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首页 > 政协期刊 > 北京观察 > 2018-05 > 谈往 History

清朝时的异地高考生

徐定茂

时间:2018-05-14   来源:2018年05期

  科举是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办法。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起于隋代,是通过科举而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结合起来了。当时科举过程也是比较严谨的,以清朝为例,清随明,考试过程分为五级:一是县试、府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通过县试、府试后可称为童生;二是院试,通过考试合格者就取得了秀才的资格;三是乡试,由秀才参加,考中者为举人;四是会试,由举人参加,在国子监应试,取前三百名为贡士;五是殿试,录取三甲者为进士。其中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即为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叫作探花。

  

  这里面的关键一层是乡试。因为考上举人可以进一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即便会试未中也有了做官的资格,所以范进得知自己中举后一下子发了疯。然而乡试也是最艰难的一次考试,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连考县、府、院三个第一,名震一时,却直到七十一岁还是个秀才。清末状元张謇前后也共参加了六次乡试。

  不过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的,按清朝时期的规定,应试者的家庭出身如三代以内为娼、优、隶、卒的均不得报名。这是因为考生如果得为秀才进而考中举人的话即可获得一官半职。而一旦有了官派职位就有可能封妻荫子,甚至褒封祖上三代。但如果祖上仅仅是个衙门里差役的“隶”,或一直为部队中普通士兵的“卒”,或是个演戏给人看的“优”,甚至是为妓女的“娼”,于名声上就不好听了。所以这几种人的后代不允许参加科考。

  更“狠”的是清朝还规定,考生家庭中上三代里如果没有秀才以上资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没有任何官职的“白丁”家族也不能参加考试,这叫作“冷籍不得入试”。

  即便是合格的学员如果要参加考试也有严格的地区规定,这就是必须从最低一级的县试开始就要根据自己的籍贯来报考。这是因为如有外籍人员冒充本地人参考就会挤掉本地区士子的名额。县试一般是由当地的县官主持,考生报名时要填写姓名、年龄、籍贯以及三代履历。因为当时没有照片及身份证等,所以报考时还要有本县秀才中的生给予考生保结,证明其身份、籍贯等准确无误才行。府试是由知府主持的考试。而到了更高一级的院试,则由各省的学政等来主持了。

  这样一来,原本是“冷籍”的人员为了获取功名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去换一个“家庭出身”。由此即也出现了“冒籍参考”以及“异地参考”的现象。

  张謇,清末状元,江苏海门人。其祖上三代就没有一位知识分子,属于“冷籍”范围里的人员。但张謇自幼好学不倦,成绩斐然。故而任教老师便给他设计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即为“冒籍参考”。顾名思义,就是冒充别人家的孩子去参加科考。于是张謇冒充了如皋一张姓大家的子嗣注籍,经县、府、院三试胜出,为如皋县的秀才。不料后来事发,张謇又差点被革掉秀才的功名,几乎要下狱问罪。此后张謇报名参了军,和袁世凯一起随部队去了汉城。在此期间张謇起草的一些政论文章逐渐引起了翁同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朝廷要员的重视,再后来随军回国,继续攻读应试,最终于甲午年慈禧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中为一甲第一名状元。

  二

  光绪五年(1879年),徐世昌、徐世光兄弟“异地高考” ,从河南省的开封赶到北京参加了巳卯科顺天府乡试。

  当时的科举考试和现在相一致的地方,就是按考生的户籍来安排考试的地点。而出身河南的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是以天津籍贯报名,因此参加顺天府乡试。

  现在可以查到的徐世昌当年“朱卷”上注明:“徐世昌,字卜五,号鞠人,一号鞠存,行一。咸丰乙卯年九月十三日吉时生。直隶天津府天津县监生民籍。”

