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件引发戊戌变法

　　时光又逢戊戌，曾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已经走过了两个甲子。

　　一

　　德宗哭了……

　　在120年前春季的一天，清德宗在朝堂上痛哭起来。不仅如此，几天前德宗在天坛也是大哭了一场。

　　德宗是清王朝的第11任皇帝。这时的清王朝已经过了282年，若从入关算起也已经254年，算是步入了老年。而德宗4岁登基，19岁亲政，此时尚不满30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想干出点事情来，德宗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之后，德宗尚需建功立业，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需要重新建立起“大清”的辉煌。

　　于是德宗在戊戌年间又搞了一个“百日维新”。

　　德宗是庙号，是“驾崩”后隆裕太后以宣统的名义追封的。德宗名叫爱新觉罗·载，我们通常称呼其为光绪皇帝。

　　德宗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代表了皇帝的懦弱。谥法上说，“绥柔士民曰德；谏争不威曰德”。德宗是一个明事理的皇帝，也算是仁德之君，否则就不会出现戊戌变法。皇帝只是摄威于皇太后，过于懦弱，心有余而力不足。

　　徐世昌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光绪皇帝的哭泣:

　　戊戌二月十六日 闻皇上以时局危迫，临朝通哭。(又传闻祭天坛大哭者，不知确否)。

　　引起皇上痛哭的“时局危迫”是指几个月前德国军队强行武装占领了胶州湾。

　　丁酉十一月十一日 晨起，会客，办公。到慰廷处久谈。得胶州电，德事诒棘。四更始寝。初，德意志借教案肇衅，强占胶州湾，令守兵章镇高元退出，复拘章镇。近复据高密，即墨，发枪施炮，令守兵退至烟台。

　　十一月十二日 晨起，会客，拟折稿。午刻与慰廷谈良久，又会客，三更后寝。闻胶州已为德人占据。

　　十一月十三日 晨起，看全军会操。午刻与慰廷久谈。闻章镇已由德军出，驻兵于平度州。又闻德人已设胶州巡抚(后见洋报，又派汉纳理西来华)。蔡恩新出示安民，命地方清理词讼、户口、钱粮清册，知州罗君已潜出矣。

　　德国人的出兵是有其“理由”的。因为当时有两名德国的传教士于1897年11月1日那天在山东巨鹿被杀害，即为日记中提到的“借教案肇衅”。其实在此之前德国还是有恩于中国的，曾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出手，联合法、俄，逼迫日本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割让，保全了中国本土的完整。

　　德国大概也是觉得自己有恩于中国，于是就此提出了希望能够租借胶州湾的要求。而清政府也觉得，如果能在东部沿海为德国找到一个基地的话，则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所以也就大致同意了德国的意见。但问题出现在中国官僚机构的体制上，简单的谈判一拖再拖。正当德国人有点按捺不住的时候，山东偏偏又发生了巨野教案。

　　教案的是非曲直不必论述了，反正是德国的两名传教士被杀，对此清政府无言以对。德皇威廉二世得知后欢喜万分，认为是个难得的机会，并以此为借口而命令德国舰队马上攻占胶州湾。

　　二

　　此时的康有为也认为胶州湾事件是个难得的机会。

　　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康有为没少就政治发展方面的问题上书朝廷，但都没有什么影响。胶州湾事件则替康有为创造了一个发言的机会，于是康有为再次上书提出了他的看法。康有为认为，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不过是各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德国如能如愿以偿的话，其他各国即会效仿。如此下去，“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康有为的上书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反应。众多的读书人基本上认同康有为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奇耻大辱后，中国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一意维新。但反观这两三年来变化不大，在列强眼里依然是被欺凌的对象。正如徐世昌在日记中的记述：“二月廿四日 得胶州信：德人又伤一即墨人。我政府大吏无敢据理直争者。伤哉、伤哉……”中央政府守旧的方针政策的确到了需要彻底调整、修正的时候了。

