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关城文化

　　历史上，北京的长城和关塞一直非常有名，成书早于秦代的《吕氏春秋》中就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的记载。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的壁画上也曾绘有居庸关图，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描述了居庸关依山傍水的景观，还有《宋史》《金史》也都将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列为“中原险要”，称其“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

　　老墙、长城与城堡

　　昌平作为北京地区长城穿越的重要区域，其境内长城及相关建筑的发展和现状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据全国三次文物普查和两次长城调查的结果，昌平境内的长城和与长城相关的建筑可以用“两段老墙、一道长城、几座城堡”来做宏观表述。

　　“两段老墙”特指昌平境内的两段“明前长城”。其中一段分布在流村镇域内，基本为南北走向，连贯性好，遗存明显。其墙体可细分为北、中、南三段，北段长度约为15千米、中段长度约为6.5千米、南段长度约为2千米，共计约23.5千米；另一段明前长城分布在十三陵镇域内，大体呈东北至西南走向，总长度为10.5千米，但墙体不是很连贯。

　　“一道长城”特指从关沟北口经过八达岭向西南延伸的这道长城，途经怀来、昌平境域。这段明长城的昌平段总体位于流村镇长峪城村附近，长度仅为2468米，却是昌平境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明长城。

　　“几座城堡”特指以居庸关为中心与其布防连为一体的居庸关城、上关城、南口城、白羊城、长峪城及为其服务的或与驻军关系密切的古城如军都故城、军都新城、虎峪城、永安城、巩华城等。

　　昌平境内的长城始建于何时？据罗哲文先生《长城》一书表述：“《魏书·明元帝纪》记载……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发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说的就是从现在的北京昌平居庸关向西、向南环绕于北魏的都城‘大同’的这道长城。”又说据《北史》记载北齐天保六年(555年)“皇帝下诏。征发一百八十万人修筑长城，自幽州夏口(今北京居庸关南口)至恒州(今大同)九百余里”。可见，罗哲文先生在《长城》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昌平境内的居庸关最早与长城发生联系的时间应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随后又在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再一次使居庸关和南口与长城之间有了更加重要的联系，再后“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大将斛律羡修建了库堆戍(　今山西省静乐县)　经居庸关、顺义、通州至县、武清入海的长城”。

　　由于昌平境内现存的长城多为明前或明代修建，故把明代以前修建的长城称为明前长城，把明代修建的长城称为明长城。明长城的关口很多，每镇所辖关口多至数百，十一镇当中的昌镇总兵的驻地就在昌平，这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加强王朝首都和帝陵的防务而从原蓟镇中分离而增设的，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慕田峪，西至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北)，全长230千米，囊括了北京东北、北部、西北的整个防区。

　　京师之枕居庸关

　　自辽金以来，北京逐步成为北方的中心城市，长城护卫京城的作用更加显现，所以障、塞选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山海关、古北口、居庸关等要塞。自明代都城北迁后，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京城屡遭北方游牧民族围困，为加强京城护卫，把防御重点放在了京北和京西北方向，修筑了长城的“外三关”和“内三关”。战事的增多凸显了居庸关的重要，朝代的更替也使得昌平地区成为统治者最为关注的区域之一，因此居庸关所在地周边的人文历史内涵也就愈加厚重了。

　　居庸关作为京北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中心点，体现了整个布局设计的精妙。

　　居庸关峡谷沟长谷深，自古就有绝险、天险之称，昌平虽然关城众多，但多以居庸关为核心而发挥作用。居庸关是天时(天险)、地利(地缘关系)、人和(统治者的需要)三者完美结合的产物，它的功能和价值在它决定了辽金元明清五代命运走向的同时得以突出显现。为此古今文人多有赞叹：“万里长城，莽莽苍苍横卧崇山峻岭，多少险要雄关，唯居庸关长城直接承载着几代王朝的荣辱兴衰。”《金史》记载：“中都之有居庸关，犹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剑门。”清龚自珍《说昌平州》中亦有“居庸关犹如京师之枕”之说。