  其实徐世昌兄弟自其太祖徐诚以来外居河南,至他们这一辈已然六代了。祖父徐思穆在河南任中河通判,父亲徐嘉贤也在河南任职,兄弟二人也都是在河南长大的。只是三世祖徐学渊,山西巡抚、提督军门。三世母赘天津张氏,故由此在津另立门户,为著籍天津之始。于是当年哥俩便以津籍参加顺天府乡试。就此其同年考生严修惊奇万分,曾言道:“君家寄居汴省三世矣,君兄弟仍以津籍应试,壬午俱捷,乡人荣之……”

  徐世昌自咸丰五年(1855年)出生在河南卫辉以来,三岁因祖父官中河厅,就此移居开封。胞弟徐世光就是这一年出生在开封双龙巷的。后来到了二十岁左右时,分别在洛阳、安阳、鄢陵、淮宁、武陟等地打工,治理文牍。直至光绪五年(1879年)已经24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离开河南,也就是到北京来“异地高考”。当时是农历的六月,徐世昌、徐世光兄弟雇了一辆马车,启程后途中又遇大水,结果绕道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达北京。

  考生想方设法进京参考也是有其原因的。

  清时,直隶是为科举大省。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处于全国政治中心,和现在一样,自然有其教育方面的优势。

  当时按照规定,各省的乡试均应在各省的省城举行。从清代的行政区域划分来看,直隶包括了六州十一府:顺天府、保定府、天津府、承德府、正定府、河间府、永平府、顺德府、大名府、广平府、宣化府、遵化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易州。康熙八年(1669年)定保定府为省治所。这样按照制度,直隶省的乡试应该在保定府举行。但因保定府不放主考,所以隶属于直隶的考生就要在顺天府,也就是北京贡院参加乡试了。

  历史上顺天府的乡试历来受人瞩目,录取的名额相对也较多。仅以同治年间为例,同治元年,直省乡试录取名额,顺天:185人,河南:96人;同治九年,顺天:187人,河南:99人。相对来讲,江南、浙江、福建、湖广、广东的名额相对也较多一些,均在百人以上。名额分配最少的是贵州,同治元年为47人,同治九年也才48人。其次是云南,同治元年与同治九年名额均为64人。

  徐世昌兄弟以津籍报考,参加顺天府乡试,录取名额几乎是河南省名额的一倍。中举的可能性自然就增加了许多。

  然而外埠考生即便混到北京来“异地高考”也就是录取的机会可能要多一些,至于能不能“金榜题名”,还得看自己的功底。

  

  后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圣人”康有为,广东省南海县籍贯。在家乡三次考秀才都没考中,不得已只好以捐款方式买了个监生,欲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来参加乡试。由于院试的不顺,便想离开广东而换个地方讨讨运气,于是居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至于康有为究竟是如何办理的转籍手续至今仍是个谜。但康有为首次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仍然“不售”,也就是没有考中,只好又“转”了回去,最终还是在广州考取的举人。

  然而康有为的北京赶考之行并非没有收获。其落榜后在回程中途经上海,接触到了资本主义事务,用《史学月刊》2014年01期上登载的《康有为与〈诸天讲〉》里的说法,就是开始“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康有为从中汲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几次参加“童子试”均没有取得秀才的资格。但清朝时期的规定,要想参加乡试考取举人首先必须是秀才。为了康有为的前途,康家又不得不出钱,为康有为买了一个“监生”。

  监生,国子监学生的意思,如有监生资格即为取得了“同等学历”。这是因为入关建国后一些满清贵族始终有一种担心,即他们子女后期疏于学习,如果完全施行高考择优录取的方式就有被挤出精英阶层的危险。于是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出现了“捐监”政策,即“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谓之监粮”。也就是说如果向国家捐献若干钱粮就发给一个相当秀才资格的文凭,从而可以直接参加乡试科考了。

  采用跳过考取秀才而直接“捐监”的方法在清朝时期还是比较普遍的。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宠臣”田文镜在真实生活中就是监生,鲁迅先生《祝福》里的四叔也是监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从未外出去考秀才,而“早早就援了例捐”。《儒林外史》里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却“还不曾中过学”,一次花钱进到贡院后,“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直僵僵不省人事”了。后来还是一旁的几个商人“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果然考中举人。大名鼎鼎的孔乙己也是“终于没有进学”,所以“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只不过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可惜的是孔乙己不像周进,身边没有几个商人帮衬,终于无法“捐监”。

