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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旧事

冯俊科

时间:2018-03-05   来源:2018年02期

  洗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豫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农村人在清沟、井池里洗澡是很方便的事。但农村人最渴望的是能够到县城的浴池里洗澡。那时,县城里只有一家浴池,洗一次澡大概五分钱,但那也只是县城里吃商品粮的人的特权。农村的孩子只有到过春节前,大人们才咬咬牙,带孩子到县城浴池里洗个澡。记得我五六岁时,父亲让我跟着本家一个曾祖父辈的老爷去县城洗澡。一路上,我和几个小伙伴十分高兴。浴池在县城里丁字口东北侧的一个大院里,进去后看到房间很大,像个大车店,一排一排地摆着许多小木床。两个小木床中间放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放着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这位曾祖父大概也很少到浴池里洗澡,看到茶几上还放有两块火柴盒大小的绿色东西,用手一捏是软的,放在鼻子上一闻是香的。我们问:

  “老爷,那是啥?”

  “点心,吃的,怕洗澡时晕池。”

  然后分给我们一人一块,我们拿起放进了嘴里。谁知那东西闻起来香,吃起来却很不可口,甚至有点恶心。由于农村孩子从来没吃过点心,都以为点心就是这种味道,一伸脖子都咽进了肚子。老爷问:

  “好吃吗?”

  “好吃。”

  “那就行,老辈人讲,饥不洗澡,饱不剃头,走,进池里洗澡去。”

  刚要走,来了一个搓澡工,要给老爷搓澡。他看了看茶几上,没有了那几块绿色的东西,便问:

  “老先生,茶几上那几块东西呢?”

  “孩子们都吃了。”

  搓澡工急了:“那是香皂,洗脏东西用的,咋能吃哩!”

  老爷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并不急,倒是乐哈哈地说:“孩子们既然吃进肚子里了,就让它在肚里去洗脏东西吧。”

  我们听了,一个个不知道该咋办才好。

  最危险的是在黄河里洗澡。老人们常讲,“黄河没底海没边”。站在黄河里,感觉到脚下的黄沙顺着河水的流动“”地跑去,刚刚还是一个很平坦的河床,几十分钟过后再走过去,很可能就被河水旋出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上五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班去黄河里洗澡,教师怕出危险,就在水流比较平缓的地方四周插上红旗,警示学生们不要跑出旗子外边的地方,以免出现危险。有几个胆子大的学生不听话,跑出了安全地带,教师们大声喊:“快回来,那边危险。”可那几个孩子根本不听,一边跑一边追打,最前边的那个孩子还喊:“不怕,不怕,这边水越来越浅,你们看,还淹不住膝盖哩。”

  谁知道他话音刚落,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剩下的几个孩子吓得赶紧跑了回来。几个水性好的教师飞跑过去,潜下去几次,都没有摸到河底。傍晚时,县城里来了救援队,开着船,用铁矛往深水里探,都没有打捞出来。等到第二天,人们又来找时,那个地方已被黄河水冲积成一片沙滩,那个孩子的尸体已根本无法寻找。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人敢去黄河里洗澡。

  五十年过去了,家乡的水资源已十分紧缺。纵横交错的清沟早已荡然无存,仅剩的几条河里长满枯草,水位已下降到几百米深,黄河也常常断流。村中建起了水塔,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农民们洗澡和吃水用的全是从几百米深的机井里抽上来的水。

  听广播

  当今时代,广播、电视已发展到数字阶段,电视机已经有了等离子、液晶的,京郊农村已经实现了广播、电视家家通。收音机更是早已成为人们最为普通的消费品。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别说是电视机,就是听广播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小时候,我最早知道听广播,起因于村中一个叫王大百的人。王大百小学毕业后回家种地,业余爱好是鼓捣收音机。一天,王大百爬上一棵几丈高的老榆树,把一根竹竿绑在榆树梢上,顶端用铁丝编个蜘蛛网状,然后拉下一根细线,一直拖到屋里。他说这叫天线。天线通到屋里后,进入一个小木匣,木匣里充满了机关,我根本不懂。木匣另一端伸出两条线,一条线埋在地下,踩实了,浇上点盐水。王大百说那是地线。另一条线接着一副耳机,戴在两个耳朵上,可以听见里边响起细弱的广播声。这种东西当时叫矿石收音机,是农村中许多青年非常向往的东西。后来,王大百对天线进行了改造。他爬上邻居家的一棵大槐树,在大槐树的顶端又绑上一根长竹竿,在两棵大树上的竹竿之间拉起一根天线,天线中间拖下一根长线,接到屋里的小木匣上。据说,这样一来,耳机里的广播声就清晰多了。

