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老字号牌匾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出现了一批商家的“老字号”。这些店铺以“诚信为本、质量上乘”为准则，数年来深受广大顾客的喜爱。如今，当你漫步徜徉于大栅栏、琉璃厂、菜市口、西四、新街口等商业文化繁华之地的时候，看到老字号门楣上那一方方各具风采、古色古香的牌匾，其字体或端庄饱满，或清秀俊雅，或古朴拙正，或洒脱飘逸，无不令人驻足欣赏。它既是一幅赏心悦目的书法作品，更是一个展示老北京深厚商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一

　　老字号历来与牌匾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匾额是商家的门脸儿。由于大多商号店铺多请名人、书法家题写牌匾，也不知道是老字号提升了牌匾书写者的名气还是牌匾抬高了老字号的身价，总之这些悠久深厚的牌匾文化促进了京城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其实，字号牌匾上的字也是很讲究的。通常商家店铺牌匾都是采用楷书，这是因为楷书端庄，容易辨认，而且笔画饱满润厚，有物阜年丰、财源茂盛之意。若是草书，龙飞凤舞，不容易识别。但若干瘪枯瘦，如瘦金体，尽管是宋朝皇帝赵佶所创的一种字体，也是很少用于匾额的。

　　其实早年求得名人一幅字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字一旦挂出去，就是自己的脸面，所以很重视效果，不会轻易把书法作品外传。北京有个天源酱园，当年坐落在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天源酱园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开业的，有个开当铺的刘姓老板一心想接触上层社会，于是用数百两白银盘下了一个即将倒闭的油盐店而开办了天源酱菜，同时又专门请来酱菜师傅引进清宫御膳房的技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到了光绪年间，天源酱菜的老板想求陆润庠题写店面，却一直没有得到允可。后来因为慈禧太后对天源酱制的桂花糖熟芥大加赞赏，消息传出后，酱园店的老板赶紧在店内立起一个涂满红漆的木架，上放盛满糖熟芥的瓷坛，标明“上用糖熟芥”的字样，同时又派专人给陆翰林送去几坛子，这才借此求得陆润庠题写的“天源号京酱园”大字牌匾。随后又请清末翰林王写了“天高地厚千年业，源远流长万载基，酱佐盐梅调鼎鼐，园临长安胜蓬莱”的藏头诗，于此高悬在店堂四柱上。

　　北京老字号匾额多出于陆润庠、寿石工、王之笔。尤其是有着家族“一门三翰林，父子九登科”赞誉的王，写过的牌匾较多。据传当年即有“学唱无腔不是谭，题匾无字不是”的说法。

　　现在保存下来有名的老字号牌匾中，都一处系乾隆皇帝题写，现在悬挂着的则是后来郭沫若书写的一块。张一元的匾额书写人是冯公度，“破四旧”期间被毁，现为董石良所书。荣宝斋为陆润庠所书，后来徐悲鸿、郭沫若、董寿平、启功也有题写。来今雨轩、戴月轩和静文斋是徐世昌书写的。内联升为王所书。一得阁是清代书法家谢松岱书写的，取自“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对联的首字。清秘阁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的秀才、画家吴昌硕所书。宝古斋、尊汉阁、茹古斋、赏奇斋、秀文斋以及天福号等均为翁同所书。老舍书写了仿膳，夫人胡絜青书写的柳泉居。同和居、烤肉季以及成文厚为溥杰所书，狗不理是溥任书写的。鸿兴楼为李苦禅所书。鸿运楼、同春楼和又一顺都是许德珩书写的。同仁堂的牌匾是康熙壬戌科的状元孙岳颁书写的，庚子年间大栅栏遭大火焚烧时，该匾被当时留守店堂的一位张姓员工救出。后来店铺筹措资金重修了铺面，匾额又重新挂在了堂前。同时两旁又增加了清朝的刻勒郡王寿岂公题写的两块副匾，左是“琼藻新栽”，右是“灵兰秘授”，为草书。但这几块匾同样毁于1966年8月，目前的牌匾是启功题写的。稻香村南货店为寿石公所书。商务印书馆为郑孝胥所书。松筠阁为邓拓所书。吴裕泰为冯亦吾所书。而永安茶庄则是于右任书写的。