　　不论是杜洛周、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还是朱棣、皇太极、李自成，居庸关都曾是他们为之争夺和死守的关城。在这里，记录着一朝朝政权兴盛的经历，也铭刻着一代代帝王衰亡的悲歌。“成也关城、败也关城”，历史上的居庸关就在这一成一败间续写了几朝帝王兴衰史，同时也为昌平的历史文化平添了无可比拟的厚重底蕴。

　　关城文化

　　昌平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昌平关城大多都是关与城的结合体，城就是关，关就是城。连接关城的除了天险就是长城。

　　昌平的关城遗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古城遗迹。这类古城有居庸关城、南口城、白羊城、长峪城、上关城。第二类是以郡、府、州、县治所为主要功能，兼有服务和支援关口的军事功能的古城遗迹。这类古城主要有永安城、军都城、虎峪古城、东燕州城等。第三类是带有防御功能的皇家行宫及王府遗迹。主要有沙河行宫和巩华城、龙虎台行宫等。

　　关城文化是昌平文化的关键属性。昌平古为燕国蓟城之地，战事连年；秦、汉、隋、唐亦属幽燕要地，此地处在各朝边境地带，为各民族交融之地，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元代时为大都至上京的重要驿道，金代时是中都通往北方的军事要道，明代又因其境为皇陵所在之地，城防建设大为加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昌平特有的关与城相结合，关内筑城、关外建城、关关相连、城城相依的关城格局，形成了昌平特有的关城文化内涵。这些关城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为昌平写下了辉煌灿烂的关城史。

　　应该说昌平关城的历史，揭示了昌平成因的秘密，凸显了昌平关城文化的内涵和要义，并对昌平境内的其他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寺庙文化繁荣与关城文化同在。这里的寺庙一词，特指昌平地域范围内与宗教、鬼神、先贤有关的寺、庙、庵、祠、塔等建筑。昌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由于战乱，迁徙繁多，使南来北往的宗教信奉者们交融于此，形成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及伊斯兰教文化及本地民俗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统治者更多寄希望于神灵与教派护佑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便在昌平地区敕建了很多寺庙，特别是唐代以后，这一局面愈加明显。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物遗存，形成了昌平特有的寺庙文化氛围。昌平区现存的主要寺庙遗迹有花塔村和平寺、银山塔林、白浮山都龙王庙、北武当山玉虚观、双泉寺、龙泉寺、佛岩寺、延寿寺、半截塔、石佛寺、一中关帝庙、二中文庙、六街城隍庙、西沙屯村药王庙、七里渠村观音庵、圣恩禅寺、长峪城永兴寺、慈悲峪村福庆庵、沙河镇关帝庙、桃林村东岳庙、海子村九圣庙、土沟村普庆寺、回龙观村玉光寺、黄土东村真武庙、南口宝林寺、西贯市清真寺等。这些寺庙在昌平的发展，进一步印证了寺庙文化在昌平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丰富了长城文化带的内涵。

　　名人文化效应与关城文化共生。因为昌平历史悠久，又地处京畿重地，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加上历代帝王经常到此巡游，多有名人泼墨挥毫，所以“名人文化”也为昌平关城留下了很多佳话。东汉卢植官至尚书，晚年隐居军都山办学；曾任过幽州刺史、河北道安抚大使等职的唐代名臣狄仁杰，以不畏权势著称，受到百姓称赞，在昌平留下许多颂扬他的碑文遗迹；元代的郭守敬在通惠河之源修造白浮堰；明成祖朱棣选定天寿山一带为陵区，在他的有生之年，往返于昌平次数难确；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亦从昌平入境进入北京而一举推翻明王朝；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也多次来到昌平，祭拜明陵并著有《昌平山水记》等。这些历史事件不但反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也为形成昌平特有的名人文化奠定了基础。

