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在机遇中起航

　　公开招聘进入中关村

　　1988年5月，《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一个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招聘的广告，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事。具体内容是通过公开招聘，考核择优录取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工作人员，一个主任，三个副主任。

　　招聘领导小组组长是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小组成员包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心辉、科委常务副主任高原、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前来应聘主任的共四个人：航天部测控公司的总经理，北京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北京市汽车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还有我。我当时在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做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面试的时候，陆宇澄问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到这儿应聘？应聘以后准备怎么做？我说，1988年3月，中央关于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报告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这个报告里面有很多内容非常新，讲了在中关村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它的做法。这里出现了很多科技企业，一些知识分子走出大院大所来办企业，他们执行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依托，技工贸相结合，实行自主投资、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我看了这个报告很兴奋，因为我原来做过总工程师，长期在传统企业中搞科技。我们的科技好像永远在研究，很少面对市场，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产品。而中关村不一样，这里的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科技人员有充分的精力可以去做他想开发的东西，能跟市场紧密结合。我访问过美国硅谷，中关村有许多地方与硅谷崛起时很相像。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信心，我觉得这里能干成事，能干出了不起的大事业。

　　准备怎么做这件事？我讲了几条。第一，首先要继续坚持“四自原则”，这是核心和动力。要坚定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所创新。第二，抓两个规划，一个是根据国家高科技发展的方向，抓好高科技产业的规划；一个是把中关村地区的空间规划搞好；第三，既要有一个长计划，又要有短安排。一定要快速起步，马上去做。第四，我们这个办公室应该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工作人员应该是廉政、高效，能够为企业服务的一个团队。

　　我很幸运被选上了，我觉得自己的思路很靠谱才被选上的。紧接着又选了三位副主任，一位是原来的航天部计划司的一个处长叫王思红，一位是赵凤桐，他当时在理工大学，是化工系的副书记，还有海淀区老科委主任胡定淮。

　　报名应聘副所长和工作人员的人很多，大约有1500多人。先经过笔试选出90人，再面试，最后选择了40人。这一次的招聘应该说是优中选优，精中选精。后来看起来这支队伍是很好的，非常敬业，有理想，肯干，有能力。这次招聘在我的记忆中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招聘，非常成功，非常好。

　　机遇与质询

　　我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对这个地区还是比较熟悉的。1958年我上学时，白颐路两侧都是稻田，种着大杨树。1988年我应聘到中关村工作的时候，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样。白颐路两侧的稻田没了，建了许多新的高楼大厦，也出现了一些科技公司，一片繁荣景象。另外，又一些新的大院大所成立起来了，这是我对中关村崭新的感觉。

　　中关村的发展跟整个中国的大变革大变化是息息相关的。我1988年到中关村，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觉得它好像又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变化。电子一条街的出现，找到了一条科技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大通道，解决了科技改革的难点，推动着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这是个大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我想到这个地区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报告让人眼前一亮，感觉到这种变化就要来临。中关村开发区从1980年陈春先率先办企业开始，到1988年大约八年的时间，这个地区有了148家科技企业，总收入9亿元。我当时感到，大的机遇出现了。

　　我到中关村工作以后，遇到的外部环境困难，主要是对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认识上的差异和阻力。有人说它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褒贬不一，认识差距很大。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1982年陈春先的问题，是经过中央调查组了解过的，从1982年到1988年，中央四次派调查组到中关村，就是要探索个究竟。1987年底到1988年初，中央决定要把它搞清楚，那个时候温家宝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办公厅主任。这个调查报告，实际上是温家宝同志全过程领导做出的。温家宝同志以很大的热情支持了这个地方产生的新事物。后来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全面肯定，报告后来又提交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据此要建立试验区。报告1988年3月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但关于中关村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树欲静风不止。

　　作为试验区主任，我第一次接受了部分人大代表的质询。代表们让我讲讲清楚，这条街究竟是不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我回答说，这里不是倒爷一条街，不是骗子一条街，但是一条街上有倒爷、有骗子。一个新的事物在它破土萌动的过程中，很多人看不到它更长远的重大意义。但是，大家所提的问题无疑是在办好试验区时候，要注意避免产生的问题。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里，健康、快速、有力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些质询虽然是一种认识上的争论，但对我们工作是有好处的。