　　据说于右任在台北时曾见到和平东路街头有一家商店的招牌是假冒他的字，仅神似但力度不够。于是于右任立即亲自重新题写了一幅给店家送去，同时向店家说明，让店家把原来的假冒牌匾摘了下来。店家实在过意不去，特送上一大笔润金，而于右任拒而不受。

　　若说北京城内名气最大的牌匾还属前门外的都一处了。因为“都一处”三个字居然是乾隆皇帝题写的。传说是近三百年前，乾隆爷去南苑微服私访，一直到了夜间才溜达回来，走的又饥又渴。前门外大街所有的店铺均已打烊，只有路东靠近鲜鱼口的地方有一个用席棚子搭的小酒摊还在掌灯营业。乾隆爷进此稍歇，用了些煮花生、玫瑰枣、马莲肉后，甚感满意。问其店名，方知这是一个王姓的山西人在此经营，因铺面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字号，大家只是称呼其为“王记酒铺”。乾隆听后提出，夜半更深时，京都只有你一家还在营业，以解来往宾客之需，就叫“都一处”吧，随后留下了点散银就走了。几天后，太监送去了块蝠头匾，上题“都一处”三个大字。王老板方知几天前夜里来的便是当今皇上。自此，都一处名声大震，生意兴隆，几年后盖起个小楼，经营各色食品。到了同治年间，都一处又新添北方特色食品烧麦作为店内主打的产品之一。现其经营的烧麦在京城堪称一绝，尤其是三鲜烧麦最为叫座，用猪肉、海参、鲜虾仁、荸荠、大葱做馅，真材实料。皮薄馅大味道鲜美，不仅制作考究，而且应时当令，春夏秋冬不同馅料，可以品尝到不同口味的烧麦。都一处的烧麦曾获国家商务部颁发的餐饮企业最高奖项“金鼎奖”和中华名小吃，该店现亦为中华老字号。

　　来今雨轩的牌匾是第五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所题。2012年2月24日的《北京晚报》刊登的一篇关于“来今雨轩”往事的文章里提到，“北京城区内第一个公共性质的近代公园是中央公园，如今的北京中山公园。从那时候起，里面的来今雨轩就成为当时民国文人最著名的社交场所”。来今雨轩建于1915年，据《北京党建》记载，“来今雨轩旧匾系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所书，现仍悬挂在店堂的二门上，大门上高悬的新匾为赵朴初所题”。

　　这段文字记述其实并不准确。来今雨轩至今共有三块匾，第一块系徐世昌所题，署名为“水竹人”。这是因为徐世昌的籍贯是天津，而当时的天津书法界似有门户之见，而徐世昌又因位居当朝，不愿与他人在书坛上争之高下，故以自号“水竹人”行世，很少署其真实姓名。至于“来今雨”一词至今亦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其意取自杜甫的一首小诗里的序：“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塌，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但又有一种意见认为杜甫的词意悲凄哀苦，不符合“轩”吉祥发达的本意，认为该典出自屈原的《山鬼》“东风飘兮神灵雨”之句。

　　这块匾在1966年夏“破四旧”时被摘了下来，送到后厨当作码放米面的垫板使用了。1971年美国黑格将军访华，到中山公园游览时提出：“是为著名景点，为何无匾？”但经多方查找，徐世昌题写的原匾竟然无影无踪。于是又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由郭风惠先生几易其稿，题写了第二块匾。

　　郭风惠在我国近代也是极具传奇色彩，是位被湮没很久的学者、教育家、书画大师。郭风惠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学贯中西。其书法当时被世人称为“活颜真卿”“活何绍基”。1919年至1926年期间，郭风惠曾在国立北京艺专、汇文、四存、畿辅等校任教，李苦禅、王雪涛、王昆仑等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1971年冬，郭风惠不顾肠癌、眼疾等病痛，按总理嘱托，在中山公园的水榭题写了来今雨轩。这就是第二块匾，也是郭风惠的榜书绝笔。两年后，先生辞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背景下，这块匾是没有题款的，目前还保存在饭庄内。而现在大门外悬挂的匾是1983年初特请赵朴初先生书写的。