  1965年,村中拉起了有线广播。街道旁边的电线杆上,拉起一根广播线,每隔二百米左右,接下一根线,挂上一只喇叭。后来,村民们发现喇叭之间的距离并不一样。凡是大、小队干部家的门前,无论距离远近,都装上了喇叭。当时的农村百姓,无人去计较官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有了广播,全村大人小孩都喜气洋洋。早晨,听见播放“东方红”乐曲,学生们便起床上学,社员们扛着农具开始下地劳动。中午和晚上,社员们端着饭碗蹲坐在有喇叭的人家门口,听新闻、听歌曲、听豫剧。时间长了,干部们的家属开始讨厌那些蹲坐在自己家门前听广播的社员,好像那个喇叭是专为他们自己家安装的似的。有的队干部家人在社员们蹲坐的地方或堆放柴草,或泼脏水,甚至有的把粪桶放在那儿,以驱赶前来听广播的群众。当时的农村,农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群众被逼无耐,开始偷听广播。有些胆子大的青年,拉一根细铁丝,头上弯个钩,用一根高粱杆挑着挂到广播线上。铁丝的另一头拉到家里,接上一只小喇叭,再埋上一根地线,就可以听了。

  当时,我哥哥正在县一中读初中,他花五毛钱买了一只手掌大小的喇叭,偷挂在广播线上,全家人围在那儿听,声音十分悦耳。有一天,我们正在听着,忽然看见临街的那堵土墙上跳进一个人来。他进了院子后,四处张望一番,然后顺着电线寻找过来。我哥哥一看,说:

  “不好,广播局查线的来了。”

  便立即摘下小喇叭,向后门跑去。等那个查线人到了堂屋时,只剩下两根线头,喇叭不见了。查线人说:

  “偷听广播,小喇叭要没收!喇叭呢?”

  那天,正好外祖父在我们家,他竟然认识那个查线人。外祖父说:

  “你不是XX村XX家的老三吗?”

  查线人一看,忙说:“哦,四叔,是你?你咋在这儿?”

  外祖父说:“这是我闺女家,刚才抱着喇叭跑的是我大外甥。老三,给四叔说实话,你要是没收不了这个小喇叭就会犯错误,我就叫外甥把喇叭拿回来给你。你是公家人,四叔不能让你犯错误。”

  查线人忙说:“四叔,不用不用,现在偷听广播的人太多了,县广播站负荷太重,领导才让来查的。这不,我跑了大半天,一个也没收上来。四叔,那你在,我走了,让外甥回来,你们继续听吧!”

  查线人走了。外祖父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闹饥荒,这个人快饿死了,我路过他们村时,碰见了他爹抱着快饿死的他,我给了他爹半升细米糠,他才活了下来。人还是要多做好事,多积德行善才是。”外祖父时刻不忘用亲身经历来教育我们。

  后来,我哥上高中时,用学过的物理学知识,买了一些电子管、小喇叭、变压器等,自己组装了一个收音机。从此以后,我们家才有了一个自己随时可以听广播的收音机。

  分菜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自一包”全被废除。农民没了“自留地”,“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也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去。社员们吃粮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吃菜各生产小队可以划出一片地专门来种。