　　另外，就是一些政府官员觉得康有为未免有点小题大做。胶州湾事件只不过就是一个外交事件，不像康有为说得那么邪乎。维新需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推进，而不是放放空炮、说说大话的问题。再说外交和内政根本就是两回事，由胶州湾事件引申到亡国灭种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更何况“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一句说得有点“狠”，皇上不一定爱听。

　　然而，当皇上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后，心里却很满意，认为里面有很多意见同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于是责成总理衙门安排一次召见，皇上要当面听听康有为的意见。

　　阻止皇上召见康有为面谈的是奕。恭亲王奕当时正在主持清政府的日常事务。恭亲王认为，康有为不过是一个工部主事，级别太低了，而要和皇上亲自出面交谈则有碍于清王朝的礼仪制度。如果皇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康有为询问的话，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均可代劳。

　　戊戌年的正月初三日，康有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王大臣们的问话。在当天参加问话的王大臣中年龄最大的是李鸿章，时年75岁。其次是翁同，时年68岁。再有就是荣禄，此时也已62岁了。康有为自然年轻许多，当时只有40岁。

　　正当康有为在西花厅侃侃而谈的时候，荣禄突然插话告诉康，变法固然重要，但有一条更重要，那就是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当即反驳：如今祖宗留下的土地尚不能保，不得不割让给他国，这又如何证明祖宗之法不能变呢。

　　其实荣禄讲的应该是满清贵族们认为必须守住的一条底线。也许就是在这一瞬间康有为已然把西花厅里的老同志们看作是守旧势力的集成。但如此不假思索的痛斥，即便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恐怕也很难让在场的“大人”们能够容忍康有为这个“小人”的狂妄之举。

　　几个月后，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又和康有为在东宫门内朝房里不期而遇了。荣禄再次向康提出几百年来的成法又应如何来变的问题。康有为回答，“杀二品以上阻扰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和康有为的两次谈话给荣禄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作为朝廷重臣的荣禄不可能支持康有为的激进做法。上百年来的成法不会一下子就在口号声中废除，而仅仅是滥杀大员更是无法改变人们的旧思想。可能荣禄也就此认定了康有为不过是个乱臣贼子。但究竟应如何变法，仍在大家心目中存在着若干的疑问。

　　三

　　就在即将变法的同时，恭亲王突然病逝。

　　戊戌四月十二日 十一日由津德律风传恭亲王薨逝。十二日又得京中电音，营中下旗三日。

　　恭亲王不能继续阻止皇上召见康有为了，但皇上同时也失去了作为皇叔的恭亲王对于皇太后的制衡作用。由此继续发展的政治改革也就只能是在皇太后的意图下进行。十几天后，皇上宣布改组政府，提升了荣禄等皇族。随即又郑重发布了《明定国是诏》……百日维新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在此期间朝中大事连续不断。还在病重时恭亲王就曾建议皇上马上调任张之洞入京，取代翁同来加强政府工作。而翁同得知后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于是正当张之洞奉命离开武汉抵达上海后，翁同就以湖北沙市教案未结作为理由，阻止了张之洞的入京安排。

　　翁同的专横跋扈引起了皇族大臣们的厌恶。见徐世昌日记记述，在恭亲王死后不久的人事变动中，翁同即被“罢相”。

　　四月廿七日 晨起，到慰廷处久谈。午后办公，慰廷复来谈。晚，慰廷约至其宅谈，夜深回营。闻，翁常熟罢相归里。荣相出署北洋大臣。王制军入京陛见。

　　日记里提到的慰廷是袁世凯，翁常熟是翁同，王制军是王文韶。王文韶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此次“入京陛见”，工作另行安排。而接任王文韶职务的就是与皇太后关系紧密的荣禄。这样的人事调整显然是和翁同“罢相归里”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徐世昌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当消息传到小站后，袁世凯立刻就预测出随着恭亲王的过世，中国政治格局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所以他几乎一整天都在和徐世昌商议要如何应变。

　　因翁同的拦阻最终未能入京陛见的张之洞始终是皇太后以及皇上信任并依赖的重臣，他也始终是支持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意见的。徐世昌在小站练兵期间曾应邀去往武汉拜访过张之洞，其在日记里大量记述了张之洞的改革思路：

