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国内最早的博物馆到底是哪家呢？作为国人创建之博物馆，当然是晚清状元张謇首创于1905年的南通博物苑，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但博物馆在中国是“舶来品”，多是由西方传教士兴建的，其中到底哪个最早？这是我作为一个博物馆人士，近年来所关注的问题。

　　博物馆，谁最早？

　　2017年7月，本人有幸到青州，见到一所由英国传教士怀恩光于1879年建立的基督教堂。教堂门口说明牌写着：“……其中建于1887年的博物堂，为国内最早的西洋博物馆。”该教堂作为博物馆没问题，但它是我国最早的吗？据我所知，京、津、沪三地的博物馆，不仅历史比较久远，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都由法国传教士所创建。到底英国人建的早、还是法国人建的早？这个有点“国际争议”的趣事实在是有待考证。

　　1914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建立，创始人是法国人桑志华神甫。1868年上海震旦博物馆的前身为韩德禄博物馆，创建者为法国人韩德禄神甫。这家博物馆比英国人在山东青州的博物堂要早了11年，但这些还不是最早的。

　　1862年，位于北京西安门蚕池口即天主教北堂的百鸟堂建立，这可谓北京博物馆之滥觞。尽管没有博物馆博物堂一类的名字，但就其性质而言，是座当然的博物馆，特别是其创建者本身就是个博物学家(熊猫、麋鹿、珙桐等物种的科学发现者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这里藏品丰富，鸟兽数百件，昆虫则数以千计。北京的这座博物馆尽管出现得很早，且被戴维神甫经营了近10年，但随着戴维神甫福建考察后因病回国，加上北堂的拆建，百鸟堂的标本都转入了大清朝廷的奉宸苑总库，之后渐渐下落不明，这个博物馆便湮没并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如今比较清晰的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为北疆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为徐家汇博物馆、震旦博物院即韩德禄博物院；但北京的百鸟堂，则与现在的北京自然博物馆没有什么渊源关系。那么，这座曾出现于北京历史上的“百鸟堂”，能不能算是一座博物馆呢？

　　北京博物馆探源

　　博物馆在功能上要具备收藏、展示、研究和向公众开放，甚至科普娱乐的要素。北京的这座百鸟堂据说曾经轰动一时、门庭若市、远近传闻、争来游赏。据北京救世堂的樊国梁主教在其《燕京开教略》中的记载，百鸟堂作为一家博物馆之规模之品质之盛况可见一斑：“有达味德者(David)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建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多种，虫豸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毕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

　　至于这座博物馆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藏品有多少，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奉宸苑档案的北堂移交清册详见分晓：共十四架、2474件标本，包括飞禽走兽、虫介蝴蝶、海中珍奇、虎象熊骨、鸟卵虫蛇、兽角等。

　　另据郭卫东《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所记载：“法国传教士素以喜建博物馆为特色，戴维神甫除了将收集的大量标本带回国外，还在北堂设立了一个博物馆(亦名百鸟堂)，陈列各种珍禽800余种。”我是一个观鸟爱好者，十余年所见之鸟不过二三百种，我国全部的鸟种也就1300种，一个半世纪前，一个在华的法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竟能收集鸟类达800种之多，也足令人惊叹了。

　　上海博物馆探源

　　徐家汇博物院由法籍耶稣会会士韩伯禄(Pierre Heude)于1868年即清同治七年创立，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上海徐家汇，属于法国耶稣会在上海举办的文化事业，原址在今漕溪北路240号。韩伯禄比戴维神甫晚来华几年。民国20年，他搜集的大批动植物标本，连同土山湾孤儿院存贮的中国古物3500件，全部移至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新建的一座博物院内，即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883年在徐家汇总院之南建筑院舍，主要收藏动植物标本，每日午后免费参观。参观者入门后须投名片，即有人招待参观。