　　逆势而上

　　从大的环境来看，我到开发区工作不到一年时，国家大的改革形势发生了突变，对我们影响很大。1988年，中央决定进行物价改革。物价改革前执行的双轨制，就是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是不一致的，有指标的比较便宜；试验区里面的企业，属于计划体制外的，就没有价格优惠。执行双轨制以后有指标的单位把好东西囤积居奇，然后倒卖指标，造成生产秩序非常混乱，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很多官员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到1988年10月，中央政治局认定双轨制不行，产生了太多弊端，于是全面放开物价，之后形成了物价飞涨，当年物价指数大约涨了26%，整个经济秩序方方面面都受到极大影响。价格问题是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关键点。面对新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进行经济治理整顿，重点是两条：一是清理整顿公司，二是压缩基本建设。

　　这两条对于中关村试验区来说都是致命的。一要清理整顿公司，而我们是要大力发展公司，推动企业发展；二要压缩基本建设，而试验区刚刚建立，地无一垄，房无片瓦，搞些基本建设是必须的。当时的情况我觉得非常严峻，试验区在起步阶段刚好赶上这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碰撞最激烈的时候，怎么能够在这个夹缝当中去求生存，求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针对当时的形势，我们做了几件事。试验区各个部所认真研究国家的政策和治理整顿的一些限定，其中关于公司的整顿治理，重点是针对市场流通方面的企业，规定只允许企业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这一条对试验区来看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试验区执行的是“技工贸相结合”的方针，开发区起步的时候好多企业都是从贸易起步。按照要求，这些企业都应该清理掉。试验区工商所研究了政策可能存在的空间，以及试验区的现实情况，最后把关于企业清理整顿中的这段话稍微作了些变动，加了几个字，改成为“可以销售经过企业开发过的产品”。开发两个字的内涵很多，只要企业是把某些部件或经过研发改进的部件拿来装到整机系统上，我们认为就是开发。对于这个变动，市工商局、区工商局都睁一眼闭一眼，没管。他们实际上非常了解试验区的实际情况，是对试验区的无声支持。

　　市工商局同时还把清理整顿公司的复查审核权交给了试验区，所以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试验区得到各级政府的保护，没有受到致命影响，顺利迈过了这个坎。至1988年底，试验区拥有527家新技术企业，1991年治理整顿结束时企业达到了1343家。试验区的企业在逆势中还是得到了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对于基本建设问题，当时开发区做了一个空间发展规划，我们沿着白颐路上几条横街搞了一个节点战略，规划了10个大楼，就叫试验区十大建筑。第一个建筑在北京图书馆的待建地上，取名科贸大厦。1992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来试验区视察，就在这个科贸大厦里听取了汇报。这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中关村科技园进行视察。

　　科技大厦是在压缩基本建设的大势下建成的。当时北京图书馆二期建设暂时闲置了一块地，我们就提出来，能否由开发区立项，北图出地，企业集资，不需政府出资。建筑面积是15000平米，整个资本是2500万。这个项目我们报到了市里，当时是1988年10月，市政府常务会讨论，一致同意批准这个项目。在当时，政府不出资，企业自己出资，自己找资金去建设，发展自己的高科技，没有先例。市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

　　1990年，市政府又批准试验区开发建设“上地信息产业基地”，2平方公里，进行整体开发。试验区的实创公司为一级土地代理人，这在北京是第一次，是很新的事。国家科委宋健、李绪鄂两位主任多次视察，并亲自参加了开工仪式。后来陆陆续续把试验区十大建筑也都搞起来了。我们深深感到，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当时在开发区，每个月有一次全体人员例会，讲形势，讲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个提法叫“要做一棵忍冬草”，意思是相信冬天一定会过去，春天一定会来临。大家以极大的信心，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一定会向前发展的，而且会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克服了当时的治理整顿的压力，实现了逆势而上。

　　四通还要办下去

　　“六四”风波结束后，市里决定对四通公司进行清查。市里组织了清查组，由市纪委、海淀区委、区政府、税务、工商、审计、银行、公安等部门组成，共有27人，让我做组长。作为清查小组组长，又是开发区的主任，这个工作很难做。我深知要把握好度，一定要执行党的政策，该清查的人和事必须清查，另外要注意保护好试验区。