  种菜虽然不是重体力活,但绝对是一项技术活。小队选出了张峰爷和我本家二爷负责种菜。这两个人当时都已六十多岁,种庄稼、种菜的经验都很丰富。但两个人的脾气、性格截然不同。张峰爷为人随和,爱说爱笑,祖上几代行医,针灸扎得很好,村里人都叫他“张针爷”。我本家二爷性格孤僻,脾气倔犟,平日里扭着脖筋,低头走路,迎头撞上也不说一句话。但他对自己三岁的小孙子却溺爱有加。有一次,二爷抱着小孙子说:“小乖乖,咱回家吧?”小孙子揪着二爷的胡子说:“老乖乖,咱不回家。”后来,全小队的人背后都叫二爷“老乖乖”。

  菜地的菜在两位老人的精心种植下,长得非常好。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两个人竟吵得面红耳赤,还搂腰绊腿,打起架来,把好几畦嫩绿的青菜滚得乱七八糟,成了熟菜。问原因才知道是为分菜。

  秤是一种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在物质交换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农村吃大食堂,要过共产主义,就不允许农民再有私人财物,再相互交换财物。驻村工作组把各家各户的秤全部收走烧掉了。各生产小队只留下一杆大秤,司务长按照定量来称粮、称面做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秤也被列为资本主义的工具,砸坏扔掉了。现在要分菜,没有秤,只好用眼睛来估摸。

  老乖乖找来些尺把长的小木棍,用刀把一头砍成尖状,另一头砍成扁状。张针爷用毛笔,在扁状的一头写上每家户主的名字,再写上几口人。然后把尖的一头插在地上,再围着小木棍划个圈,谁家分的菜就放在谁家的圈里。张针爷让老乖乖估摸着分。他开玩笑说:“你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分人数多的人家时,你就用大眼估摸,分人数少的人家时,你就用小眼估摸。你肯定能比我分得公平。”老乖乖扭着脖筋说:“你给人扎了一辈子针,针尖和穴位你都能看得清楚,还是你的眼力好,能分得公平。你来分,我监督。”

  张针爷知道自己拗不过老乖乖,就用眼睛估摸着分菜。他根据木棍上的户主和家庭人数,抱着南瓜、茄子、韭菜、萝卜等,不停地来回走动,放进各个圈子里。然后,又不停地用眼睛审视、调整着各个圈子里菜的品种和多少。张针爷累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把全队三十多户的菜分好。

  老乖乖倒背着双手,歪着脖子,不停地在旁边转悠,两只眼睛使劲审视着分好的菜。他怎么看,怎么觉得张针爷的菜分得不公平。他说:“这两个人家圈子里的菜,怎么和三个人家圈子里的菜差不多?三个人家圈子里的菜怎么和四个人家圈子里的菜差不多?四个人家圈子里的菜,怎么和五个人家圈子里的菜差不多?”他越认真看,就越埋怨张针爷菜分得不公平,非常不公平。他开始自己动手,把这个圈子里的菜拿出一些,放在那一个圈子里。又把那个圈子里的菜拿出一些,放在另外一个圈子里。一直到社员们快下工回来拿菜时,老乖乖突然觉得自己分得也不公平,要继续调整。

  张针爷说:“老家伙,没有秤称,只能估摸个差不多,差不多公平就行,不能再调了,再调就更不公平了。”

  老乖乖说:“人眼是秤,必求公平。你给人扎了一辈子针,是不是估摸哪里差不多是穴位,就给人下针呀?你是不是当了一辈子庸医?”

  张针爷一下子火从胸中起,一耳光向老乖乖脸上扇去。老乖乖伸直了脖子,一头向张针爷撞去,接着两人就厮打起来。

  八十多岁的冯勤老爷来了,看着他两人的模样,问清了原因,不由得笑了。他对我本家二爷说:“人过了五十岁眼睛就花了。你现在六十多岁,又是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眼力还能有多好?家户之间相差一个人,一个人的菜能差多少?你就能估摸得那么准?”然后转身又对张针爷说:“张峰,你别以为给人扎了一辈子针,就眼睛看啥都准。去年你给我扎针,要扎合谷穴,你给我扎到了手背上,这事你忘了?”

  冯勤老爷说完转身走了。有人听见他一边走,一边低声地自言自语:“唉,咋就弄不明白,为啥不许农民有杆秤?”

  (作者系第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