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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移与碰撞的另类形式—读陈学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

叶隽

时间:2018-04-11   来源:2018年04期

  “五四”的题目,自然是日久弥新。如果将其作狭隘化的理解,自然是五月四日那天在北京,可如果将眼光放开去,我们就会发觉,上海原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至于湖南、四川、广东等各地的运动浪潮,其实声势也委实不小;这其中,自然也不应忽略其他各具特征的城市,譬如彼时不乏殖民地色彩的香港、台湾乃至青岛。

  

  《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一书作者陈学然颇有理论意识,开篇即对香港史书写三种模式做了总结,即殖民、民族主义、本土。当然我们还可列出其他可能发展的模式,譬如轰轰烈烈的“后殖民”“后现代”甚至“解构主义”等。当然让我饶感兴味的,自然还是他对五四精神本身的认知,他明确表示其乃“多变、多样性甚至是歧异的”,具体言之:“‘五四’既可以是‘国家’性或‘国家’层面的,但同时又可以有在地化的‘地方性’或‘地方’层面的‘五四’。基于传播途径、时空文化的差异,地方层面的‘五四’不尽相同于‘国家’层面的;当国家中心地区的‘五四’已经偃旗息鼓的时候,地方层面的‘五四’很可能正方兴未艾。”这一思路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它揭示出“中心”与边缘之间或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彼此的差异性;当然可以继续追问的则是这些万变之象是如何相互作用、彼此渗透,又如何体现背后的道之所在的。不过,还是先看其框架结构。作者分四章分别讨论五四运动的思想脉络、“五四在香港”的播散、“五四在香港”论述重探、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香港之“五四”回望与利用。最后则论述“香港与‘五四’的未竟理想”。这样的思路非常有意思,即基本上是从中国主体的角度来考察大陆与香港的关系,而且作者非常注意一手材料的发掘,如当时香港中外报刊中的资料就挖掘很仔细,他说《华字日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相当密集,细读之下,果然如此。

  香港地域面积虽区区弹丸之地,但因与英国的密切关系,已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主体性。五四时代,虽然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却也已是山雨欲来。知识精英总是很有这种敏感意识的,香港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就为此提供了一个集结地,陈君葆(1898-1982年)当时就读港大,日后回忆起来:“‘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澎湃高涨,弥漫着整个中国的时候,香港也受到一些冲击,但只是冲击而已,仍说不上震撼。”以陈氏这样的知识精英和文化情怀尚且如此感受,其他人更可想而知,这种因地域距离而造成的文化疏离感仍是清晰可辨。日后追忆,陈君葆还说:“‘五四’喊出了‘科学’和‘民主’的两个口号。三十多年来,这两个宝贝的东西一直在我们脑海中打滚着,真是梦寐不忘,可是我们总不晓得怎样才能够把它实现。思想方面,剿袭了一些像实验主义一类东西的皮毛,结果仅足以替业已濒没落的朴学撑撑场面,够不上谈什么科学的建立;而政治方面,则拾得一些个人主义的唾余,纵使行得通,学得像,仍不过是只供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奴役而已。总观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我们似乎很难逃出了这样的结纶。在过去的二十年左右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若果不是人民,由于先觉的和干练的领导,由于时机的把握,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伟大的力量,发现他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那么,到了今天,中国民族将如何挣脱了它的次殖民地的羁绊,将如何从新安排它自己的命运,实在仍是一个问题。”这样就将香港置于一个立体和系统的结构之中,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意义,值得追问了。确实,对于现代内地学人来说,其香港经验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标本。在我看来,这种文化体中的子文化互动现象也是饶有意趣的,尤其是香港的这种子文化是在中英双边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另类文化体。

  高觉敷(1896-1993年)回忆说:“虽曾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却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在港大的生活太优裕了。大学行政当局安排我们同寓梅舍,人各一室,不像在北京高师时那样拥挤,六至八人正在一个房间内。大学课堂、实验室等都在香港山上,梅舍比课堂高数十米,每天下山上课。每周课时不多,重在自学。下午四时后,我常与朱光潜、朱维干两同学上山散步。别的同学戏称我们为三个聪明人(Three Wise Men),实际上是讥笑我们为三个老学究。我们悠闲自在,几乎忘记了我国那时正处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中!”他们这批留学港大的青年,可以说正是五四的产物,因为如果没有新文化的轰轰烈烈和开启风气,他们也很难走入香港这样的“另类空间”。

