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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已久的心愿

时间:2017-03-3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有的人心愿多一些,有的人心愿少一些;有人愿意把心愿说出来,有人愿意把心愿埋在心底;有的人心愿得到了实现,也有的人心愿久久不能实现,甚至一辈子都不能实现,成为终生遗憾。心愿像是对神灵悄悄许下的一种愿,许了愿是要还的。有的心愿还类似于心债,心债不还就不得安宁。

  写工亡矿工家属的生活,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心愿,长篇小说《黑白男女》的出版,使我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

  一

  1996年5月21日,在麦黄时节,河南平顶山十矿井下发生了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84名风华正茂的矿工在事故中丧生。当时我还在《中国煤炭报》当记者,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我就赶到了平顶山十矿采访。说是采访,其实我主要是看,是听,是用我的心去体会。工亡矿工的家属们都处在极度悲痛之中,我不忍心向他们提问什么。由于善后工作牵涉到的工亡矿工家属较多,若集中在一起,哀痛之声势必惊天动地,局面难以控制和收拾。矿务局统一安排,把工亡矿工家属分散到下属20多个单位,由各单位抽调有善后工作经验的人组成临时工作机构,采取几个工作人员包一户工亡矿工家属的办法,分头进行安抚,就善后问题进行协商。局里分给八矿五位工亡矿工。八矿的临时工作机构紧急行动起来,在刚刚落成的平顶山体育宾馆包下一些房间,连夜派车去乡下接工亡矿工家属。为了采访方便,我也在体育宾馆住下来。除了八矿,还有六矿、七矿等单位也在体育宾馆包了房间,整个宾馆几乎住满了。体育宾馆只有一层,围绕着椭圆形的大体育场而建。那几天,不管我走到哪个房间门口,都能听见里面传出哀哀的哭声。那圆形的走道,仿佛使我陷入一种迷魂阵,我怎么也走不出那哀痛之地。那些工亡矿工家属当中,有年轻媳妇,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们都是农村人模样,面目黎黑,穿着也不好。那被人架着胳膊才能走路的年轻媳妇,是工亡矿工的妻子。那蹲在门外久久不动的老人,是工亡矿工的父亲。有的工亡矿工的孩子大概一时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在走道里跑来跑去,对宾馆的一切露出新奇的表情。孩子们的童心无忌使人们的悲哀更加沉重。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心始终处在震荡之中,感情受到强烈冲击。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哭,可眼泪还是禁不住一次又一次涌出。回到北京后,我把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家属们做什么,我只能较为具体、详尽地把事故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记录下来,告诉人们。我想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一个矿工的工亡所造成的痛苦是广泛的,而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而不是短暂的。我想改变一下分析事故算经济账的惯常做法,尝试着算一下生命账。换句话说,不算物质账了,算一下精神和心灵方面的账。

  在作品中,我并没有站出来发什么议论,主要是纪事实,写细节,让事实和细节本身说话。比如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位矿工遇难时,他的儿子才6岁多,刚上小学一年级。矿上的面包车来接他们家的人去宾馆,他绷着小脸,眼含泪花,硬是不上汽车。谁拉他,他使劲一挣,对抗似的走到一边站着。他别着脸,不看人,谁跟他说话他都不理。姥姥让他“听话”,他也不理。最后还是他姥姥架着他妈妈从汽车上下来,妈妈有气无力地喊他“我的乖孩子”,他才说话了,他说的是:“妈。你别难过,我去叫几个同学,下井把我爸扒出来!”妈妈说:“好孩子,妈妈跟你一块儿去,要死咱们一块儿死……”说着,一下抱住儿子,母子俩哭成一团。再比如,还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工亡矿工的妻子,到宾馆两天了,一口东西都不吃。到了吃饭时间,她被别人劝着,拉着,到餐厅去。但到了餐厅,她就低头呆坐着,不往餐桌上看。矿上安排的生活很不错,满桌子的菜,鸡鱼肉蛋全有。这样的待遇是家属们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可生活越好,那位矿工的妻子越是不摸碗,不动筷子。她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一看见饭菜就想那是她男人的命,她说她吃不下自家男人的命啊!没办法,矿上的医疗组只好给她打吊针,输葡萄糖水,维持她的生命。