　　陵寝文化聚集与关城文化相连。帝王的坟墓叫陵寝，它与皇帝制度相关联。历代帝王死后葬身之地有特定的礼制，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先秦墓上建筑，是秦汉所谓“陵寝”中的“寝”的起源。营造“寝”的目的，是为墓主起居生活之用。明长陵陵园中的恩殿为最高等级殿宇——九间重檐庑殿顶，其面积稍逊于故宫太和殿，然而其正面宽度却超过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殿宇之一。中国古人认为，一块合适的墓地不仅能使死去的祖先入土为安，也能让活着的子孙兴旺发达。十三陵陵区北有青山(天寿山)为靠，左有龙山(蟒山)，右有虎山(虎峪山)，南有绿水环绕，景致极佳。但明代赵、廖均卿等为明成祖朱棣选定昌平作为明代陵寝之地，却不光是看中了这里的景致，更是看中了这里地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附近，　认为把陵寝建在这里可享“永世安宁”。

　　石刻文化遍布与关城文化相随。以石为对象，运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将所需内容刻画于石并使之留存传世，这便是石刻文化兴起的目的。研究揭示石刻所产生的年代、记述的内容，从而掌握了解石刻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使这种特有的文化遗存在历史长河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继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更是研究石刻文化的人们所追寻的一个目标。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昌平作为北京的要塞，自有关城以来便遗留了很多制作讲究、雕刻精美的官制石刻，也存有很多民间用于记述要事、庙产、公德等方面的私家碑刻。昌平居庸关云台(台上原有3座喇嘛塔，塔下设门以通往来，称为过街三塔，现已无存)上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西夏文和汉文6种文字。众多文物石刻就像年迈的智者诉说着那远去的历史，而云台、上关摩崖造像、神路石刻、石牌坊、佛岩寺摩崖石刻、阳坊摩崖石刻、文物石刻园所收集的田野石刻等都是石刻文化的代表。这些石刻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昌平关城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印证了昌平关城文化的历史。

　　游猎文化盛行与关城文化辉映。游猎文化，特指封建帝王巡游狩猎、出行途经之处所留下的文化印记。游猎也是帝王考察地方政绩、了解政事民情的一种主要形式，同时巡狩过程中还要对各地的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进行祭祀。“狩”即狩猎，在辽金元时期，帝王出巡时经常狩猎，犹保存着狩猎游牧民族的遗风。清代在热河设行宫，进行秋活动，使皇帝的“巡游和狩猎”渐渐与祭祀脱离开。昌平地处平原与山区接壤之处，温带大陆季风气候使这一地区四季分明，植被丰富。其西部地处太行、军都两山脉交会之地，山险而俊秀；东部平原又有温榆河、小汤山温泉风景宜人；更有唐槐、古檀、松柏等几千棵古树名木，自然会吸引历代帝王至此题诗赐字，其中金章宗、明成祖、明武宗、清圣祖都在昌平留下众多的墨迹。此外，皇家敕建的寺庙以及著名的“燕平八景”中所提到的石洞仙踪、天峰拔萃、松盖长青、虎峪辉金、居庸霁雪、安济春流、银山铁壁、龙泉喷玉都是皇室游猎过程中产出的典型代表作。

　　革命文化教材与关城文化同根。作为京北重镇，昌平关城在近代史上也写下过浓重一笔。从五峰山下的“抗日烽火”到著名的“南口战役”，从“二七”大罢工的杨诗田到平西抗日游击队的革命武装，昌平关城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留下了革命的烙印。西山惨案纪念碑、昌平烈士陵园、桃林烈士陵园、周德纯烈士墓、高崖口烈士纪念碑等铭记着一段段革命历史，都是革命文化教材的典型代表。这进一步表明了昌平的关城文化不仅在历代王朝的更迭中逐步丰满，而且在近代的抗战历史中仍然充实着她重要的内涵，就是在当代的和平环境中这些内容也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教材。(作者系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