  

  当然他们还算是弟子辈的人物,一个有趣的比较则是,作为老师辈,亦即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鲁迅、胡适也都曾有过香港经验,虽然短暂,但却也雁过留痕,有其文化史意义。鲁迅是1927年2月到港的,在香港青年会做了两次演讲。18日晚讲《无声的中国》,19日晚讲《老调子已经唱完》。日后则发表过《略说香港》《说香港恭祝圣诞》《再说香港》等三篇文章。而胡适则时间更长,任务更重。1935年初,港大邀胡适讲学,并授予名誉法学博士。据说,港大原有意礼聘胡适出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此前港大中文系师资主要由一批前清翰林组成,教育内容自然难免显得陈旧落后。

  因为此次胡适南行,显然有着多重试探性的因素,至少港大方面是相当重视的,按照胡适的说法:“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总统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尔(Sir William Hornell)的家里。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学文学院长福斯特先生(D,L.Forster)代为排定。西洋人是能体谅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给我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较很从容,玩了不少地方。”这里的副校长恐怕就是校长,英国的大学体制,所谓的校长(Chancellor)其实是名誉校长,挂名并不管事的,真正主持校务的所谓的副校长(Vice-Chancellor)才是校长,而副校长一般称Pro-Vice-Chancellor。这位韩耐尔正是港大主事的校长。

  查胡适日记,他这一行其实并非仅为到港,而是一路行程的部分而已。1935年1月25日还有长篇日记, 但下面长达三月之久未记,直到4月28日才又续上。这在终生坚持日记的胡适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情况。1月25日到港后,他曾与港大文学院院长福斯特联系,“已上船。打电话给Dr.Forster(福斯特博士),他约我上山顶去谈,我不能去,约他上船来谈。吃晚饭后回船”。果然,“Forster(福斯特)夫妇来。他们渴望受颐兄能来港”。从这里反映的情况来看,胡适此时已经明确推荐陈受颐(1899-1978年)出任港大中文系主任。但不太愉快的是,胡适同时读到了《中大拒胡适·文学院教授团昨发宣·古直钟应梅领衔》这样一份材料。其中,写到中大文学院教授团,由古直、钟应梅等领衔,为拒胡案表示发出宣言云:胡适出言,侮辱宗国,侮辱广东三千万人,中山大学布告驱之,定其罪名为认人作父。

  碰到这样的事情,恐怕怎样都是很影响心情的。以胡适其时在中国学术与文化场域的地位,真可谓是“如日中天”,但却遭到中山大学的如此攻击,尤其又是当他南行(广州、香港、广西)之旅的过程中,确实是颇为尴尬的一件事情。好在胡适少年成名,久经风浪,仍能稳坐钓鱼船,继续他的香港之行。

  

  香港大学建立在1911年,正与中华民国同庚,但若考虑其按照英国大学模式运作,初创之际颇有峥嵘气象,这也表现在用人上,譬如其中文系主任的聘请就是大事。此事可见港大一贯的认真,从首选胡适,到最后许地山赴任,其间夹杂陈受颐、陆侃如、郑振铎等备选的情况,确实颇有意味。这其中一个重要背景乃是中文系的早期师资,赖际熙(1865-1937年)、区大典(1877-1937年)两人乃是重要人物,所谓“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创始于1927年,初名中文系。中文系成立之初,赖际熙、区大典二太史任专席讲师,仿照广雅书院学制,所授者经史、文词为主”。其实早在1913年,区大典等就受聘于港大,其关系是相当持久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惯性运作,自然不易改变。所以到了1935年前后的中文系主任选聘,乃是内含有传统向现代变型的关键举措。胡适被作为首选目标,其实已经清楚显现出港大校方的意向,而陈君葆显然应是持赞同胡适的态度的:“今晨对学生言,指出徽师的偏见,原来许多学生都已察出,类如程志宏专从文学立论,罗鸿机谓一比较胡适的演讲与区先生的演讲,便看出他们的优劣来,这是无可讳言的,其他陈锡根早就不满意于经学,以为那简直是骗人的束西,甚至施尔也以为‘区老师’讲来讲去不外那一套话,好像是念熟来的,那末为谈经学的讲,若果不变法,总不得了。”胡适的港大演讲就是由陈君葆译成英文,交给校方的。