  作品以《生命悲悯》为题在《中国煤矿文艺》1997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了当时煤炭工业部领导的重视。一位主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称“作者从生命价值的角度,以对煤矿工人的深厚感情,用撼人心灵的事实,说明搞好煤矿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特别的紧迫性”。副部长建议:“煤炭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特别是从事安全生产管理的同志读一下这篇报告文学,从中得到启示,增强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为共同实现煤矿安全生产,为煤矿工人的安全与幸福,勤奋工作,多做贡献。”

  作品随后在全国各地煤矿所引起的强烈反响,让我有些始料不及。一时间,几十家矿工报几乎都转载了这篇作品,广播站广播,班前会上在读,妻子在家里念给丈夫听,有的矿区还排成了文艺节目,搬到舞台上演出。我听说,每一个播音员都声音哽咽,播不下去。我还听说,在班前会上读时,不少矿工听得泪流满面,甚至失声痛哭。直到现在,有的煤矿还把《生命悲悯》作为安全生产教育的教材,发给新招收的工人人手一份,对新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有一次,我到陕西蒲白煤矿采访,有的矿工和家属听说我去了,就在矿上的食堂餐厅外面站成一片等着我,说我写了那么感人的文章,一定要见见我,还说要敬我一杯酒。矿工和家属有这样的反应,把我感动得不行,差点儿流了眼泪。由此我知道了,只要我们写的东西动了心,就会触动矿工的心,引起矿工兄弟的共鸣。由此我还认识到,用文艺作品为矿工服务,不是一个说词,不是一个高调,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行动,是一件实实在在、呕心沥血的事情,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良心之功。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矿工,贴心贴肺地为矿工着想,喜矿工所喜,怒矿工所怒,哀矿工所哀,乐矿工所乐,我们的作品就会在矿工群体中收到积极的心灵性和社会性效应。

  有了和读者的良性互动,有了以上的认识,我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能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来描绘工亡矿工家属的生活呢?与长篇小说相比,纪实作品因为“纪实”的严格要求,总是有一些局限性。而长篇小说可以想象,可以虚构,篇幅会长些,人物会多些,故事会更复杂些,容量会大些,情感会丰富些,思路会开阔些,传播也会广泛一些。有了这个想法,我心里一动,几乎把这个想法固定下来,接着它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或者说成了我的一份“野心”。可长篇小说是一个大工程,它不像写一篇纪实文学作品那么快,那么容易。也就是说,仅仅靠在纪实作品的基础上发挥想象是不够的,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继续与矿工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还需要继续留心观察,继续积累素材,继续积蓄感情的能量。

  二

  有心愿和没心愿是不一样的,心愿是一种持久性的准备,也是一种内在的动力。有了写长篇小说的心愿之后,我对全国煤矿的安全状况格外关注。我国的基础能源是煤炭,在各种能源构成中,将近百分之七十来自煤炭这种化石能源。中国这架庞大的经济机器能够隆隆前行,它的动力主要来自煤炭。国家用煤多,采矿的从事人员就多,安全状况不容乐观。远的不说,进入21世纪的前些年,全国煤矿的工亡人数平均每年要多达数千人。从2004年10月20日,到2005年2月14日,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煤矿就接连发生了三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在事故中,河南大平矿死亡148人,陕西陈家山矿死亡166人,辽宁阜新孙家湾矿死亡214人。500多条年轻宝贵的生命突然丧失,同时使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使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子,使多少子女失去了父亲,严酷的现实,让人何其惊心,多么痛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鞭策着我,催我赶快行动起来,深入挖掘素材,尽快投入长篇创作。

  我选择了到阜新孙家湾深入生活。我做了充分准备,打算在矿上多住些日子。到了阜新我才知道,深入生活并不那么容易,不是想深入就能深入下去的。我只到了矿务局,还没到矿上,局里管宣传的朋友知道了我的意图,就把我拦下了。他们对我很客气,好吃好喝地招待我,拉我看这风景那古迹,就是不同意我到矿上去,不给我与工亡矿工家属有任何接近的机会。他们认为矿难是负面的东西,既然负面的东西已经过去了,就不必再提了。想宣传阜新的话,就多了解一些正面的东西吧。他们甚至认为,矿难就是一块伤疤,伤疤有什么好看的呢!结果,我那次深入生活是彻底以失败告终,只得怏怏而回。

