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看老树

　　一

　　论起古树来，大概老北京最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一座城市，都赶不上。这是因为作为一座城市，北京城的历史太古老，和这座古城一起共生与成长的古树众多。纵使几千年历史沧桑变化，在人为的战争和自然的灾害的双重破坏力之下，很多古树已经消失，但毕竟树的数量和繁殖力比人要坚韧，存活下来的依然很多。几千年风云变化，多少朝代更迭，帝王将相已经灰飞烟灭，但是，那么多的古树却依然有存活至今者，绿意葱茏，这是最让人惊叹不已的都市奇观。

　　据说，北京如今健在的树龄在300年以上的古树，有三万多棵。千年树龄以上的古树有多少，我不清楚，只知道其代表者，一是潭柘寺的银杏，一是景山的古槐。如果算上远郊山区，在昌平龙凤山下檀峪村有棵三千年的老青檀，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对这些古树产生景仰之情。和其他植物不同，树有年轮，年轮便是逝去岁月最有力的证言，成为了历史看得见的活化石。

　　北京现在矗立在地面的建筑，比如我们的故宫或天坛，不过是明代的建筑。那些古塔古寺，如天宁寺或法源寺，也早不是辽代或唐代的，而是后来尤其是清代重修的了。同样屹立在地上的树木，上述的那些树木的年代，都要远远早于它们。它们是活在北京城的最老的长者，只不过白须冉冉，变为了他们的绿叶飘飘。

　　北京这座古城，如果说皇城与皇家园林，是它明星般的招牌；胡同四合院，是它平民化的代言；那么，这些古树，便是它历史存活到今天的一本打开的书。如此三者合一，北京这座古城，才算是完整的，统一的，多维立体的。

　　如同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惨遭人为毁坏一样，北京的古树也遭到过同样的命运。同胡同和四合院命运不尽相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古树的保护要重视得多，投入的也多，远超过胡同和四合院。在北京所有的古树身上都挂有一枚牌子，标明古树排列有序的号码。古树的价值，似乎要高于破败的胡同和四合院。

　　古树惨遭人为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在清末民初之后。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和国共战争期间的三次战火，北京古树所遭受的毁坏，正如庚子之乱慈禧太后重回北京见到的前门楼子，已经是被腰斩了一半，残缺不全。仅以天坛的古树为例，当年外国兵、国民党兵先后驻扎在天坛里，砍伐柏树林为营盘，毫不珍惜地拿它们去烧火做饭，甚至把火车都开进了天坛。一个古木参天的天坛，被肆意蹂躏成什么样子！

　　如今的天坛柏树林，不少都是后来补栽的。当年基辛格博士访华，到天坛参观时候说：你们的天坛，我们可以花钱在美国再建一个，但这里的这些古树，我们无法再有。如果这里的古树没有被毁掉，全部还健在的话，他又该是怎样的惊讶呢？

　　都说秦时明月汉时关，最象征着古老和对古老的想象。其实，古树才是古老，不仅是象征，不仅是想象，而是更具有生命的气息，是活的历史。

　　小时候，还没有上学，父亲常带我去景山爬山。每一次，都会带我去观妙亭之东的山坡上，看那棵歪脖子树。站在这棵树下，父亲总会对我讲古，讲李自成打进北京，打进故宫，崇祯皇帝怎么从故宫的后门逃跑出来，跑到景山，在这棵歪脖树上上吊自杀。然后，又会讲李自成打进北京，坐在了故宫朝廷的龙椅上，因为是农民，没有吃过什么真正好吃的，认为饺子是天下最好吃的，就天天吃饺子，一连吃了三七二十一天的饺子，最后，和崇祯皇帝一样，也被赶出了故宫……

　　每来一次景山，必到这棵歪脖子树前，必讲一次，不厌其烦，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子。在民间，老树就是这样参与了历史的演绎，深化着普通人对历史的认知。在这一点上，老树本身所蕴含的历史和所演绎的故事，同京戏或评书对历史故事演绎的潜移默化作用相似。京戏、评书、古树，我一直把这三者认为是北京文化的独特之处，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

