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商提高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

　　从副中心控规、“回天计划”等重磅规划出炉，到疏解整治助推北京减量高速发展、背街小巷整治扮靓城市，城市治理温度延伸到细微处末梢，北京按照城市总规开启了更新、高质量的城市发展脚步。

　　城市治理问题始终是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基层治理如何更加高效和精细化，怎样利用住宅地下腾退空间补缺民生服务短板，如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难题……委员们围绕“贯彻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高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的意见建议既有宏观的战略判断，也有冷静的洞察思考。

　　提高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理一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同样需要拿出像绣花一般精细的本事。

　　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活动是2018年的政府工作重点，也是民众关切的热点。“对核心区腾退出来的空间应该优先用于保障中央的政治功能，补充完善国家设施。”提到核心区腾退空间的利用，市政协委员、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东城分局副局长孙庆贺建议，“对于居住区、历史街区相连的腾退空间应主要用于补充社区便民设施，菜市场、便利店，公共服务设施和留白增绿，而功能区里的腾退空间应该根据功能发展适宜的业态形式，实现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核心城区是疏解整治促提升的重点，当下核心城区内有大量的平房和简易楼。市政协委员、北京好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琳提议，对平房院落的整治既要“面子”，又要“里子”，要实现从表面整治到街区内在更新的转变，兼顾古都风貌保护要求和群众现代生活的需求。“不仅要投入资金提升公共空间，更要深入到街区胡同里，尽可能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入院。要通过地下空间，适当解决厨卫问题。”简易楼除了拆除腾退，也可以推行原地重建。但简易楼到底是拆除并对人员异地安置还是就地拆除重建，目前在市区之间、群众之间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因此，她建议尽快统一明确核心区简易楼的整治政策。

　　“北京新总规未来向国际化城市对标过程中，在绿地的空间质量和用地功能性质上可以再进一步优化，打造全民共享的公园系统。”市政协委员、城乡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吴宜夏建议。

　　吴宜夏表示，国际化大都市一定有匹配全民共享的公园系统，目前北京的公园体系数量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内容上还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提升和优化。在一些核心部位，对外来游客吸引力比较强的地方，加强旅游设施和公共绿地设施的建设，成为北京展示风尚的场地。在与首都四大中心等核心功能相匹配的绿地建设，或者是专业性的公园，要跟商务、科技、文化、运动等主题功能进行深度结合。还有就是在百姓身边的口袋公园中，要实现普惠化的健身、休闲、交流等功能。

　　“城市家具”的设计有助于城市品质的提升。市政协委员、北京金日圣宇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康伟宏表示，目前北京街头的“城市家具”种类繁多，涉及多个运营单位，缺乏统一的定位与设计，艺术性不高。建议市政府召集相关单位，形成一个总设计团队和平台，对市区所有公共设施进行细致调研，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针对北京城做出一整套的设计方案。不仅要有充满人文关怀的功能性，更要有美学性和环境和谐性，展现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气质。

　　探索多方共治的城市管理方式

　　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围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提出要建立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制度。市政协委员、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弘都苑总规划师许槟建议，探索多方共治的城市规划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街乡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许槟称，可动员更广泛的技术力量，包括社会学、数据分析、交通和市政工程等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完成基础调研、数据整理、民意采集以及社会动员等工作，降低规划成本，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这也搭建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在构建北京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中，形成城市规划在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生动实践。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探索创新，是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市政协委员、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建议，推动“吹哨报到”机制向社区延伸、向群众延伸，激活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探索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促进区域内中央单位、企业、高校等单位资源充分整合、有效利用；重视发挥街道“枢纽型”社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完善扶持政策，推动在社区、商街、驻区单位建立发展社会组织。

　　董明慧说，目前“吹哨报到”改革还多集中在综合执法、城市管理等方面，对社区共商共建共治、凝聚社区认同等方面触及不够。她建议增加社区居民的考评权重，保障居民对社区社会治理的建议权、参与权、监督权。运用社区议事厅、居民恳谈会、居民“微提案”等形式，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让各方力量“报到”在社区议事平台，共同“说事、议事、办事”。组建专家团队，引导城市规划师、城市管理专家、律师、专业社工等专家学者参与社区事务，为社区治理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和社会资源。

　　市政协委员、东城区政协主席宋铁健建议，在全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中应着力抓住赋权、增效、下沉三个关键。应认真梳理街道社区职责清单，建立街道社区职责准入制度，明确要求除街道社区职责清单以外，其他职能部门不得随意向街道社区安排工作。同时，赋予街道对相关重大事项提出意见建议权，对需多部门协调解决综合性事项的统筹协调和督办权、对派驻机构的人事建议权，让街道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他建议，在街道实行大部门制，内设机构的设计转向“向下对口”，富余人员充实社区力量，推动街道聚焦主责主业，集中精力抓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增强街道工作效能和服务能力，使街道运转更加高效、科学。

　　以法治思维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委员们认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建议，尽快出台《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提高城市法律水平，更好地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及很多治理大城市病的问题，地方立法注重实用性，根据这些大城市病，应更多地利用法治手段解决。”

　　孙连辉委员的本职工作是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在城市管理的法治方面，他感受颇深。城管工作看上去不复杂，但实际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难处却不少。例如工作职责不够清晰。孙连辉说，按照目前的权力清单，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执法边界已经基本清楚，但在执法中，食品安全、黑车运营、停车管理、违法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交叉执法的现象；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水平也还需要提高，基层联合执法存在“联而不合”“各执各法”的情况。

　　为此，孙连辉建议，推进工作职责的精细化，将同类事项交给一个部门解决，减少职责交叉，实现城市管理领域跨部门执法职能的综合、机构的整合、力量的融合。实现由联合执法向综合执法转变，让几个“大盖帽”合成一个“大盖帽”。

　　在推进部门联动精细化方面，孙连辉建议，加快信息共享，并以街乡镇实体化综合执法平台为依托，提高下沉街乡镇的执法力量比例，探索实施以街道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推动派驻执法人员与乡镇的深度融合，提高“吹哨报到”的效果。

　　市政协委员、房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廖春迎指出，过去一年，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城市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但从法治视角出发仍有问题存在。如对违法行为处理不及时，执法行为具有临时性和活动性，执法效果不持久，造成执法时清理一阵子，不执法时又故态萌生；违法成本过小，立法上存在漏洞，某些细微违法没有具体的处罚规定；执法机关权责细化和执法现实情况复杂之间存在矛盾等。

　　廖春迎建议，加强对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和整合，进一步整合执法部门的职责和执法领域，提升法治管理能力和水平，确保实现有法可依、权责明确。政府要用好街巷长与小巷管家，落实责任规划师制度，在精细化管理当中提升多元共治的依法行政水平。细化行政处罚的证据清单，让共治的志愿者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拍照等形式形成有效的证据固定下来，向执法部门提供，降低执法部门的执法成本。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副市长张家明参加“贯彻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高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专题座谈会。他们边听边做笔记并表示，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各位委员从城市规划、社会管理、首都文化、补齐民生短板等四大方面，为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言献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大家的“呼”给了政府各部门“应”和进一步改进服务的机会，这些意见建议各部门将认真加以研究并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