  去阜新空手而归,使我对自己的心愿能否实现有些失望,也有些悲观,觉得自己的心愿恐怕难以实现了。任何心愿的实现都需要条件,都不是无条件的。我的条件就是要搜集材料,而且是大量的材料。一部长篇小说所需要的材料是很多的,如果缺乏材料,那是无法想象的。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到了2013年,我申报了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定点深入生活的项目,希望到河南大平煤矿深入生活,获得批准。当年中秋节前夕,我正准备前往大平煤矿时,收到了墨西哥孔子学院的邀请,邀我到墨西哥进行文化交流。以前我没去过墨西哥,很想到墨西哥走一走。可是,因为时间安排上的冲突,如果我答应去墨西哥,深入生活的计划就有可能落空。于是,我谢绝了墨西哥方面的邀请,坚持向近处走,不向远处走;向熟悉的地方走,不向陌生的地方走;向内走,不向外走;向深处走,不在表面走;在一个地方走,不到处乱走。去矿上之前,我在日记本上自我约法:这次深入生活,要少喝酒,少应酬,少讲话,少打手机;多采访,多听,多记,多思索;一定要定下心来,深入下去。我把这个约法叫作“四少四多一定”。自己长期以来的心愿能否实现,取决于这次深入生活的效果,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次深入生活的机会,决心把自己放下来,姿态放低再放低,以真诚、虚心、学习劳动的态度,把深入生活做深,做细,做实。我在河南文学界和新闻界有不少朋友,有朋友约我到郑州喝酒,被我谢绝了。中秋节期间,有朋友打电话要到矿上看我,也被我谢绝了。大概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到矿上的第三天,我的肠胃出现了严重消化不良的症状,拉肚子拉得我浑身酸疼,眼冒金星,夜里呼呼地出虚汗,把被子都溻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意志坚定,深入生活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坚持一边吃药,一边到矿工家中走访。中秋节那天上午,我买了礼品,登门去看望一位遇难矿工的妻子和她的儿女们。我还让她的女儿领着我,特地到山坡上她丈夫的坟前伫立默哀。定点深入生活结束时,矿上举行仪式,授予我大平煤矿“荣誉矿工”称号。

  回到北京后,我利用半年时间,把深入生活得到的材料,加上以前多次采访矿难积累的素材,加以整理,糅合,消化,一一打上自己心灵的烙印。接着我就静下心来,投入一场日复一日的“马拉松”长跑。我不说赛跑,说是长跑。场地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跟任何人赛跑,只跟我自己赛跑。从2014年6月开始,又用了半年时间,到2014年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那天,我跑完了属于我自己的“马拉松”全程,意犹未尽地为小说结了尾。

  值得回过头来提一句的是,在写长篇之前,我选取深入生活所获得的万千素材中的一点,像赛前热身一样,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清汤面》。小说写了工亡矿工家属的互相关爱,并写了矿工群体集体性的人性之美。《清汤面》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收到了不错的社会效果,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活页文选》,《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摘》,还有《中国煤炭报》,都转载了这篇小说。

  《黑白男女》与《生命悲悯》《清汤面》,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如果把《黑白男女》说成是《生命悲悯》的虚构版,或是《清汤面》的扩大版,也不是不可以。

  我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要写《黑白男女》这部小说,并不是因为它能挂得上什么大道理、大逻辑,也不是因为它能承载多少历史意义,主要的动力是来自情感。小说总是要表达人类的情感,而生死离别对人的情感造成的冲击最为强烈。别说人类了,其他一些结成伴侣的动物,一旦遭遇生死离别,也会悲痛欲绝。加上矿工遇难往往是突发的,年轻化的,非命化的,他们的离去只能使活着的亲人们痛上加痛,悲上加悲。小说总是要表现人世间男男女女的恩恩怨怨,矿难的发生,使男女恩怨有着集中的、升级的体现。小说总是要关注生与死之间的关系和意义,表现生者对死亡的敬畏。矿难造成的死亡常常是大面积的,一死就是一大片。众多生命不可逆转的丧失,无数家庭命运的转折,使亲人的生变成了向死而生,对今后的生活和人生的尊严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这些都给作者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实际上,失去亲人,是每个人都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对失去亲人后怎样都要作出自己的回答和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超越行业,弘扬中华民族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善良、自尊、牺牲、奉献等宝贵精神。

  总的来说,写这部书,在境界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大爱,大慈,大悲悯。在写作过程中,我力争做到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想实现的目标是:心灵画卷,人生壮歌,生命赞礼。我对读者的许诺是,读后既可得到心灵的慰藉,又可以从中汲取不屈的力量。

  至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于包括矿工兄弟在内的读者的检验和时间的检验。(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