　　我自己对北京古树的认知，便是从这棵歪脖子树开始的，可以说，它是我的启蒙。这棵歪脖子树，在文化大革命被毁。我一直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又是出于什么心理？几百年来，它一直长在那里，没招着谁，没惹着谁，为什么要和它过不去呢？想起顺治皇帝当年看它不顺眼，认为它是一棵罪树，戏剧性地命人用锁链捆绑上它，即便如此，也没有要了它的命呀。当时，有人为此写诗：“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树无辜受锁枷。”这诗今天读来，感慨尤深。

　　二

　　北京以前胡同和大街上没有树，树都在皇家的园林、寺庙或私家的花园里。故宫御花园里号称北京龙爪槐之最的“蟠龙槐”，孔庙大成殿前尊称“触奸柏”的老柏树，潭柘寺里明代从印度移来的娑罗树，龙树寺里的明代龙爪槐，长椿寺里的老楸树，颐和园里的老玉兰树……以至于天坛里那些众多的参天古树，莫不过如此。

　　另外，就是坟地里老树、古树也特别得多。十三陵一带的古树不必说了，那是在城外。城里那时也有坟地。小时候，我们常出崇文门，过当时的慕贞女中和汇文中学，再往东有一块坟地，当时人们叫它德国坟地。那里的老树古树也不少，在树木之间，还有一些类似儿童乐园的简易玩具。我们爱去那里玩，旷野的感觉，尤其是下雨之前，风呼呼地刮过来，昏天黑地，树木森森，有点儿恐怖，却也刺激、好玩。

　　后来读清诗有句：“梨从海氏茔前摘，枣自郎家园里来。”信是不假。诗里说的海氏茔是坟地，郎家园当年也是坟地，是清朝皇家御用外国画师郎世宁的坟地。只不过，这两家的坟地当时都有名气，所以之后才会出好吃的梨枣，其中朗家园的枣一度很出名。

　　北京有了街树，应该是民国初期朱启钤当政时引进了德国槐之后的事情。这是一种洋槐，和老北京宫廷与寺庙中的古槐还是有区别的。

　　在那之前，除了皇家园林和寺庙，四合院里也是讲究种树的，大的院子里可以种枣树、槐树、榆树、紫白丁香或西府海棠，再小的院子里，一般也要有一棵石榴树。老北京有民谚：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是老北京四合院里必不可少的硬件。但是，老北京的院子里，是不会种松树柏树的，认为那是坟地里的树；也不会种柳树或杨树，认为杨柳不成材。所以，如果现在到四合院里看见这几类树，那都是后栽的，年头不会太长。

　　如今到北京来，想看到真正的老树，除了皇家园林或古寺，就要到硕果仅存的老四合院了。

　　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还能够看到当年鲁迅先生住的补树书屋前那棵老槐树。那时，鲁迅写东西写累了，常摇着蒲扇到那棵槐树下乘凉，“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那棵槐树现在还是虬干苍劲，枝叶参天，起码有一百多岁了，比鲁迅先生活得时间长。

　　看张恨水的回忆文章，说他最初来北京住未英胡同三十号。那时，院子里有一棵两百多年的老槐树。未英胡同以前叫喂鹰胡同，离虎坊桥很近，曾是皇帝玩鹰养虎之地，明朝就有，是一条老胡同了，胡同的院子里有一棵两百多年的老槐树，不稀奇，比鲁迅院子的那两棵槐树的年头还要老。只是现在这棵老槐树早就不在，我们只能遥想当年了。

　　在上斜街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里，还能够看到当年沈家本先生居住时就有的那棵老皂荚树，两人怀抱才抱得过来，真粗，树皮皴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的样子。我第一次看到它时，真有点儿惊心动魄的感觉，让我想起沈家本本人，这位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吏大臣，我们法学的奠基者正直耿直的形象，和这棵皂荚树的形象是那样的吻合。据说，在整个北京城，这是屈指可数最粗最老的皂荚树之一。

　　在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里，还可以看到文天祥当年关押在这里时亲手种的那棵枣树，年头够老的了。岁月如同一位严酷的雕塑师，将几百年来历经的每一道沧桑，都醒目地雕刻在枣树的枝干上。最为奇特的是，这棵枣树遒劲、极尽扭曲的枝干，几乎都是朝着南面的方向伸展着。人们为它演绎，说它和文天祥写过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相呼应。树犹如此，人以何堪！我去那里时正是冬天，枣树上的叶子尽落，主干突兀，大小枝干参差，铁骨钢筋一般在风中抖动，发出铁板铜钹一样的声响，真的觉得树和人一样，也是有着强烈的感情的。

