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稿子说起

　　我是从197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的，到今年仍在写作，仍在发表小说，时间已经延续了整整40年。我也是1978年春天从河南的一座煤矿调到北京来的，北京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时间也是整整40年。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稍作回顾，就思绪绵绵，心潮滚滚，觉得有很多故事可讲，有很多话要说。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可讲的故事太多，想说的话也太多，反而不知从何说起。我知道不可贪多，也不能贪大，贪多不易集中，贪大容易失当。我想来想去，还是从一篇稿子的命运说起吧。

　　我写第一篇短篇小说的时间是1972年秋天，当时我还在河南新密煤矿的水泥支架厂当工人。我的工作是在很深的石头坑里采石头。后面的工序，是用破碎机把大石块粉碎，粉成一些细小的颗粒，掺上钢筋和水泥预制成支架，运到矿井下作支护用品。当工人期间，我参与组织了厂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谈了恋爱，找到了女朋友。宣传队参加完矿务局的会演解散后，队员们回到各自所在的岗位，继续当工人。这让我有些不大甘心，我不甘心只当一个体力劳动者，还想当一个脑力劳动者；不甘心只过物质生活，还想过一过精神生活；不甘心只在石坑里采石头，还想采一采自己的内心，试试能不能创造一点什么。特别是有了女朋友之后，我心灵成长的速度在加快，开始有了担当精神，并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必讳言，我也是想通过自己在业余时间的学习和努力，增加一点对女朋友的吸引力，说是为了爱也可以。

　　能做什么呢？我选择了写作，既写诗歌，也写小说。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女朋友之所以愿意和我谈恋爱，主要看中的就是我能写一点东西。在宣传队的时候，我写过对口词，还写过豫剧剧本，我不能因为宣传队刚解散就让她失望。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写成的。单身职工的宿舍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面积不大的一间窑洞式的宿舍支有四张床，住了四个工友。我只能借用其中一个工友的一只小马扎，坐在低矮的马扎上，趴在自己的床铺上写东西。我们睡的床铺，都是用两条长凳支起的一张床板，因为我铺的褥子比较薄，不用把褥子掀起来，直接在床铺上写就可以。我以前读过一些小说，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都读过，但我还从没写过小说，不知从哪里下手。我有一只用废弃的炸药箱改成的箱子，箱子里虽藏有我从老家带来的《红楼梦》《茅盾文集》《无头骑士》《血字的研究》等书，那些书当时都是被批为“毒草”的禁书，一点儿都不能参照，只能蒙着写。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写小说可以想象，可以编，能把一个故事编得自圆其说就可以了。小说写完了，写了六七千字，读过之后，觉得小说有情节，有细节，有人物，有感情，还说得过去。但问题来了，写完的小说往哪里投稿呢？据我所知，那时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几乎都处在停刊状态，在厂里什么文学刊物都看不到。写了小说，稿子无处可投，没地方发表，写小说的积极性就难以维持。此后几年，我没再写小说，转向写新闻报道，希望能当通讯员，最好能当记者。好在小说得到第一读者也就是我女朋友的夸奖后，我没有舍得扔掉，把它放在箱子里，跟那些所谓“毒草”放到了一起。

　　转眼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办了起来。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中国的文艺事业也迎来了春天。此时，我已从支架厂调到了矿务局宣传部，当上了新闻干事。在文学刊物上看到别人的小说，我想起来自己还写过一篇小说呢。回家从箱底把小说稿子翻出来看了看，心里感动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似乎和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差得并不是很远。稿子在箱子里放了好几年，稿纸已有些发脆，字迹也有些变色，于是我改巴改巴，抄巴抄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近寄给了刚创刊不久的《郑州文艺》。如果小说投出去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会影响我继续写小说的积极性，或许再也不会写小说了。不料编辑部通过外调函对我进行了一番政审后，这篇在箱底沉睡了好几年的小说竟然发表了。不但发表了，还发表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的头条位置，小说的题目叫《棉纱白生生》。

　　小说写的是厂里女工师傅爱厂如家、勤俭节约的故事。我们厂确实有这样一位女师傅，她的工作是开水泵。为保持机器的清洁，她每天都用棉纱把机器擦拭得干干净净。棉纱上沾了油污，她把棉纱洗干净，晾干再用。她洗棉纱用的洗衣粉是从家里拿来的。同是开水泵的青工认为洗棉纱没必要，反正棉纱由厂里供给，用脏了再领就是了。可女师傅认为，棉纱是用棉花纺成的，一尺一寸、一丝一缕都来之不易，能节省就节省一些。在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的时候，我把这篇小说重读了一遍，觉得小说的故事有些简单，思想有些肤浅，语言也不够有灵气，跟一篇好人好事差不多。可能因为当时大家写小说的水平都不高，小说才能发表。

　　处女作的发表，对我的鼓舞作用不言而喻，从此我就一篇接一篇写了下来。40年来，我大约已经发表了五六百万字的作品。且不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300多篇，曾获得过30多项短篇小说奖，其中包括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家奖。回头想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有了好的机遇，我的那篇小说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唤醒，永无面世之日。我潜在的写作能力也不会被挖掘和释放出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好比一粒树的种子，只有把它种进肥沃的土壤里，有充足的水分，它才会发芽。发芽之后，它还需要阳光和空气，根才会越扎越深，叶才会越长越茂，逐渐成长为一棵树。也就是说，树的成长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同样的道理，人的成长也是有条件的，而且需要的条件要复杂得多。除了自身的条件，在外部条件上，它需要国家的改革开放，需要相对和平、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需要有对个性和自由选择的尊重，需要不拘一格的选才机制，还需要给鱼儿以大海，给鸟儿以天空，等等。还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本人极有可能一事无成，平庸地终其一生。

　　不光我自己是这样，与我同辈的诸多作家朋友如史铁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刘恒、张炜等，都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才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才当上了作家，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我们的创作年头差不多都超过了40年。由于有条件长时间持续写作，许多作家的作品数量都有几百万字，甚至超过了千万字，文集一出就是几十卷。众多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如此高涨，创作生产力这样得到极大释放，作品的产量大得这般惊人，这种现象在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极为罕见。文运连着国运，国家兴则文学兴。我国的文学事业之所以能够实现空前的繁荣发展，无疑是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成果之一。

　　相比之下，老一代作家，如鲁迅、萧红、沈从文、老舍等，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战乱，就是动乱，不是颠沛流离，就是横遭批斗，不可能安下心来，持续写作。不好时代的突出特点是不把人当回事，压制人，摧残人，毁灭人，根本谈不上为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萧红是我所敬仰的作家之一，我常常想起萧红在旧时代的悲惨遭遇。萧红多次说过，她对环境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安定之所，能有一张书桌，能够安心写作。可在那战乱年代，她被迫从北跑到南，从东跑到西，连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何谈安心写作！最后，萧红贫病交加，还是死在被日军侵占的香港。想想萧红的遭遇，我们深感幸运的同时，确实应该倍加珍惜目前的大好时机，抓紧时间，争取多写一些作品。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