　　1869至1884年期间，韩伯禄在长江下游和中游、汉水流域、淮河流域收集了大量的鱼类、甲壳类、蛇类、鸟类及兽类标本，发表过《南京地区河产贝类志》、法文作品《江苏植物采集》《中国帝国博物纪要》等。韩伯禄将自己收集的标本连同其他传教士赠予的标本、书籍资料等都集中在一起，放在设于徐家汇的博物馆中直至终老于沪。他死后，这座博物馆便被命名为韩伯禄博物馆，之后并入震旦大学，成为法国人研究中国动植物的重要机构。利用韩伯禄留下的这些刊物，在华的外国人方便了互通信息、交流成果，早期的博物馆俨然成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生物资源的前沿阵地，同时起到标本储藏和中转的作用。这家博物院在徐家汇时代，中文名是“徐家汇博物院”，英文名“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30年由于旧院舍不敷应用，在震旦大学内另建新院舍并由学院管理，其名称改为法文“Musee Heude”以纪念韩伯禄，中文为“震旦博物院”。震旦博物院于1933年冬正式开馆，每天下午开放，门票为国币二十分。院里另有标本供学者研究，每年来院研究的各国科学家很多。该院还经常选择标本中有特色者，分寄世界各处，以供专家考定。

　　成立于1956年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其前身即为1868年创建的震旦博物院和建于1874年的亚洲文会。一直以来，上海自然博物馆因其拥有百年以上的收藏历史而显得弥足珍贵。

　　天津博物馆探源

　　众所公认，北疆博物院是中国北方地区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建立时间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北疆博物院(Musee Hoangho Paiho)由在天津传教的法国人桑志华(E.licent)于1914年创立。

　　作为博物馆前辈，桑志华对古生物和人类学的兴趣更为强烈。19世纪20年代，桑志华曾长期深入黄河流域田野考察收集标本。1922至1923年，桑志华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在河套地区进行野外作业中，发现了“河套人”门齿(德日进还参加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牙骨的鉴定工作)。他还分别在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内蒙古乌审旗的大沟湾、陕西榆林的油房头发现三处旧石器时期的人类遗址，大批发现于鄂尔多斯等西北地区的古人类学标本被他源源不断送回法国。在他的北疆博物馆，还雇佣了一批学者，研究领域涉及昆虫、两栖、爬行、鸟类、兽类及一些植物。在北疆博物院陈列馆建成之前，桑志华将一些珍贵的植物标本、包括第四纪古生物化石赠给巴黎博物馆、英国皇家植物园和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些标本现在仍保存在这些博物馆中，使欧洲人从这些展品中了解到了东方的地质和植被，还激发了法、俄、瑞典、比、奥等国的专家学者来华考察的愿望。他们与桑志华共同进行标本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分类工作。

　　天津耶稣会赞助桑志华搜集了大量地质、岩矿、古生物和动植物等方面的标本和化石并储存在天津耶稣会修会帐房崇德堂内，后来标本逐渐充斥了崇德堂的各个房间和地下室。因此，桑志华向耶稣会提出创建博物院的要求。1922年，在法国天主教会和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的支持下，合并考虑桑志华的建议，决定修建博物院，以解决标本收藏的难题。桑志华在马场道南侧盖起了一座占地300平方米，高21米的三层楼房，取名为“Musee Hoangho Paiho”，即“黄河白河博物馆”，后因藏品来源的拓展，定名为北疆博物院。

　　博物院由桑志华任院长，德日进任副院长。在他俩的努力下，博物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各种标本日益增多。1928年5月，天津北疆博物院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展出了植物标本2万种，动物标本3.5万种，岩石与矿石标本共7000种，动物骸骨化石1.8万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业和农业的调查报告。结合展览举办有关的科学知识的讲座，桑志华还特别为介绍北疆博物院的藏品撰写了一套出版物。桑志华25年来发现的四个古动物群点(甘肃庆阳的三趾马动物群、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和石器、河北阳原泥河湾和山西榆社的上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各种标本都在这里。1928年，南开大学的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叙述他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的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她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富，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

　　天津日占时期，桑志华返回法国，北疆博物院也基本停止了搜集、采掘与研究工作。1939年，天津遭受水灾，北疆博物院的一部分藏品迁到北京法国使馆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内。195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北疆博物院，并更名为天津人民科学馆。1957年该馆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

