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弊端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一国的政党制度如何，是由该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其政党的数量和相互关系一般受到该国法律规定或由长期政治实践而形成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它不同于国外既有的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特征。它奠定于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背景，有其历史必然性；其制度优越性在中国“富起来”的发展历程中日益彰显，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新时代中国“强起来”的战略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为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历史逻辑：苦难追寻到中国人民“站起来”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抵御外侵、捍卫民族独立中苦苦求索。回顾党盟合作历程，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在历经磨难、几经摸索中确定并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45年，毛泽东三赴特园会张澜约定君子协定，党盟开始建立密切合作关系。194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和民盟联合抵制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270名中共和民盟代表没有一个到会。国民党视民盟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先后枪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并逮捕几百名盟员，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严加取缔。在国民党制造的血雨腥风中，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克时艰中，民盟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决心，终于在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放弃中间路线，接受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1948年4月30号，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民盟等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确定了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由此可以看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是在长期实践中经过现实比对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共和国，使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我国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明确确立的。

　　实践逻辑：独特的制度优势在“富起来”中日益凸显

　　我国在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时期，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西方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生态改良，与西方经济衰退和社会乱象频发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五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1%，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超过美国和欧洲、日本贡献的总和。“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的反差，原因何在？根本还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这其中就包括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于这种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的是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在于既亲密合作又相互监督(而不是相互反对)产生了旧式竞争型民主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共同目标激发同心同向，整体利益统合各方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利益，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赢得了各党派的共同拥护。各民主党派虽主要界别来源有所不同，但均奉行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政治主张。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有共同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在“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业中创造了中国奇迹。五年来，我国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脱贫人口规模相当于法国、英国这样的欧洲大国，达到6800多万。异地搬迁的贫困人口数接近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人口数，超过830万人。一个国家对同期全球脱贫的总贡献率高达70%，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21%。这在党派各自以集团利益、少数人利益为准的西方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根本无法实现的。

　　协商民主实现了集中领导与发扬民主的有机统一，有效避免相互制衡而导致的久拖不决。以相互制衡、掣肘为目的的西方民主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无法克服的巨大制度成本，成为拖累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西方许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公共服务在旷日持久的相互辩论和牵制中不置可否，贻误时机。而我国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时效性。100多年前，美国人曾非常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的铁路大动脉，为美国西部开发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可如今令许多美国人愤慨的是，美国铁路已严重落后，现代高速铁路建设在党派纷争和相互掣肘中遥遥无期。而我国科学民主的决策已使得高速铁路发展全球瞩目，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增长到了两万五千公里，占全球的2/3，使几亿普通中国民众享受着安全、快速、经济、环保的现代交通便利。国际上不少人曾为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所折服。如今，从中国两万五千公里的高铁不得不赞叹中国的高效，不得不关注并承认中国的制度优势，而对进入“后政党时期”的西方政党制度及其弊端进行深刻反思。

　　政策连续利于长远发展，有效避免短视和折腾带来的巨大成本。受任期的限制，为追求选票和政绩，两党制或多党制下执政党往往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往往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建国不到70年的时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不少西方国家几百年建设的累积；也远远超过建国时与我国国情极其相似的邻国印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走政党更迭、轮流做庄、恶性竞争的老路，用合作协商替代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相互倾轧造成政局不稳或政权更迭。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长期稳定领导，同时积极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通过长期稳定执政，共产党具备了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带领各党派及全国各族各界人民通过13个五年计划成功解决走向现代化强国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事实胜于雄辩，成就赢得瞩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崛起中日益凸显。

　　法理逻辑：在“强起来”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

　　我国政党制度在宪法和政协章程都有明确规定。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今年全国政协十三届第一次会议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些修订从基本政治制度上进一步彰显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同时也在法理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秩序框架和行为准则。

　　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的政党制度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国来说，历经磨难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没有比国家安定稳定更大的利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折腾和动荡是最大的成本。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两个百年目标最能充分代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正在万众一心中走向日益“强起来”的美好未来。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有中国共产党这样高瞻远瞩、敢于担当的执政党，是我们的福祉，我们不仅要十分珍视，更要坚持好、完善好。我们各民主党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独特的新型政党制度，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见证者、建设者、贡献者、捍卫者，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 责任编辑 郭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