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健康观念变迁

　　1994年，我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阜外医院麻醉科工作。那时候，我国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跟国外相比差距巨大。国内能做心脏手术的医院只有数十家。在我的记忆中，当时阜外医院的手术，大多是四五年前预约的。

　　求学

　　我在阜外医院麻醉科工作时，时常看到有的病人在院内因发生心脏骤停而抢救不过来。心跳骤停4到6分钟后，缺血缺氧会导致脑神经不可逆死亡。不同的是，在做心脏手术时，即使发生心跳骤停，大多数病人也都能抢救过来。原因在于，手术室常规备有体外循环装置，心跳骤停之后立刻建立体外循环，自主心跳很快恢复。在心脏手术时为了保护心肌还要导入低温，因此出现脑缺血并发症的病例也很少。

　　这件事情给我很大启发，要是把体外循环技术放在急诊室，与低温相结合，体外循环辅助心脏血液循环，低温保护脑神经，这样就能为心肺复苏提供很好的机会。

　　这大概是和我今天主要做的事——推广心肺复苏技术，建立的最早期的联系了。有时我也常常在想做这些事意义何在？成立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不仅是为普及心肺复苏技术，也是在推进我国医学进步，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推动心肺复苏技术的普及是一件益民益国的好事。

　　1996年，我申请到日本的文部省奖学金，进入熊本大学医学部研究室学习。当时我用动物做15分钟心跳骤停模型，然后采用低温体外循环ECMO(体外膜肺)技术，所有实验动物均能生存，只出现轻微的脑缺血并发症。而常温ECMO组只有两例存活，且伴发严重的脑死亡，即所谓的“植物脑”。这个实验至少说明，低温ECMO技术是可行的。在日本学习5年后，我拿到了博士学位。

　　脑不可逆死亡应当如何进一步治疗呢？我想到的办法是进行神经置换。当时，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损伤中心专门研究将胚胎干细胞诱导成神经干细胞，再移植到脑和脊髓的技术。于是，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后，我又来到了美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心跳骤停4到6分钟的窗口期里，大脑出现不可逆缺血的原因主要是心跳停止后血液停止流动，会形成血凝血栓，再进行按压时，有些毛细血管里的血液就流不过去了。鉴于此，我在美国同时进行抗血栓方面的研究，4年后回国。

　　亲历

　　当时，日本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人们的健康意识很强。日本有个词叫“人间ドック”，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体检。他们对体检非常重视，有胃癌、冠心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家族遗传史者，会每年主动定期检查。所谓早期预防、早期发现，有的病人即使患上胃癌也能活到七八十岁。

　　美国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是人们每到周末便使劲跑步，有的已成为常态。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跑步？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长足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快速提升，阜外医院接治的冠心病病人开始多起来，医院一床难求。这时我才明白美国人跑步是为了把吃进去的热量消耗掉，减少因高血压、高血糖引发的冠心病患病风险。当时，国人还没有这个意识。

　　在日本和美国的第二大感受是他们在心血管疾病预防，包括心肺复苏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约60%的美国成年人掌握心肺复苏技术。美国的社区经常请一些医学院的老师义务讲解医疗相关常识。那个时候美国人的健康意识已经很强了。

　　2006年回国后，我发现国人如果有1000块钱，通常是大吃一顿，没有人会拿出哪怕10块钱去做健康管理或者健康投资。国人的健康意识还很淡薄。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时我的一位好朋友，是一名国家机关干部，45岁，刚成为正局级，非常年轻，非常优秀。一天他外出归来，在单位地下车库发生严重心绞痛，等到120急救车赶来的时候，已经过了4—6分钟的时间窗口期，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如果当时身边的人会心肺复苏技术，或者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对面医院抢救，都还有生还的希望。他生前抽烟抽得厉害，酒喝得也挺猛，我一直劝他去医院做检查，尤其心血管检查，他都没有听。直到他出事后，很多他身边的朋友都到阜外医院做心血管方面的检查。

　　所以，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念头：必须以医生的身份，走出去讲课，告诉大家要注意健康，不注意的话就可能患上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脑卒中，严重的就要做心脏搭桥或者支架手术。

　　记得一次在一家大企业讲课，听课的全是二三十岁的职工。此前的上百场健康讲座，听众大多是退休老年人和一些40岁以上的中年人。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单位两位年轻副总相继猝死，一个38岁，一个45岁。这些年轻人都害怕了，想来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预防。

　　使命

　　我回国已经十多年了，国人重视健康还是近年来的事。有的人开始节食，不再大鱼大肉，有的人开始跑步，到健身房锻炼，有的人渴望掌握一些包括心肺复苏技术在内的健康急救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的成立有了独特的使命——开展心肺复苏普及、开设健康讲座，致力于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水平，让每一个人都关注健康。

　　我是少数民族，十几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内蒙古。我发现，城乡之间医疗水平差距非常大，尤其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条件和水平亟待提高。在基层医院，误诊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的病人在当地被诊断为恶性心律失常，告知病人不能动，动了以后随时可能猝死，到阜外医院诊断后发现根本不是。有的病人被诊断为癌症，结果也并不是。所以我积极倡议专业人员去基层医院授课，对基层医生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教会他们如何加强社区的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

　　基层社区是做健康工作最好的地方，因为健康是一项长期工作，长久坚持才能达到健康的效果。同时，健康工作又必须从小处做起，包括从孩子、从小事做起，才能释放出长久且巨大的效果。

　　少数民族多数在边疆地区，我们就组织公益专家到少数民族地区，比如从成都出发到拉萨，历时16天，我们的公益专家给老百姓送医送药，义诊、普及心肺复苏、健康讲座，然后进行基层医生培训，建设健康小屋。我们在健康小屋里放置一些可穿戴设备和药品，通过可穿戴设备，有些疑难杂症可以远程诊疗。此外，我们在拉萨发起了“一对一”结对子活动，以期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医护人员的水平。今年，刚刚走完“天山公益扶贫行”，除了把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带过去，还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人进行帮扶，提供绿色通道，送到内地进行治疗。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也在探索作为一个社会民间团体，如何在脱贫攻坚方面贡献智慧和力量。

　　截至目前，心肺复苏健康讲座和基层医生培训的公益活动——“心手相连点亮生命”，已经在全国成立了96个心肺复苏公益办事处，给很多有爱心的医护人员以及社会人士提供了平台，让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对公众进行心肺复苏普及。虽然学会刚刚成立3年，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已经培训了将近20万人，而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协给了我一个更大的平台。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很荣幸在委员通道接受采访。发言中我提到我国只有1%的人会心肺复苏技术，但是这个数字在国外是60%。我带上通道的除颤仪也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注意。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除颤仪在心肺复苏普及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除颤，才能回归到正常心律。后来我了解到，那次我在两会上的呼吁对深圳的AED(自动除颤仪)配放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原本配放不动的救命仪器，一下子配放了500台。这种平台的力量令我信心倍增。

　　我从事医疗工作30多年了，亲身感受着国家的巨大变化。以前在美国和日本的时候，我很羡慕人家的医疗保险制度，常常畅想我们国家何时才能达到那种水平。其实也就不过10年时间，等我回国时，我们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全民医保，国人的健康观念也有了质的飞跃，大家开始注重健康，崇尚健康，希望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相信，随着大家健康观念的转变，未来我国的整体健康水平还会继续提升。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医保办主任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