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书院往事

　　书院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主要活动是讲学，兼作藏书和祭祀场所。中国古代的书院萌芽于唐朝，本义是把院子用院墙围起来用以藏书，所谓“院者，取名周垣也”，最初的书院即是藏书之所。随着书院的发展，其功能和种类越来越多，按照功能来划分我国古代书院的种类，有用于读书的，有用于藏书的，有用于著述的，有用于讲学的，有用于会讲的，有用于科举应试的，有用于军事教育的，名目繁多。按照级别划分，书院有家族的、有乡村的、有县级的、有州级的、有府级的、有道级的、有省级的。书院主要由私人创建，有时也有官方出面创办的，特别是清代，官方出面创办的书院占据很大一部分。书院自唐末、五代产生后，两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书院延续了宋朝的发展势头，书院制度走向成熟，明清时期，书院获得大发展，达到鼎盛，清代书院达到4365所，到清末改制，延续了1200余年。

　　和南方省份相比较，北京的书院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由于位居都城，对我国教育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太极书院、首善书院和金台书院在中国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发展、鼎盛和改制

　　北京自五代创办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新的书院诞生，到了元朝，北京的书院才有了初步发展，士大夫们先后创办了位于金朝中都城内的太极书院、房山的文靖书院、昌平的谏议书院和韩祥书院等4所书院。

　　明朝前期，官学发达，书院沉寂;中后期，随着官学的衰落，特别是王学兴起，北京地区的书院也和全国一样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明朝北京的书院有通州的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密云的白檀书院和后卫书院、昌平的叠翠书院和宣武门一带的首善书院等8所。明朝末年创办的首善书院，是由在朝廷做官的东林党人发起的，其建设费用全部来自十三道御史的捐资。

　　王学的传播，使北京书院有了较大发展；党争又使北京书院受到重大打击，特别是明朝末年，中原有农民起义，东北地区有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的侵扰，可谓内忧外患。天启初年，在万历朝党争中失利的东林党人陆续回到朝廷执掌政权，一时间，朝政欣欣向荣。东林党人认为重塑封建伦理纲常，培养为朝廷、为国家效力的人才，是当前首要的“政治”，只有如此，才能挽救国家危亡，因此他们在北京创办的首善书院，其讲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也没有抨击的必要，而是向人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它的被封杀是因为不久以后再次的党争，而并非书院本身讲学的原因。魏忠贤等人为了控制朝政，必须打压东林党人，于是他们无中生有，造谣说东林党人利用首善书院攻击朝政，这不过是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借口罢了。以往一些学者在谈及首善书院被禁毁的原因时认为是书院抨击朝政，引起阉党的嫉恨所致，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清朝对书院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态度，天子脚下的北京书院得到较快发展，是北京书院的鼎盛时期，主要书院有：东城的金台书院、房山的云峰书院、卓秀书院和义仓书院、昌平的燕平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顺义的蒙泉书院、平谷的近光书院、怀柔的温阳书院、密云的白檀书院、延庆的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等12所。

　　由于清代政府对书院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地方官员往往成为书院创建的发起者、组织者，他们大都带头捐俸捐廉，并且劝捐，为书院筹集资金。例如光绪五年，金台书院大修时，顺天府尹周家楣广泛发动，大小官员纷纷捐献，竟然筹措到14631两银子。位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多次修缮，都是当地官员自捐清俸，再约诸君各捐清俸，鸠集工匠，悉加修葺。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二月，密云县令李宣范发动当地绅士捐廉几千两白银，对白檀书院进行了重建。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士大夫们开始探讨书院改制为学堂的问题，但是书院改制不仅是教育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戊戌变法和新政使书院改制的过程一波三折。 “百日维新”之前，变法大潮涌动，1898年5月22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各地两个月内把书院全部改制为学堂。金台书院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改制为学堂的，虽然没有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制，但和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在变法期间比较早地完成了改制。然而，由于光绪帝的政令出不去北京城，故而北京郊区的书院并没有改制，其余的书院都是在清政府“新政”后改制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对书院改制没有表态支持，各级官员在等待观望，加上变法很快失败，使书院改制戛然而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牢牢控制了朝政，推行“新政”，又下令书院改制，光绪二十九年，朝廷废除科举，官员们看到慈禧太后支持书院改制，特别是朝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表明中央政府改制的决心，北京的书院改制才迅速推开并在几年内完成。