　　丁酉九月初七日 出门拜访张孝达制军之洞，谈良久。屡约游鄂，以事不果，至是始来。

　　十三日 张香翁来答拜，谈良久。香涛工丈一字孝达。

　　廿九日 芗翁约宴五福堂。久谈。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设学堂、广开铁路。而所以收此三者之效者，曰士、农、工、商、兵。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耳目，振天下之聋聩。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担挂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气……”旨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考，尚不可旦夕计，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

　　十月初四日 登晴川阁看江景。秋气澄清，江山无恙。缅怀前人，感怀时局，无限苍凉。三更，芗翁约谈。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

　　初七日 芗翁约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昧，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各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以后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其兴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诸名臣，寅正始就寝。

　　初十日 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游历，方有实际。

　　日记中讲述的芗翁就是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张之洞的改革思想最后归纳在他的《劝学篇》一书里，其中经典的口号就是“中体为学、西学为用”。张之洞强调的是要树立民族自信心，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去消化外来的东西。这和康有为激进的、反传统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戊戌七月廿三日 晨起，送慰廷赴津，各统领来议事，办公。购得张孝达著《劝学篇》，秉烛读之。

　　廿五日 看《劝学篇》，平允切当，扫尽近今著论诸家偏僻之说，深足当时之弊而振兴我中国之废疾，凡文武大臣、庶司百执事，下逮士、农、工、商、兵皆当熟读，奉以准绳。伟哉孝达先生，谨当瓣香奉之。

　　身为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官的徐世昌自然是赞同张之洞的提法，认为中国人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仅取西方文明之长以补自身之短即可。徐世昌在日记中提到的“扫尽近今著论诸家偏僻之说……”这“偏僻论”无疑指的就是康有为。

　　四

　　徐世昌与袁世凯在政治上是契合无间的。徐世昌的态度必然会给袁世凯的政治立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当康有为考虑到当年曾与袁世凯在京会过面，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便决定派徐仁录前往小站游说。目的是一旦变法发生危机，希望袁世凯能够坚定地出手来支持自己时，就已经打错了算盘、摆错了棋子。

　　徐仁录就是后来被称为“大难不死的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的侄子，一个年轻的举人。意气风发、勇于任事，和谭嗣同交情颇深。康有为之所以让徐仁录前往小站的原因除了徐仁录本是其得意弟子外，他姐夫的胞弟言敦源也正在小站充当袁世凯的幕僚。而袁世凯之所以接纳言敦源，也正是出于徐仁录的堂哥、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的举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与梁启超等新派人物的关系绝非泛泛。

　　有意思的是，徐仁录的小站之行究竟见没见到袁世凯，至今都存在疑问。首先提出徐仁录不仅见到了袁世凯，甚至交谈甚欢，基本上意见达成一致的是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讲，袁世凯对徐仁录大加称赞康有为，称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录也借此挑拨袁与荣禄的关系，说康、梁虽屡次推荐，但皇上总是推说是荣禄对袁不满，认为不可大用……并问袁怎么和荣禄的关系这样不融洽。袁世凯随即告诉徐仁录，以前翁同就主张给他增兵，荣禄却说汉人不能握大兵权。按翁的说法，曾国藩、左宗棠也都是汉人，何尝不能握大兵权。但荣禄坚决不同意，从中表明荣禄对他极端不信任，可见袁绝非荣禄的嫡系……徐仁录将袁的表白向康有为进行了汇报，终使康对袁放了心。

　　认为徐仁录在小站根本就没有见到袁世凯的是王照。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注》里写道，“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某太史今之大伟人)，所征得者，模棱语耳”。

　　在王照提到的人物中，子静就是徐致靖，字子静；义甫，应为徐艺郛，字仁录；营务处某太史，指的是徐世昌。

　　徐仁录小站之行的结果对于日后的发展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康有为对此言之凿凿，甚至复述袁、徐之间的谈话，并提出，“义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但王照则指责袁世凯，“夫以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求，已蓄于心矣”。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徐世昌，则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徐仁录小站之行的全过程……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