根据鄂尔泰的奏折，进一步提出了建坛构想。他历数了前朝各代先蚕坛的规制，据此初步拟定清代先蚕坛的建筑形制，并进行了绘图和模型(烫样)制作。

　　同年九月初八，海望将先蚕坛的设计方案和工程预算进呈御览。乾隆帝大为高兴，对此规划予以批准。从乾隆七年九月二十日动工至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先蚕坛建成完工。据奏销档记载，先蚕坛建设共“销算银七万四千一百二十七两七钱二分二厘”，比预算有所结余。

　　新建成的先蚕坛,选址在明嘉靖帝北海道场雷霆洪应殿旧址，垣周160丈(合今512米)，占地面积17160平方米。《日下旧闻考》卷二八记载了先蚕坛的形制：“南面稍西正门三楹，左右门各一。入门为坛一成，方四丈，高四尺，陛四出，各十级……坛东为观桑台，台前为桑园，台后为亲蚕门，入门为亲蚕殿……宫左为蚕妇浴蚕河……先蚕神殿西向。左、右牲亭一，井亭一，北为神库，南为神厨。垣左为蚕署三间，蚕所亦西向，为屋二十有七间。”

　　院内殿宇、游廊、宫门、井亭、亲蚕门、墙垣均为绿琉璃瓦屋面，通蚕桑之意。将先蚕坛建于西苑之中，既方便了皇后妃嫔等亲蚕，又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将坛庙建筑的规整庄严融于西苑景致优美的山水风光中，匠心独运又相得益彰。到乾隆二十二年，先蚕坛又进行了扩建，随后在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三

　　进入民国后，先蚕坛的祭祀功能消失，建筑逐渐破损。据成书于1924年的《三海见闻志》记载，先蚕坛曾为河道派出所使用。1925年，北海公园开园后，被拆除的西苑小火车钢轨曾运至先蚕坛搭建房屋。1930年代，先蚕坛曾先后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院租用。1941年初，国货陈列馆奉伪北京特别市公署令“推陈出新，切实整顿”，将馆址迁移至北海先蚕坛。并于阴历正月十六日(1941年2月11日)上午12时举行了开幕典礼。开幕当日，伪北京特别市市长秘书、市属机关长及各厂商代表均来到北海先蚕坛新馆址参观。因先蚕坛内空间狭小，又借用北海公园董事会房间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

　　抗战胜利后先蚕坛仍为国货陈列馆使用。1948年对先蚕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保养。主要是对殿宇的屋面进行了清理修补，以防渗漏。而至于砖石基础及木构屋架部分，却没有进行有效的勘查和维护。只是草率地将屋脊吻兽、山花博缝等琉璃构件，以洋灰、沙子、木板等材料予以仿制，外刷绿漆，其因陋就简的程度可见一斑。

　　1948年底，平津战役激战正酣，国民党军队被围困于北平城内。败退入城的傅作义主力第35军下属262师785团1营士兵强行进入先蚕坛，占据达2月有余。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后，才撤出先蚕坛。驻军期间，先蚕坛的建筑设施略有损坏。

　　1949年4月1日，经北京市公用局军管会批准，将蚕坛全部房屋拨借给北海实验托儿所使用。7月份托儿所迁入先蚕坛。北海实验托儿所初入先蚕坛时，坛内杂草丛生，一片狼藉。第一任园长陆琳，为修建园舍四处求援。承蒙陈毅、贺龙、罗荣桓、薄一波等领导的支持，筹集到资金。由建筑史家梁思成推荐的张昌龄教授在先蚕坛台原址设计了一栋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二层楼，并对原有部分殿宇进行了修缮，安装了暖气及儿童漱洗设备并油饰一新。朱德、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来园看望教师和孩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先蚕坛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修缮，有效地解决了这处重要古迹的维护保养问题。

　　昔日的神殿、祭台、桑园已经成了孩子们的教室、礼堂、活动场。尽管没了观桑台、蚕宫署等古建筑，但浴蚕河仍川流不息，红墙碧瓦庄严壮美，皇家气势犹在，见证了北京首善之区的沧桑变化。

作者系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文博馆员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