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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香港的选择?

时间:2017-03-30

  香港至今尚未摆脱殖民地心态,港人大都以英美等作为自己向往的地方,这种文化领导权方面的“受制于人”直接导致香港易于陷入意识形态陷阱之中。在第一次选举面前,三百七十多万选民面临选择:建制派、泛民主派还是本土派?选择了谁,意味着香港命运会有本质性差异?无论答案如何,这些问题背后的真正选择是: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例如,此届立法会出现了许多新面孔,有一些议员是以“香港独立”或者“民主自决”为理念的,他们入局代表了一部分市民选择了本土路线。有分析认为,“港独”并非异想天开的胡闹,而是有深沉的政治用心;还有评论认为,保护“港独”只不过是保护言论自由,这是重要的香港价值……众说纷纭的背后,将香港选民“投票给谁”赋予了极高的、非此即彼的政治意义乃至政治后果,却多少忽视了相当比例的香港选民并未有如此“长远”抑或“复杂”的政治考虑,而是因为对现实的各种满意或者不满来通过选票进行表达。

  不同的人对上述问题无疑有着不同甚至难于自洽的回答,这就和各种简单化的直接判断形成反差——香港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城市,需要剥茧抽丝、从不同侧面来进行分析。

  从“香港华人”到“香港人”,这个转换不仅仅是香港回归前后一个独立的身份建构的形成与发展,更是香港居民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出现分歧的开始。在回归之前,“香港华人”曾经是被英国殖民者藐视的标签所在,也曾经是华人能够团结起来主张权益的共同身份所在,还微妙地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内地华人“高人一等”的高贵身份所在。这种三重含义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占据香港主流民意的深入广泛基础,也构成了回归之后“去殖民化”任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根源。

  遗憾的是,香港回归之后非但没有认真对待“去殖民化”使命,反而忽视了“一国”是“两制”的前提、陷入了“港人高度自治”的陷阱,这个陷阱既有制度性陷阱、意识形态陷阱,也有人员性陷阱。

  制度性陷阱体现为,误将英国殖民者撤出香港前设计的各种不利于香港发展的制度视为“祖制”:产业政策采用“空心化”路线,制造业在回归前就基本消失,不重视发展高科技和各种创新产业,不给中小企业发展空间,而是以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等为主,导致香港人收入两极分化,大部分人的工资收入自回归以来只是上涨了一到两倍,而金融业、房地产业的高端人士的收入飙升,低端服务业收入甚至下滑;社会政策被房地产大亨们所捆绑,一方面不再有效延续港英时期的公屋政策,另一方面坚持类似“济贫法”以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主体的社会福利体系,迄今没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近几年开始推行“强积金”的社保制度;政治制度将曾经名副其实的“行政主导制”变为有“行政主导制”之名、但实质上是有利于“恶质拉布”的三权分立制,司法独立口号之下大量法官是外籍人员,甚至行政长官在特区政府内部也被高级政务官所架空。

  意识形态陷阱体现为,误将殖民地文化等同香港文化:香港的多元文化是作为英属殖民地而形成的,也因此,香港至今并未摆脱殖民地心态,港人大都以英国和美国等作为自己向往的地方,这种文化领导权方面的“受制于人”直接导致香港易于陷入意识形态陷阱之中,导致“多元”背后的眼界的狭隘性和评价机制的单一化,既难于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角度出发来全面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难于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败汲取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所以年轻人拘泥在一个城市之中,社会心态容易走偏。

  人员性陷阱体现为以公务员体系架空行政主导政治体制、以繁琐的制度设计阻碍政府施政效能。香港特首既被立法会选举所掣肘,也被所谓司法独立所掣肘,行政长官制度没有落实。港英政府设计的政务官制度,通过“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吸纳了大部分政治人才,培养了一大批忠于英国价值观和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公务员,并且将公务员体系变为一个“自我控制的循环体系”。公务员的录用体系成为公务员系统“自运行”的核心,面试是长官一票否决制度,主导面试的政务官们会设计各种复杂的问题来录用符合其价值观的人员,而且审核材料的都是由退休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在掌控。特区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将用钱和用人制度设计得无比精细,程序上无比繁琐和互相牵制,并且通过基本法成为“祖制”;一方面使得公务员们被制度所囿、难于得到全面的锻炼,另一方面使得实际工作根本不可能推进改革。

  今天香港种种问题是上述多重陷阱综合发生作用的产物,但是,这些陷阱至今仍然发挥作用甚至越演越烈,值得中央政府和港人对此进行深入反思。

  如果说当初英国人能够设置陷阱成功,是因为中央政府对西方制度不够了解甚至一度承认其“先进性”、香港人在英国殖民时期形成对其制度与话语崇拜的话,那么,英国自身都在“脱欧入亚”的进程之中,为何这些陷阱成为“祖制”纳入到“一国两制”体系之中,难于得到与时俱进的改良与革新?

  目前,英国对于世界规则的影响力或者说软实力远超出其实际经济、军事、科技、资源等构成的硬实力。英国之所以保有其强大的软实力,秘诀之一就是善于分析国际格局进行最有利于自身的战略调整:和美国结盟是如此,率先加入亚投行也是如此,脱欧更是如此。那么,既然香港的主流文化认同依旧深受英国影响,为何没有跟随英国的脚步“脱欧入亚”呢?

  这就与香港回归前对内地的微妙心理、回归之初曾经试图“改造”内地政治的雄心以及当下比较优势逐渐衰退的另一种微妙心理有关,也与僵化对待“一国两制”以及“去殖民化”教育的缺失有关,还与将香港施行资本主义制度错误地等同为“商人治港”甚至“大地产商治港”、听任裙带资本主义肆意妄为有关。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一些港人似乎在不断强调“中港关系”的同时,强化了自己对于这个城市的本地认同,却淡化了对于祖国的国家认同,不情愿但不得不默认不再可能延续对英国的宗主认同——在身份认同上,越来越自我封闭于香港一地,希望还能够延续当年作为中国唯一“对外窗口”特殊时期所具有的高速发展与经济繁荣,却难于深入彻底地审视自己、了解国家与观察世界,又谈何如同英国一般审时度势进行战略调整?

  因此,选举也罢、投票也罢,也许仅仅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追求的选项表达,但如果仅限于通过选票表达意见,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选举政治不过是一场宣泄的游戏,然而并不能改变什么。

  香港需要改变,需要思考未来的路在何方?(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广角镜》杂志社长、广角镜媒体有限公司董事 鲁 薇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