  当年如果捐一个监生,所需多少费用呢?由于各时期、各地方的情况不同,因此价位也就有所浮动。我所查到的是在光绪初年需要白银四十三两。

  见《海峡都市报》2010年4月登载的文章,南安罗东镇潭溪村民黄先生无意中在百年老房的偏屋木地板下面发现两张“纳粟入监”的执照证明。一张是光绪四年(1878年)、一张是光绪五年(1879年)的。持有者为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人。姓名、金额经核对后有用朱笔画的圈圈,盖有“户部之印”和“国子监印”的印章。同时盖有骑缝章。光绪四年的纳捐者交付了四十三两白银,买的是“武监生”。光绪五年的纳捐者取得的是“文监生”资格,费用也是四十三两白银。

  那么清代的一两白银眼下又相当多少人民币呢?其实吧,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咱们只能大概估算一下。我写此稿的时间是在2017年9月初,查《黄金网》给出现时纯银价格是3.76元每克。一克等于0.002斤,但不等于0.02两。因为当时是十六进制,应为0.032两。这样估算,“纳粟入监”的费用为人民币五千多元,在一线城市连半平米的住房都买不下来,可见先“捐监”,然后再想方设法的到北京“异地高考”确实是条捷径。

  

  然而也有一个随叔父居住在北京的“读书人”却兴冲冲地赶回原籍参加乡试,结果是以落榜告终的。这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便随养父从项城到陈州,又到济南、南京。后来他的叔父又将已成孤儿的袁世凯带到京城抚养。并请了有举人、进士功名的教师分别教授写作、八股制艺,诗歌词赋和书法。应该说袁世凯从小还是受到了良好而严格的教育,是有深厚的文化功底的。

  袁世凯是以项城籍报的名,因此需要离京回到河南,在当时的省城开封参加乡试。结果则为名落孙山。

  不过对于袁世凯大比之年的落榜,刘成禺在《世载堂杂记》里却有另一番解释: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大考,善化的举人瞿鸿以一等第二名得了一个六品的翰林院编修、超擢侍讲学士,外放河南学政。

  其实学政根本算不上什么官职,在当时不过是个临时性的职务。学政在各个地方的待遇标准也不统一,完全由各地的领导人自主确定,并没有一定的条例规定。河南方面一向是以五品为标准棚规。但棚规也不是统一标准,里面还有大、小之分。结果是这一年的年初,瞿鸿在归德时,知府安排了大棚规。后来轮到了陈州府,当地出身山东望族的吴重熹久居官曹,压根儿就没把一个区区六品的编修放在眼里。吴重熹不仅只送了瞿鸿一个小棚规,而且还发文通告各府,要求各地一律照此办理。

  这样的处理对于吴重熹来讲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瞿鸿虽然表面上说不出什么来,但在心里记下了这一段恩怨。俗话,山不转水转。直到两期、六年过后,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的乡试,瞿鸿又被派往河南。这样他终于等来了报复吴重熹的机会。瞿鸿私下决定,凡陈州吴所辖各县的优等生,一律不予录取。

  项城考试中的第一名正是袁世凯。后来张联在《小站练兵与北洋六镇》一文中同样提到,袁世凯以世家子弟应试陈州,考列前十名,不幸被主考官摒出。时间也是指瞿鸿主持河南乡试的一年。

  连一个地区级的乡试都不能通过,这对袁世凯的仕途之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是袁世凯本身无论是从性格上讲还是自尊心方面都是根本无法接受的。盛怒之下,袁世凯不顾家人拦阻,冲进书房,把几年来的文稿诗词全部扔到院内,付之丙丁,以示与科举的决裂。

  当年瞿鸿即使是做梦恐怕也不会想到,由于他的滥用公权,终于使得晚清少了一个小官僚,而民国则多了一个大军阀。(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