　　在陕西巷的榆树大院，还能够看到一棵老榆树。当年，赛金花盖的怡香院就在这棵老榆树前面，就是陈宗藩在《燕都丛考》里说“自石头胡同西曰陕西巷榆树大院，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的地方。之所以叫榆树大院，就因为有这棵老榆树，是典型的地以树名。前些年，我教过的一位学生的家住在那里，邀请我到他家，专门去看赛金花的怡香院。他家住在二楼，站在当年赛金花住的房子的后窗前，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榆树满树的绿叶葱茏，比赛金花青春常在，仪态万千。

　　西河沿192号，是原来的莆仙会馆，尽管早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后搭建起的小房如蘑菇丛生，但院子里有棵老黑枣树，一直没舍得砍掉。在北京的四合院里，种马牙枣的枣树有很多，但种这种黑枣树的很少。那年夏天，我专门到那里看它，它正开着一树的小黄花，落了一地的小黄花，碎金子一般闪闪发光，真的是漂亮。当然，我说的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如今这棵黑枣树是否还健在。

　　尽管山西街如今拆得仅剩下盲肠一段，前面更是拆得光光的，矗立起高楼大厦，但甲十三号的荀慧生故居还在。当年，荀慧生买下这座院子，自己特别喜欢种果树，亲手种有苹果、柿子、枣树、海棠、红果多株。到果子熟了的时候，会分送给梅兰芳等人分享。唯独那柿子熟透了不摘，一直到数九寒冬，来了客人，用竹梢头从树枝头打下邦邦硬的柿子，请客人就着冰碴儿吃下，老北京人管这叫做“喝了蜜”。如今，院子里只剩下两棵树，一棵便是曾经结下无数次“喝了蜜”的柿子树，一棵是枣树。去年秋天，我去那里，大门紧锁，进不去院子，在门外看不见那棵柿子树，只看见枣树的枝条伸出墙头，枣星星点点，结得挺多的。老街坊告诉我，前两天，刚打过一次枣。历尽风霜，枣依旧很甜。

　　离荀慧生故居不远的西草厂街88号的萧长华故居里，也有一株枣树，比荀慧生院子的枣树年头还长。同荀慧生爱种果树一样，这棵枣树是萧长华先生亲手种的，前些日子去那里看，虽然院子已经凋零一片，无人再住了，但枣树居然还活着，在垃圾和乱草丛中顽强地伸展着绿色的枝叶，摇曳在今日的阳光中和昨天的回忆里。

　　在北京四合院里，好像只有枣树有着这样强烈的生命力。因此，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枣树是种的最多的树种，在我的印象里，要比民谣里说的“天棚鱼缸石榴树”的石榴树多。小时候我住的四合院里，有三株老枣树，据说是前清时候就有的，别看树龄很老，每年结出的马牙枣依然很多很甜，比现在卖的冬枣更有枣的味道。

　　所谓青春依旧，在院子里树木中，大概独属枣树了。从我落生不久住进这个大院，一直到21岁离开大院去北大荒，每一年的秋天打枣，都是我们大院里的节日。一般都是半大小子爬到树上，伸长着竹竿子打枣，小不点儿的孩子，在树下接枣。打下的枣，堆成一座小山，谁也不会私自把枣拿回家，而是端着洗脸盆，装满一盆盆的枣，挨家挨户去送枣。这样美好的传统，连同我们爬到树尖，看红红点点的枣和树叶一起晃动，仿若太阳也跟着一起晃动的情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大院的那三株老枣树，起码活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为了住房改造砍掉了它们，起码现在还可以活着。如今，我们的大院拆迁之后建起了崭新的院落，灰瓦红柱绿窗，很漂亮，不过，没有那三株老枣树，院子的沧桑历史感，怎么也找不到了。

　　如今，北京城的绿化越来越漂亮，无论街道两侧，还是小区四围，种植的树木品种越来越名目繁多，却很少见到种枣树的。大概是因为枣树虽然开花，但是米粒一般，很小，没有什么观赏价值。再有，枣树容易掉那种洋剌子和吊死鬼的小虫子，很有些烦人的缘故吧。这种变化是老北京断然没有想到的。人们对于树木的价值需求和审美标准，就这样发生着变化。老北京四合院的枣树，在这样被遗忘的失落中，便越发成为过往岁月里一种有些怅惘的回忆，很有些老照片的感觉。

