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是自然发展起来的

　　1982年10月，我从四季青乡调到海淀区工作，担任区农委书记。1983年5月组织上安排我任区委副书记，分管经济工作。

　　在全国农村改革成功、市场商品逐步丰富的背景下，国外科研与市场结合的成功信息传到国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有些知识分子不甘心在封闭的情况下工作，个别知识分子想出来闯市场，丢掉铁饭碗，下海创业。当时，中科院80%的研究成果都用不上，中关村还没有一个科技企业。陈春先是物理所的专家，是个学者型人才，他第一个出来搞软件，组织了一批知识分子一块下海创业。

　　四通与科海

　　贾春旺同志1983年初调来海淀任区委书记后，认为海淀区的优势主要是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如何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他把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腾藤请来，在海淀区委会议室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海淀区的教育问题，二是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这一次交流我认为很重要。

　　贾春旺同志支持四通公司的发展。当时四通没钱没经营场地，春旺同志就带着当时四通的领导找到四季青乡。最后四季青乡借给四通公司两万块钱，算四季青入股，在一个卖菜的地方给四通腾出来几间房子作为经营场地。

　　贾春旺同志1983年5月跟中科院联系，海淀区政府和中科院共同成立了科海公司。起初，经营场地没解决，流动资金没解决，最后协商，海淀区出十万元，科学院出十万元，在海淀区公社两边找了两个房间，作为科海的办公场地。这是在贾春旺同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的成立对日后一些知识分子下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通公司发展最快。1985年，四通公司在四季青乡一个养鸭场建了一个工厂，搞了一条生产线，生产打字机，这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第一个生产企业。其余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以贸易为主，因为流通周转快，赚钱容易，资金回流快，所以中关村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从贸易开始，逐步向产业发展。

　　“技工贸”这个概念，我印象是从1985年开始提出来的。社会上有反映说中关村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是资本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区委书记张福森同志意识到光搞贸易不行，必须得搞产业。但是搞产业投资比较大，初试、中试阶段都需投资，只能先从流通入手，产业是在区委的号召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积极协调

　　怎样支持中关村，海淀区委主要领导经研究决定，用知青企业的名义为企业争取免税。当时有个政策，知青企业免税三年。

　　这办法是税务局长想到的，我带着这个意见找贾春旺和段柄仁两位同志商量。讨论之后，春旺同志说就按这个办，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听了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就有底了。如此一来中关村这些企业的发展条件就有了。首先政府给予三年到五年的免税优惠，到期以后，企业如提出还是有困难，我们再协调，一直协调到1988年。

　　当时这样做不能说就是钻了政策的空子。我们跟这些企业也提出，你们要录用一些知青。他们有的用了一些知青，当然规定的比例是60%以上。如果没有这个政策，中关村这些企业很难发展起来。如果大专院校不支持，科研单位不支持，企业自己又没资金，如何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政策上的一个创新。

　　此外，区委抓了两个协调。第一，协调经营场地。当时中关村一条街都是商委的服装公司、食品公司、服务公司、修理公司、煤炭公司等，十几个公司在中关村一条街都有经营场地，区委找这些企业协调，让他们腾出一部分房子来支持企业，企业也给了租赁费。

　　一开始说服这些企业是有难度的，但是到后来，中关村企业多了，大家觉得把房子租给他们有甜头，中关村一条街的房屋租赁逐步走向市场化，不用领导出头协调了，他们自己就交易了，当然房租也高了。

　　第二，协调银行给企业办贷款。通过协调，农行、工行对中关村支持比较大。科海、四通、联想、京海、信通等公司的贷款，我们都协调过。

　　协调主要是找银行的行长，寻求他们支持。银行对于给企业办贷款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必须自己有一部分资金，二是必须要有经营场地。印象最深的是科海有一次跟农行贷款，贷一百多万元，那算一笔大的贷款了。科海有二十万元流动资金，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后来通过与银行的多次协调，科海拿到了贷款。到1986年，银行也不用协调了，因为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多，经营效果越来越明显，银行也看到了希望，就主动给企业贷款了。

　　走出去请进来

　　海淀区委做的另一项工作，是“走出去请进来”，也可以叫宣传和沟通。“走出去”主要是鼓励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走入市场创业；“请进来”主要是我们开了两次宣传会，把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请到海淀区委，把中关村发展的详细情况向他们汇报，存在的问题也向他们如实地讲清，同时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办一批科技企业，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这两次会议都是张福森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误会，促进了院校领导支持部分企业发展为校办企业。

　　实际上，“走出去请进来”也就是把科研院所与这些企业的纽带系得更紧，让它们关系更密切，合作更顺利，政府在中间疏通关系。在这个阶段，张福森同志去中国科学院，找到秘书长谷一健，把中关村的情况跟他汇报：“科学院在中关村有二三十个所，如果能够积极地行动起来，对海淀区的发展，对中关村一条街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之后，张福森去清华大学，找到党委书记房惠建。当时清华大学就表态，支持中关村的发展，后来成立了紫光。区委副书记沈仁道、张福森到北大，找了校长，北大之后成立了方正，王选牵头成立的研究院，他一开始搞印刷机，销售到国际上，产品在国际上还是有一定名望的。

