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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二题

时间:2017-04-28

  窦娥之咒

  古典戏曲《窦娥冤》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她遭遇冤案,被判极刑。在行刑之前,她为了让上天来证明“我窦娥委实冤枉”,一是“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二是“天降三尺瑞雪,掩埋了窦娥尸首”,三是“从今以后,着楚州亢旱三年”(见关汉卿原著第三折)。结果都先后应验了。

  过去,我认为那前两条虽然奇特浪漫,富有神话色彩,但恰恰是它的兑现证明了她的冤枉之大、冤屈之深,动作性很大,形象性强烈,都无可非议,也可以说是关老先生的神来之笔。但我对于那个第三条的设计不大理解,窦娥本是个贤德之人,孝顺媳妇,心地善良,敢于担当,她怎么能发出让楚州(山阴县)“亢旱三年”的诅咒呢?那样的话,受到惩罚的就不仅是赃官、昏官了,而是要覆盖全县了,百姓们是无辜的呀,报复面太宽了。我甚至认定这是关汉卿的一个“败笔”。

  后来,我经历了许多的重大事件,知道了古今中外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某些表现,经过反复地思考,我终于发现错误在我,我比七百多年前的关汉卿弱智得多。

  一个县里的那么多人,眼看着当地的官员贪赃枉法,眼看着坏人谋害好人,眼看着窦娥蒙冤被斩,都一声不吭,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无一人敢于主持正义,等于是集体默许州官的横行,客观上成了暴政和恶行的帮凶,窦娥遭冤,他们袖手旁观,也不是没有责任的,让他们遭受三年亢旱的惩戒,难道不应当吗?这不但不是关汉卿的败笔,恰恰是他的深刻之处。

  由此,我也想到,过去我总是把日本对于我国的侵略罪行完全归咎于小部分军国主义者,总想把广大日本人民同他们严格区别开来。其实,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当时的日本是举国支持了那场战争的,他们不是没有责任的,他们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反对和制止那场残酷的屠杀?说它是整个民族的犯罪恐怕并不过分。应当谢罪的不只是那些战犯,全民都应当反省。

  最近,我看了法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艾蒂安·德·拉波埃西(1530-1563年)的《自愿奴役论》,他说“处在暴君权力下的人很容易变得胆小怕事和软弱无力”,“暴君利用一些臣民来奴役另一些臣民”。

  由此,我现在认为,关汉卿让窦娥诅咒全县大旱三年,以惩罚那些胆小、软弱、被利用来奴役其他臣民的臣民,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被奴役的人参与了对别人的奴役,而且没有自责之心,实际上都依然会是暴政的帮凶,至少继续是恶行的默许者。这是非常可怕的。

  苏三之骂

  京剧《玉堂春》中的苏三,被卖到山西洪洞县沈家以后,皮氏诬陷她用药面毒杀了沈燕林,遭到死罪的误判。所幸她的旧情人王金龙得中了状元,作为八府巡按复审了此案,为她平了反,洗刷了极大的冤枉,这已是尽人皆知的故事。但是她还有一桩小冤案,还应当给予彻底地改正,那就是:她在“起解”一折中骂过一句“洪洞县里无好人”。

  也许有人觉得,那只不过是写戏的人胡编的,不足介意;也许有人认为,那无非是苏三在恼恨之中的一句气话,可以原谅。但也不能排除有些属于洪洞县籍的人为此耿耿于怀,心中不悦。苏三的话虽然远不是什么结论,总是让他们受了委屈,难免对苏三怀有愤懑情绪。

  记得1949年我们战斗剧社行军在山西,有一天住在了洪洞县,借宿在中学校内。当晚操场上空月明如昼,我们几个爱好京剧的男女同志在月下清唱。有人想起了苏三,提议唱一段《苏三起解》,有人则敏感地制止了,怕引起本地人的反感,以致影响到军民关系。

  其实早已有人指出,苏三所骂的“洪洞县”并非指的是整个的洪洞县,而是指的洪洞县的县衙,是县的政府。在那个年代,某某县不但可以是某某县衙的代称,也可以是某某县官的代称。不是吗?京剧《法门寺》中坞县的知县有一句唱词是“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这个“坞县”指的就是他本人、县太爷个人,而不是整个的坞县,

  否则,一个县那么多土地、人口怎么能驮在一匹马上呢?

  再具体考察一下苏三那脍炙人口的几句唱,就更能证明她的所指究竟是谁了:“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的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她只是来在街上,却说是离开了洪洞县,这大街不也还是洪洞县的大街吗?她指的仅是离开了县衙(的牢房)而已,可见她说的洪洞县绝不是全县。再看,她跪在洪洞县城的大街上,请求“过往的君子”若有去南京的替她捎信,她如果真的认为“洪洞县里没好人”的话,心目中还会有什么“过往的君子”吗?

  当时的洪洞县衙是塌陷式地整体腐败了:“王知县受贿一千两,阖衙分赃八百银”,连崇公道这个小小的解差也承认自己“还弄了双鞋穿呢”。腐败必然制造冤案,陷害无辜,包庇罪犯。苏三不骂他们骂谁!(作者系中国作协名誉全委 高 平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