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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时间:2017-04-28

  近年来,政府在扶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提高行政办事效能、改善民营企业投资环境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成长发展出台了很多落地政策,为服务民营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国家经济贡献的主力军。经过多年发展和深化改革,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在不断加强,资金不断流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国资改革、精准扶贫等项目。

  根据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社会大环境变化,民间投资积极性忽高忽低,投资心态被国际市场和社会环境所考量,应对市场政策和鼓励民间投资积极性逐渐被社会新形态、新变化所约束。国家已出台多项针对民间投资红利政策,但是效果不佳。

  2016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题的重要讲话,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释放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强烈信号,是指导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和民营企业成长的纲领性文件。该讲话引人深思,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给民营企业一颗“定心丸”“动力源”“新标尺”和“新期待”。

  2016年5月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民间投资积极性和增速。5月19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动员部署会议”,对专项督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派出9个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察组进行专题调研。

  根据本人走访和深入调研,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体制下,民企作为民间投资和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运营的目标是逐利,能否盈利是民营企业决策投资与否的最根本的依据。而盈利与否取决于企业面临的市场状况,如果市场火爆,供不应求,企业必然会追加投资,增加产能,否则,企业只会压缩投资,保持或降低已有的产能。这样一来,导致民间投资持续下滑的除了成本上升、投资效益下滑等因素外,还有一个趋势也愈加明显,那就是民间投资也在逐渐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战略产业、服务业转移。有些民营资本选择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因而减少了国内投资。这样来看,民企面临的市场状态才是决定民间资本投资增减的根本。

  周期投资骤降 民企回报受限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至2016年4月份降至5.2%。与此同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由64%下降到了62%,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自2015年1月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15个月下行,2016年初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大幅下降。2016年1至2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从2015年同期的14.67%,骤然下降到6.87%,降幅过半。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固定资产增速,这在近几年从未出现过,且增速差呈现扩大趋势。

  从产业结构来看,2016年1至4月第一、二、三产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均出现大幅下滑,较2015年同期分别下降15.6%、5.5%和9.3%,其中第三产业降幅最大,达73.2%。从区域来看,西部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早在2015年就已出现了大幅下滑,从2014年12月的同比增速20.3%下降到11.4%。由于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占比较少,不足20%,对民间投资总额影响有限。但2016年以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同比增速也出现大幅下滑,分别从2015年12月的13.5%、16.6%,下降到8.6%和6.7%,导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下降明显。

  民间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和增加就业的重要推动力量,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目前面临增速大幅下滑的严峻形势,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市场预期悲观 投资面临壁垒

  民间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受市场预期、企业家投资效用、资金和要素成本、结构调整、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民间投资的市场预期悲观,投资意愿下降,导致实体经济不景气。还有受到利率、资本市场、汇率等影响。2013年中国由于各种因素,经历了一次“钱荒”,使得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迅速攀升,一批民营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之后又发生了股灾,资本市场蒸发了超过17万亿的市值,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都造成了负面影响。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初两次人民币汇率贬值又破坏了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使得资本外流压力加大。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了企业对于未来市场预期恶化。

  第二,企业家的边际投资效用下滑。2006年至2016年4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从49.8%上升到62%。企业家已经度过了温饱阶段,其投资冲动发生了变化,追加投资的边际效用降低。尤其在市场预期较差的情况下,企业家宁愿把资金留在手中,或用于消费以满足闲适的生活,也不愿投资到风险高、收益低、缺乏发展空间的项目中。

  第三,资本、土地等要素成本过高的累积效应,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长期以来资本、土地等供给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不断降低。企业家每增加一单位的投资,不但无法获取收益,还无法支付成本时,民间投资自然会出现大幅下降,降低了民间投资的意愿,加剧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第四,民间投资仍面临大量制度壁垒。大量的半行政行业性垄断、地方行业垄断与保护主义,造成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垄断现象,很多垄断企业占据了行业内绝大多数的资源,对于行业内有竞争关系的民营企业造成阻碍。除制造业之外,服务业也是民间投资的重要产业,但同时服务业也是政府行政管制最多的产业之一。行政管制、行政垄断等直接供给约束加剧了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得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破坏了市场的最优化配置,限制了民营资本的参与度和市场活力。

  激励民间投资 降低企业负担

  面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成本高、税收负担重、制度壁垒高、边际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首先要稳定民间投资预期,并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民间投资下滑趋势。一方面通过大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税收成本等要素的供给成本,提高民间投资的回报率;另一方面,通过放开转入门槛、落实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模式,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

  第一,加快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稳定投资预期。加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通过“放、管、服”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等。合理引导资本市场预期,避免资本市场的“股灾”再次出现,提高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稳定汇率预期,降低资本外流压力,都有利于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第二,进一步放开民营资本准入门槛。本届政府已先后多次发文,取消和调整多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使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拥有决策权,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同时建立完善市场规则,实现“有路可走”;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强对民营资本权益的保护,做到“有法可依”。

  第三,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税收成本。民间投资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很大关联性。从融资成本看,中国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仍然在10%以上。从税收成本来看,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是37%,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水平已超过40%。政府已经出台了“营改增”等相关措施,同时应持续推进减税措施,合理扩大减税规模,全面降低企业税负。如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民间投资自然会大幅增长,放松供给约束,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和投资积极性,进而促进民间投资增长。

  第四,加快深化制度改革,提高供给效率。在土地改革方面,可通过鼓励“双创”用地、盘活存量土地、创新土地供应方式等,提高民间投资的用地供给量,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提高土地的供给效率。

  第五,规范和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激发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首先,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明确合作主体的权责关系,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其次,运用市场化的定价方式,建立合理的投资回报机制。再次,创新民间投资的参与模式,如通过资产证券化、股权转让等金融手段,平衡PPP项目长期性和民间投资的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提高民间投资的参与意愿。PPP模式是拓宽民间投资渠道的有益探索,通过规范制度、创新模式,有利于提高民间投资的参与热情。

  总之,在稳定投资预期的同时,只有下决心从降低企业成本、减少行政管制、减少垄断、解除制度抑制等供给侧入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而促进民间投资效益提高,才能有利于民间投资回升,增加中国经济活力,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京奥港集团董事长 王子华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