　　教学、藏书和祭祀

　　教学、藏书及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北京书院同样具备。

　　宋元明清时期的书院，尽管时代不同，教学内容也有些许差异，但是，基本内容没有变化。由于这一阶段理学盛行，所以老师教授的都是已经理学化了的儒家经典，这是和宋朝理学产生以前所不同的。至于明朝和清朝又有区隔，明朝中后期书院的大发展是王学传播的结果，王学倡导思想自由，反对程朱理学的僵化，故明朝书院讲学内容虽然是儒家经典，但比较自由发挥，采取讲会的形式授课，如北京的叠翠书院、通惠书院、双鹤书院和首善书院等。在这些书院中有重大影响的是首善书院。首善书院的听众既有缙绅，又有一般民众，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理学可以向凡夫俗子灌输，任何人只要接受了理学，都能成为圣人。

　　清朝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加上书院教育的科举化，书院讲学内容主要固定在“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上，外加二十四史。

　　金台书院生徒主要学习和习作八股文，临摹法帖，时而讲授经书义理。延庆的冠山书院诸生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属于全日制学校。课程有《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性理字训》《童蒙须知》。既有童生的课程，又有生员、举人的课程。近光书院授课内容也是《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最终目的全是奔着科举而去。

　　明清时期的北京书院藏书，来源大致上有购置、赐书、出版和搜集几个途径，其中购置是其主要渠道，为了使藏书更好地服务于书院的师生，北京古代书院大都建造了藏书楼，并且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监院”“斋长”“书办”“司书吏”“看役”等。藏书在培养人才、传播理学和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院供祀的目的是唤起诸生对先圣先贤的敬仰之情，是对诸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重要形式，在生徒心中树立起典范人物形象，知礼仪、明廉耻。北京古代书院几乎都设有祀祠、祀像和牌位(木主)，供祀先圣、先贤和先师。如通惠书院诸生按时祭祀“先哲”，首善书院供祀孔子牌位，白檀书院建造祠堂祭祀书院创办人李宣范，金台书院的供祀对象为孔子。

　　书院的管理

　　北京书院在师资、生徒、藏书、经费等方面都有管理制度。

　　院长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兼行政首脑。书院山长既有官府礼聘的，也有地方公众延聘的。书院名声越大，对山长的品学要求就越高。金台书院，“顺天府主其事，每延京朝官有文望者为山长。”许多书院还要求山长具备进士出身的资格，对其出生地也有规定，如冠山书院院长的任职资格，“必须外州县及外省甲榜乙榜出身，品学优长者”。燕平书院院长则可以聘请附近的品学兼优、科甲出身的绅士担任。清代加强了对书院院长的管理，对于所聘院长，由学臣管理，各地要将院长姓名、籍贯、更换到馆日期，造册详报抚藩衙门察核，以杜徇情延请之弊。

　　对生徒的管理一是通过对教学秩序的规范。如燕平书院规定除生徒外，任何人不许在书院住居，否则罚钱后仍令其迁出，更不准作为各种差役的公馆。冠山书院要求生徒安分学习，不准参与外界的事情，有事外出，必须请假。二是通过考课，考试必须在书院内进行，生徒不许携卷外出，作弊者将受到严惩。

　　藏书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生徒使用，在管理上必须有一套制度，如燕平书院对图书的购置、储藏和借阅都有严格规定。

　　经费对书院的存亡关系甚大。关于明代北京书院经费的管理问题，目前研究缺乏资料。清代北京书院经费的管理权，从总体上讲，中期以前，经历了一个由民管到官管的过程，清朝中后期则出现由官管移交至民管的转化。由官方拨付给书院的经费，都由官府直接经管，如金台书院、燕平书院。由民间捐输给书院的那部分经费，平时让书院的董事会管理，年终由政府监督，如云峰书院、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

　　人才培养

　　古代书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培养人才，而“广学校所不及”，书院也确实成为封建社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对于人才的养育做出了很大贡献。首善书院培养了许多讲求气节的士大夫。清朝时期，北京的书院生徒数量创历史新高，特别是金台书院成为京外各省士子为参加科举考试进行准备的主要场所，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或者成为官吏，或者成为学者。有时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特别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金台书院的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中了状元，成为清朝第101个状元。

　　书院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一起构成古代北京地区的教育系统，吸纳了众多士子肄业其中，扩大了受教育的覆盖面，进而带动了北京周边地区书院的发展。由于理学的研究和讲授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故书院又是理学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阵地。

　　北京古代书院教育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其管理、教学等对当今学校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如注重对生徒的人品、人格和气节的塑造；教学方法重视启发，培养生徒的自主学习能力，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学校管理上“精简高效”，专职管理人员很少，生徒参与书院的管理工作等。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崔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