　　我们还到过钢铁学院、石油学院、航空大学。我认为，“走出去请进来”对发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积极地参与中关村的建设、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所长郑茂超对科技企业比较支持，联想公司是他一手支持起来。联想之所以发展那么快，产品出来的快，主要是跟计算机研究所密切合作，这个非常重要。

　　干出来的试验区

　　陈春先办第一家民营企业，是在1980年，当时主要是科委支持他们，资金上没支持，政策上的支持也是以后才解决的。到了1987年，区委常委会正式讨论中关村问题，政府怎么支持？产业怎么发展？那时候张福森同志在，市委主要领导都来中关村视察过，都同意积极发展，但是都没有给出具体政策。中关村当时不是中央的试验区，就是自然发展起来的。

　　后来怎么成了示范区？1986年，中关村有知识分子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反映中关村倒爷一条街、电子一条街、骗子一条街、资本主义一条街的问题。中央派人来调查，调查之后认为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也没有肯定，这个事就过去了。到了1987年，中关村发展规模比较大了，有好几百家企业，我听说内参就写到了中央，中央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在1987年冬天来到海淀区调查。

　　海淀区委让我参加了这个调查组，1988年春天曾经两次到国务院去汇报，听汇报的都是温家宝。他听了两次汇报以后，就开始制订政策。中央牵头，让北京拿政策，北京制订了二十多条，到最后定了十八条。8月份，中关村试验区正式成立，可以大发展了。

　　中关村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能得到领导的支持，得到中央的支持，这是区委解放思想的结果，也是在压力之下闯出来的结果。一部分知识分子下海，丢掉铁饭碗创业，才争取到这么一个试验区。这个试验区不是市里给的，也不是中央给的，是争取来的，是干出来的。发展到这么大规模了，不成立试验区就要束缚它的发展。最后中央调查组经过调查，确认是科技企业，有很多产品，所以最后出了十八项政策。这十八项政策对中关村来讲是最大的支持，科技企业欢天喜地，从区委来讲，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张福森更是感觉一下子压力就解除了。

　　当时海淀怎么会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一定要支持中关村这些企业创业？我认为最大的动力是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海淀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海淀发展经济靠什么？海淀那时候没钱，吃饭都不够，怎么办？当时就是考虑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是海淀的唯一出路，应当想办法支持这样的企业发展。海淀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敢于站出来顶着压力干的。

　　先走先试

　　1987年，区委决定搞一个科技展览会。展览会在中关村服务楼举办，中关村所有的科技产品都拿出来参展，组织北京市有关单位和郊区县以及本区的所有单位来参观，我认为效果还是不错的。

　　展览会现场，大家评价挺高的。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例如，打字机、打印机等。大家都感觉很先进、很惊奇。这次展览会对于帮助人们解放思想、开阔眼界，认同电子一条街是一个启发。

　　再一个，就是区委决定在圆明园搞一个科技灯展。这次灯展影响也很大，各大专院校都很积极参与，推出了自己的产品。科技灯会，把科技产品用灯显示出来。

　　1983年秋天，由贾春旺、段炳仁同志带队到广东深圳、惠州、中山参观。那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参观，区里11个乡镇和区有关部委办局的同志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回来以后，我们支持中关村的信心和决心更大了。

　　有些改革，总得有一批人先走先试，没有试验，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推开。像中关村这样的情况，全国不是很多。我感觉最重要的，是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关村有这个条件，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比较多，有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借势而上，稳扎稳打，没有走错路，最后被承认了。现在回头看，深圳、青岛、大连，包括天津等试点，都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关村，中央一开始没政策，北京市也没政策，是自然形成的。有一批人敢下海，当地政府敢于支持，这样的情况全国可能很少。贾春旺和张福森两位领导顶住很大压力，敢于冒风险支持新生事物，加上税务、工商、科委、银行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中关村的今天。

　　中关村发展的过程中，我认为最主要的创新是科技企业、科技产品。现在来看，这些产品可能已经过时，但是在那个时候都是先进的。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都是十二三吋的，彩电只有极个别人才有。而中关村当时有些产品是先进和新鲜的，人们看了以后都惊讶。

　　回顾这段历史，当时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非常好，企业家们找区委同志多是利用晚上或礼拜天，有时候谈得很晚，各自回家吃饭。他们找区委区政府一般都是谈发展和资金问题。社会上的舆论对他们也有压力。如果区委决心坚定，他们也就放心了。所以他们找领导沟通，说他们企业发展怎么进步了，产品想往什么方面发展。通过经常性的沟通，也增强了我们支持企业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相互支持的。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农委原书记、区委原副书记、原常务副区长 邵干坤  责任编辑　郭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