  根据陈君葆的记录:“科务会议,……罗伯生报告。关于聘请陈受颐一事,已接到渠及胡适之两方面来电说‘不能来’,胡适来电改介绍许地山或陆侃如。陆侃如我知道他的甚少,许地山则似乎从前已有人提过了。”1935年5月10日,胡适记载:“发一电一航空函与香港大学Sir William HornelI(威廉·韩耐尔爵士),推荐许地山与陆侃如。”陈君葆又记录:“校长贺纳问我知道许地山、陆侃如两人否,我据实以对。他又问一个什么Mo Chien,我想不出是谁,似乎这人不大出色。据我的意,若果陈受颐不能来,能得许地山则更佳,从前东木也说过,有请许地山的意思,但不知怎样又复搁起来了。我不解憩棠何以说是东木的手腕。”大概一个月后,“十点开科务会议,讨论依据校董会意思决定改聘许地山担任中文学院院长事,罗伯辛教授说明了我的意兄,对于许地山的学问资格及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说了一番后,于是大众遂一致通过胡适的建议”。许地山之被选择,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正如其夫人周俟松(1899-1993年)所言:“港大中国文学课原以晚清八股为宗,教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及桐城古文。地山就任后,参照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分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充实内容,文学院面目为之一新。”诚哉此论,要言不烦,正可见出许地山对港大中文系课程变革的新范式确立之意义。遥想当年,许地山辞去燕京大学教授之职,于1935年9月5日到港大就职,不负众望,使得香港大学的中文系终究实现改革,可以认为,胡适开风气,而许地山则躬行实践。遗憾的是,许地山任职港大仅六年光阴,而且是他生命中最后岁月,从1935到1941年,许地山在港大中文系主任职务上贡献良多,值得仔细研究。此期的要事之一,当数陈寅恪寓港。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场域最杰出的学者和精英人物,陈寅恪(1890-1969年)的留居香港,虽然为时不长,但却甚有意义。而陈、许二人的交往又不仅是公事上的往来,也有共同的学术兴趣,这就是对印度文化的高度重视。许地山虽以现代文学场域的名作家闻世,落花生之名近乎家喻户晓,但究其本色,仍是纯正学人,其早年留英,日后去印,对梵印文化有相当深入之研究。这种情谊,在陈寅恪挽许地山联中表现得最明显: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午时回忆倍伤神。

  陈君葆称:“挽联中以陈寅恪的一对为最亲切有昧,可谓情文并至。”他者无论如何,至少此联确实情文并茂,使人感慨犹深。若非彼此相交深厚,情深意重,也难写出至诚之文字。有论者甚至更高度推崇“许地山作为香港新文化奠基者的地位已为历史所证明”,就更上层楼,在香港新文化语境中来凸显许氏之意义了。在我看来,良有以也。

  

  香港之所以能在现代世界获得一独特之经济与文化地位,固然与其“殖民情境”密切相关,英国作为宗主国的制度规定和建设意义确实非常重要;但从更长远眼光来看,则文化侨易过程也许更为根本,说“民族主义”或略纠枉过正,但“本土意识”则确实极为重要。而五四在香港,其实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或文化观念等流动到香港这么简单,而是具有关键性的思想链接意义的“架桥”功用,因为就本土文化与香港文化的互动而言,往往重视不够,作者在结论中强调:“百年殖民情境使香港文化无可能同一于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所谓的‘夹缝性’、‘混杂性’,正是香港为每一个时代南来者提供不一样于文化故国的‘异国情调’;但另一方面,香港因为未深受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影响之缘故,旧学传统、士人文脉乃至后来的民国学风在此地反而延续不息,致使在这个殖民地上的港人,因为旁观内地政局发展的情况下,文化中国的认同感和承续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民族主义很多时候有增无减。”这种介于之间的“间性”功能确实饶有意味,而且在以上所提及以港大这一英国殖民者创办的香港首席大学为个案来关注“中文系”这样一个必然兼及“中外交融”的命题时,可以明显感受到,其连带出的问题自然多多,并不仅是兼及中外而已,还有中国内部系统里的“立异多元”之景观同时存在,确实具有“取象见道”的价值。所以我们应当承认,虽然研究文化关系的各种著作层出不穷,但这样一种兼及文化体内部多元、内外关联、间性位置等因素皆具的史料考证扎实的著作则并不多见,可以说是表现文化转移与碰撞的另类形式的难得之佳作,其学术意义毋庸赘言。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