　　馆际之交

　　有趣的是，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尽管建馆有南有北，但人的足迹却不限大江南北。他们不远千里，不止一次地进行过交流和切磋。戴维神甫曾于1868年6月前往上海访问耶稣会教堂，与韩伯禄神甫会晤。随后的一年，徐家汇博物馆(Sikowei Museum)成立。1872年3月戴维从法抵华，途经上海，韩伯禄请他参观了已经建成的徐家汇博物馆，6月份戴维回到北京的北堂继续整理他的标本。10月，就又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察，这是他在华的第三次考察之旅。戴维南下河北、河南、陕西，再从汉中南下，1873年5月沿汉口、九江、庐山到南昌，端午节到了抚州。当地教会人士告诉他，两天之前，上海的韩伯禄刚刚来过，韩神甫得知你要来，还说“他先梳理过的地方，后来的必将空手而归”。戴维笑道：他是骑马坐轿，我是徒步踏勘，怎能一样？可见，戴维神甫的博物学之旅之所以屡有收获，就是因为他的足迹更深入，与万物更接近，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话：“如果爱得深，万物都会向你倾诉。”

　　发现之旅

　　戴维、桑志华、韩伯禄几位神甫只是众多来华法国人中的佼佼者，而诸多法国传教士也只是西方众多来华探险家的一小部分。当年，他们为什么如此不远万里趋之若鹜来到中国呢？难道就是为了传教或者挣钱吗？传教只是他们的部分理由或者名义上的理由，更大的魅力在于自然，在于发现生物新物种，在于对博物之美的追求。

　　中国幅员辽阔，生物环境多样，生物资源丰富而独特。白垩纪以来，我国的陆地多未遭受海侵，第三纪之前气候温暖湿润，成为许多古老物种的避难所。第四纪冰川对欧美影响很大，却由于地形原因，对我国影响很小，许多老物种得以幸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尽管面积与大洋彼岸的美国相仿，但因气候与地貌的复杂多样，造就了生物物种的多样与丰富。我国有植物三万多种，占世界的10%，起源古老，不少是孑遗物种、特有物种。我国有脊椎动物6000多种，兽类五百多种，占世界10%；鸟类1300种，占世界13%；两栖类270种，占世界6%；爬行类380种，占世界7%；鱼类3200种，占世界17%……

　　山高谷深、人迹罕至，故而保存下丰富的物种，或为很多物种的起源、分化和繁育中心。“从十六世纪，中国就一直是西方博物学家注重和期待的得到新奇物种的地方”“是植物的天堂”“是驯化、栽培动植物的历史悠久之国度”“是花鸟鱼虫、园林植物资源之富矿”。当西方人在海外寻求资源，寻找市场时，发现中国是“生物学家收集标本的福地，博物学家畅游考察的天堂，是生物学的奇异之地，是寻求动植物的理想之地”。

　　法国人一边传教一边考察，在试图把其信仰灌输给中国大众的同时，顺便在中国确立了立足之地。戴维去内蒙包头、去四川宝兴、去福建挂墩的三次旅行，无一不是受到了当地教会人士的引导和帮助的。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几乎望尘莫及。

　　尽管这些地理发现者、科学考察者带有政治、信仰、军事、商业等目的，但对博物学的热衷，对自身价值和学术的追求，也是其不懈前行的动力之一。伴随地理大发现和物种大发现的热潮，博物馆既是科技发达的产物，也是当时的曲线传教的手段。在中西文明碰撞初期，时不时会发生灭教行为。在捣毁教堂、驱逐神甫的情况下，博物活动不失为一种折中的考量。事实上，每当教士被大批驱逐，教士中的科学家常常被网开一面留下继续任用。博物学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化解华人对洋人偏见的作用。当然，老外惦记中国的生物，都是出于本国的利益，但对我国的自然保护思潮启蒙还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西学东渐，开启民智，西方传教士与博物学的进入，更带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中国的仁人志士西去求学，发愤图强。由此，对我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我国动物学前辈秉志的一番话，可谓意味深长，可作为本文的结语：“缘吾国地大物博，生物多具地方性，引诱学者多趋于此途，且易得新颖之贡献也。他国之学者，羡吾国生物种类之繁富。不远万里而来，梯山班海，沙渡绳行，糜巨资，冒万险，汗漫岁月，以求新奇之品汇，增益学者之见闻，籍以促斯学之进步，他国人士犹如此，况吾国之专家，生于斯长于斯，目睹本国之品汇，有极大之研究之价值，有不动心者乎？”“吾国坐拥广大之利，而不能利用……毋及可惜乎，故国人宜急起直追。”

　　本人作为麋鹿苑博物馆的副馆长，三十年如一日与猴共舞、与鹿共舞、与鸟共舞；作为三届市政协老委员、更作为博物馆人，传道授业、走笔修文、格物致知，温故而知新，是志趣使然，亦是责任所在。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市政协委员、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 崔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