　　四通是一面旗帜，它的整个收入占了试验区的一半，纳税大约占试验区的将近40%，有两千多职工，下属46个企业。如果四通垮台了，可能试验区就是多米诺骨牌，办不下去了，这些民办企业都要远走高飞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开展清查工作，当时市里的指示很明确，对于参与动乱的人和事，要认真清查，绝不手软。但是一定要把有问题的人和犯过错误的人区分开，大多数的人是教育的问题。另外工作组不参与企业的经营，我们还是让企业继续办好、经营好。

　　截止到8月中旬，四通在动乱中涉及的人和事基本查清。1989年8月21日下午，清查小组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等领导做汇报，汇报了整整三个小时。市委书记李锡铭同志非常认真地听了我们的汇报。到最后，他作了一个极为重要、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就是“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没有万润南，四通还要办得更好，还要办下去”。

　　四通的全体人员在大礼堂一直静静等着我们向市委的汇报结果，当这个消息传过来，四通的同志们立刻欢腾雀跃起来了。市委对四通的处理意见，对试验区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之后，开发区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这就是四通的故事。

　　围堰效应

　　企业发生一些情况，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例子比较多，我讲一个当时试验区企业的进口问题。进口，对于试验区的高科技企业来说，是一种刚性行为。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原部件质量、品种等方方面面，还是不能达到发展高科技产品的要求，所以必要的零部件要依靠进口。但是，当时在进口上有很多的约束条件，要有进口批件、外汇指标、准运证。这些东西只有计划内的企业才有，试验区企业没有，我们都属于体制外的，没有这些指标，怎么办呢？

　　当时试验区企业的对策是两条：第一，买批件。向有指标的企业购买多余的批件。当然这是违法的，但有时候也很难买到，因为指标还是很少。第二，买人家已经进口了的产品。这个也有很大风险，因为对方如果是走私的，你买了他的产品，视同为走私。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当时柳传志就遇到这个问题。他在广东的一个分公司，买了别人进口的产品，结果海关稽查后，确认买的是走私品，金额近一千万元。柳传志面临被判刑的局面。这种情况在试验区企业中非常普遍，不这么做生存不了。不久，试验区又发生了信通公司走私案。但是，信通用其他商品名报关，实际上内装的是计算机。当时计算机的税率很高，大约200%，但信通报关的是税率非常低的顶替的品种。开箱检查就出了大问题。信通当时已经用这种方式连续多次走私，数额达到七千多万元，最多一次是两千多万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走私案了。后来公司负责人金燕静被判了八年。这件事情株连了试验区，海关把注意力集中到试验区的企业。出现了一种新的舆论，中关村不仅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还是走私一条街。

　　1989年以后，海关稽查组和工商部门全都进来查企业。很多企业纷纷离开北京。试验区分析认为，绝大多数企业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的碰撞结果，是体制问题。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规定去检视新技术企业的话，没有不犯错误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试验区的工作人员深入到企业调查，写了一篇内参。

　　这篇内参送到了区委、区政府。区委很重视，把内参转到了市委，开发区现在面临难题，进口零部件是刚性需求，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使试验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才发生了“违法”情况等。内参报到市里，市委非常重视。我记得是1990年1月，市委书记李锡铭主持召开了市委政法联席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锡铭同志说，试验区的工作是带有试验性质的，对他们所作的事情要加以分析，遇到困难要给予解决。

　　这次会议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就要有一些新的做法。这次联席会之后，海关稽查组就撤出了，其他的检查组都撤出了，中关村又开始了平静的生活。后来海关为更好地服务试验区，在中关村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试验区海关，支持我们的发展。

　　再一次证明，只有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试验区这个新生事物才能健康发展。此事之后，试验区的同志们深刻认识到，我们作为试验区的小政府，就应该为企业遮风挡雨，要与企业风雨同舟。后来，有人讲我们试验区像一个围堰，我们称为“围堰效应”，形容试验区好像一个孤岛，外面是计划经济，里面实行市场经济，试验区等于在周边围了一个堰，防止外面各种浪潮打进来，保护好企业。这后来也成为到试验区发展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跟企业的关系非常融洽。企业方对试验区的工作人员都充满了感情，因为大家确实是风雨同舟。

　　(责任编辑　郭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