　　三

　　在我所见的这些树木中，最容易活的是柳树和紫叶李，最难活的是合欢树。但是，我对合欢树最是情有独钟。

　　说来，也许有些可笑。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在每天清早上学的路上，几乎都能够碰见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迎面向我走来。我觉得她人长得特别漂亮，就像我妈妈一样的漂亮。那时候，我的妈妈刚刚去世不久。我知道，这只是我心理上的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但是，错觉也好，幻觉也罢，每天清早上学的路上，能够见到她，是我最大的愿望。

　　那时，那条路上种的街树就是合欢。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年一到六月，树上便开出绯红色的花朵，绒毛细细的，很柔软的感觉，像一匹红云彩似的，惹人怜爱。这时候，迎面看着她走在这样绯红色的云朵下，感觉她更漂亮了。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我在看她，每一次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她都会冲我和蔼地笑笑。真的，那时候，我特别的可笑，甚至有些傻气。每一次和她擦肩而过看到她冲我笑的时候，我都希望她能伸出手，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一下，就像妈妈总爱摸我的头一样。

　　后来，我知道，她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另一所小学当老师，那是一所私立小学。我痴心妄想能够转到那所小学去读书，就可以天天见到她，没准儿，她还能教我呢。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家里没有钱供我去读私立学校的。读中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做《合欢》。我写了对她对合欢树的想象。如果，有什么树可以象征一个人的童年，合欢，几乎成为了我的童年之树。

　　也许，我还有更可笑的事情。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北京，我重回读小学的学校，因为待业在家，母校的校长好心地邀请我去代课。重新走在这条小时候走过无数次的老路上，我渴望能够像当年每天早晨上学一样见到她。但是，这样的奇迹，怎么可能出现呢？那条老街上，我没能再见到她，合欢树，也一棵都没有了。

　　或许，真的是合欢树难以成活。如今的北京街树中，有名的是夏天南池子的槐荫夹道和秋天钓鱼台的银杏铺地，我再也没有见过有哪一条街道两旁种有合欢树了。

　　后来，有人对我说故宫御花园和宋庆龄故居里的合欢树长得不错，花开的时候很好看。这是当然了，那里的树，会有人专门打理，自然比别处的好活，过得滋润了。况且，也不是街树。

　　再后，读清诗里说：前门辇路黄沙软，绿杨垂柳马缨花。马缨花，就是合欢，说明种合欢为街树，早在清时就有了。不过，我觉得，那样街头有树的情景是极个别的，甚至我怀疑那仅仅是演绎。

　　一直到最近，读到清《竹枝词》：“正阳门外最堪夸，五道平平不少斜；点缀两边风景好，绿杨垂柳马缨花。”又一次提到在前门外的大街两旁是种着合欢树的，大概不是夸张。

　　又借到一本芥川龙之介写的《中国游记》，在这本书里他两次提到了合欢树。一次是从辜鸿铭家出来，朝着东单牌楼他住的旅店走的路上，说是“微风吹拂着街边的合欢树”。另一次是他说：“合欢与槐树的大森林紧紧环绕着黄色琉璃瓦的紫禁城。”后者说明当时北京城合欢树的茂盛，前者则说明东单大街两旁当时是种着合欢树的。

　　还看到邓云乡的文章，说景山前街曾经的街树也是合欢。

　　这样就可以佐证，合欢树曾经一度的辉煌，而且作为街树，并非是我童年时见过的孤例。芥川龙之介是1921年从日本来到北京的，邓云乡说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也就是说，合欢树作为街树，曾经从清末民初一直到北京和平解放之后，存在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一道美丽的风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被冷落在一旁？

　　如今，在北京，不仅街道上见不到合欢了，就是在老院子里或在新建的小区里，也很少能见到合欢树。

　　十多年前的夏天，我的孩子买房子时，看中的是小区里有一片合欢树，去看房时正是夏天，满树毛茸茸绯红色的花朵，看得人爽心悦目。如今，那一片合欢树只剩下六株苟延残喘，树干被锯掉一大截儿，树枝被剪掉的更多。到了夏天，孤零零地开着零散的花朵，再看不到十多年前的风光了。