　　二

　　目前，北京城内还有两块牌匾没有题款。一块是六必居酱菜园的牌匾，还有一块挂在鹤年堂中药店内。这两块匾据说为明朝有名的大奸臣严嵩、严世藩父子所书。由于是奸臣，所以后来把匾额上的题款去掉了。六必居是北京著名的老酱园之一，原址就在前门外大栅栏东口的粮食店街上，最初传为六个人所开办，起名“六心居”并请严嵩题匾。严嵩觉得六人不可能同心合作，便又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为“六必居”。清代笔记《朝市丛谈》也写六必居为严嵩所写，但其他野史笔记均不见记载，是为孤证。民国时期，蒋芷侪先生的《都门识小录摘录》中说，“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时，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严世藩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此说估计是参考了前朝的野史丛书，内容并不可靠。

　　有资料记载，20世纪60年代中期，邓拓曾来到位于前门外的六必居酱园支店六珍号，从这里借走了当年六必居的房契与账本，并从中考据出六必居不是创建于明嘉靖年间而大约创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五十九年(1720年)间。雍正六年(1728年)时账本上记载这家酱园的名字是源升号，一直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账本上才第一次出现六必居的名字。明嘉靖即有六必居的说法看来源于店家填报的“虚假履历”。既然至清中叶才开业，当然它的匾也就不会是严嵩题写的。而传出“六必居”是上一个朝代的名奸手笔，恐怕也是出自一种借知名贪官的负面影响而增加企业宣传力度的经营理念。

　　鹤年堂中药铺创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原址在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附近，在民间素有“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的美誉。鹤年堂的牌匾字体苍劲、笔锋端正。尤其是“鹤”字，笔画多而不杂乱，布局合理，实属难得的佳作。

　　令人不解的是在鹤年堂柜堂两根抱柱上另外还悬挂着的两块竖匾，“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是为明代嘉靖年间的谏臣杨继盛所书。其字行笔如吞云吐月，刚劲有力。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人，是明朝嘉靖年间有名谏臣。先因上疏弹劾严嵩的死党仇鸾而被贬职，后再次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而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终遇害。直至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于是杨继盛在宣武门外达志桥胡同十二号的故居也随之几经变迁，开始是城隍庙，后又改称松筠庵。清道光、光绪、宣统年间屡屡扩建。当时的士大夫常聚在此院作赋吟诗，议论时政。一些名人学者也争相题诗作赋，称颂杨继盛的品德、风格。清乾隆年间将他的故居松筠庵改为祠堂，正门有石刻匾额“杨椒山先生故居”，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按理说杨继盛与严嵩是“死对头”，最后又是受到严嵩的迫害而死。而如今忠臣杨继盛和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藩题写的匾额居然同时悬挂在一起，似乎也是件令人生疑的事情。

　　于是也就有了另一种说法，鹤年堂牌匾当时是悬挂在严府后花园中的一个厅堂上，为堂名，故而没有落款。后来严家落败，这块匾额流落民间。辗转流传到了当时的诗人、养生名家丁鹤年手中，因有“鹤年”二字，正合药店店主的本名，即被当作了店铺的牌匾。因无款，所以店家也不知道此匾究竟出于何人之手。

　　史载，鹤年堂是明永乐三年开业的。由于创建人丁鹤年是回族人，所以选择在回族人聚居地牛街附近的菜市口创建了鹤年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内含《淮南子·说林》中“鹤寿百岁，以极其游”的意思，同时也有汉族民俗中的“松鹤延年”之意，表明了他开办医药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健康长寿。这和严嵩、严世藩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年代。此外，严氏父子被定为奸臣而被处决后，鹤年堂竟然还挂着罪臣的匾额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做绝对不符合商家谨小慎微的普遍心理。所以我们也可以基本认定，与六必居一样，鹤年堂的牌匾同样不会是由严嵩或严世藩题写的。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