　　在离宣武门不远的校场口头条，那是一条很闹中取静的小胡同，在这条胡同的47号，是学者也是我们汇文中学的老学长吴晓铃先生的家。他家的小院里有两株老合欢树，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那年，我特意去那里，不是为拜访吴先生，因为吴先生已经仙逝，而是为看那两株合欢树。合欢树长得很高，探出墙外，毛茸茸的粉红色的花影，斑斑点点地正辉映大门上吴先生手书的金文体门联“宏文世无匹，大器善为师”。那花和这字，才如剑鞘相配，相得益彰。如诗如画，世上无匹。

　　不过，这也是十多年的事情了，如今，不要说吴先生双棔书屋小院里那两株合欢树是否健在，就是那个小院那条胡同是否还在，都让人隐隐地担忧了。

　　四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着了迷一般，像一个胡同串子，到处寻找老院子里硕果仅存的老树。树有年轮，树的年轮就是北京四合院的年轮，见证着它们沧桑的历史。树的枝叶花朵和果实，最能见证北京四合院缤纷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已经越来越少的老树，是老四合院的活化石。老院不会说话，老屋不会说话，迎风抖动的满树的树叶会说话呀。

　　记得写过北京四合院专著的邓云乡先生有一章专门写“四合院的花木”。他格外注重四合院的花木，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说京都十分春色，四合院的树占去了五分。他还说：“如果没有一树盛开的海棠，榆叶梅，丁香……又如何能显示四合院中无边的春色呢？”

　　十多年过去了，曾经访过的那么多老树，说老实话，给我印象最深的，还都不是上述的那些树，而是一棵杜梨树。

　　那是十二年前的夏天，我是在紧靠着前门楼子的长巷上头条的湖北会馆里看到的这棵杜梨树。枝叶参天，高出院墙好多，密密的叶子摇晃着天空浮起一片浓郁的绿云。这个大院，我很熟悉，因为读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家就在这个大院里，离我当时住的西打磨厂很近，我常找他玩。春天的时候，这棵独梨树会开满一树白白的花朵，煞是明亮照眼。

　　如今，在它的四周盖起了好多小厨房，本来轩豁的院子显得很狭窄，但人们还是给它留下了足够宽敞的空间。我知道，人口的膨胀，住房的困难，好多院子里的好树和老树，都被无奈地砍掉，盖起了房子。前些年，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改成电影，英文名字就叫做《屋子里的树》，是讲没有舍得把院子的树砍掉，盖房子时把树盖进房子里面了。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个细节不是虚构的，不少院子里都曾经有过这类事情。因此，可以看出湖北会馆里的人们没有把这棵杜梨树砍掉盖房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值得尊敬的事情。

　　那天，很巧，从杜梨树前的一间小屋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正是种这棵杜梨树的主人。她告诉我自己已经87岁，不到十岁搬进这院子来的时候，她种下了这棵杜梨树。也就是说，这棵杜梨树有将近80年的历史了。

　　那年的冬天，我旧地重游，那里要修一条宽阔的马路，湖北会馆成了一片瓦砾，但那棵杜梨树还在，清癯的枯枝，孤零零地摇曳在寒风中。虽多少有些凄凉，但毕竟还在。

　　那位老太太让我难忘，还在于她对我讲过的一段话。那天我对她说您就不盼着拆迁住进楼房里去？起码楼里有空调，夏天住在这大杂院里，多热呀！她瞥瞥我，对我说：你没住过四合院？然后，她指指那棵杜梨树，又说，哪个四合院里没有树？一棵树有多少树叶？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把扇子。只要有风，每一片树叶都把风给你扇过来了。

　　老太太的这番话，我一直记得。住在四合院里，晚上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乘凉，真的是每一片树叶都像是一把扇子，把小凉风给你吹了过来，自然风和空调制造出来的风不一样、

　　日子过得飞快，十二年过去了。这十二年里，偶尔，我路过那里，每次都忍不住会想起那位老太太。那棵杜梨树已经不在了，我却希望老太太还能健在。如果在，她今年99岁，虚岁就整一百岁了。

　　作者系《人民文学》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