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迁都与“永乐”国家战略

　　对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研究成果颇多，像国内的明史学者毛佩琦、商传、晁中辰，中国台北学者朱鸿、日本学者新宫学等都有论著探讨成祖迁都的背景、目的、影响和评价等，相关论文更是丰富。虽然学者在诸多问题的观点有明确的分歧或对立，但对迁都给此后明清五百年的中国历史带来巨大影响的看法却是一致的。

　　其实，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之后，在都城问题上多有考虑，南京作为京师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曾在凤阳建中都，但因故停工罢建；他也曾考察过开封和商丘等地，有建都城或陪都，也未成行。从那个时期君臣商讨的过程看，国家防御战略和控制力才是选择都城的最重要条件。朱棣在靖难之役后，便尝试将都城迁往北京(时为北平)。在经过近20年的准备之后，终于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此后明清500年，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朱棣迁都的原因说法甚多，有言北平是朱棣燕王的“龙兴之地”者，有言他不习惯于南京的生活，有言他在南京杀人太多而不安于内廷生活。此类说法仅从帝王一人之好恶判断国家都城之所在，显然过于简单，因为都城是一个国家政治和军事中心，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中枢，都城的选择一定有周密的考虑。

　　一

　　“靖难之役”对旧有的北边防御体系形成改变。靖难军的组成，对明朝北边防御最大的影响是，它既改变了洪武朝既定的塞王实边的战略，又极大地扰动了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北平行都司、北平都司、北直隶卫所等兵力的部署。

　　蓟、宣、大等京畿防御骤然紧张。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时，北平行都司及原驻地的卫所因参加战争，卫所屯驻地出现巨大变化，已无法按原设计发挥作用。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即着手对此前的都司、卫所分布做出了“收缩内迁”的重大决定，将北平行都司治所迁于保定，并将其名称改回为“大宁都司”，把从山海关到居庸关一带的61个在外卫所和在内卫所、三个守御千户所改属“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据《明实录》，“(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俱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苏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不论撤销大宁防区是出于何种目的，它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毕竟，蓟镇与敌对的蒙古部族近在咫尺，本属于“内边”的京畿、蓟镇之地不得不直面蒙古族势力。

　　永乐二年(1404年)，蓟州地区已开始派驻镇守武官，“以陈敬为都督，镇守边关。建城，始迁安寺子峪。为蓟镇守之始”。永乐中后期，都指挥使陈景先长期驻守蓟州镇守，奉命修筑边城、加固边墙、巡逻预警，在紧急之时，还获准指挥附近驻扎军兵的权力。大宁都司迁治于保定，凸显了保定在防御北边、戍守京畿的重要地位。保定是北方重镇，为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腹地的重要通道之一，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大抵皆战场矣”。宣府原有谷王的镇戍，与大同同为明前期北边防御重镇，这里早在洪武末年和永乐年间陆续建置有一批卫所，包括宣府前卫、左卫和右卫，万全左、右卫，隆庆左、右卫，保安卫和保安右卫，开平卫、怀安卫、蔚州卫、怀来卫和永宁卫等卫，兴和和美峪守御千户所等等。

　　于是，成祖在撤出藩王的同时，根据边地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又陆续往北边地区派驻大量的镇守武官，其中有为数众多的靖难“新贵”，以期构筑连接宣府、大同、保定和京师的防御体系，这显然是基于后“塞王实边”时期首都迁至北京之后，做出的重大调整。此举直接改变了明初洪武朝业已形成的卫所防御体制，构建了新的防御体制的举措也陆续应运而生，如入卫兵制、班军制度以及镇戍制、省镇营兵制等等。

　　明北边防御体系是为防御蒙古部族而建，明蒙关系的新变化直接影响到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运行。

　　“靖难之役”结束，作为首都的南京迎来了新的主人、组建了新的权力中枢。成祖因其轻骑南下，随行的亲信与前此组建的五军留在了南京，原戍守北边的官军像大宁都司军人返回原卫所。此时，北方社会经济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成祖称北方的经济“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打击政敌、稳定政局、正名扬声，以及恢复经济、规范屯田等事务，都是成祖的当务之急。

　　成祖对北边防御的重要性有他自己的体验和理解，尽管此时藩王守边的格局已被打破，但北边局势尚且安宁。永乐元年，他就对大臣们说：“今日唯当养中国，唯固边防”。在洪武后期，当纳哈出归降、捕鱼儿海之役后，脱古思帖木儿被弑，原蒙元王室遭到深重打击，蒙古内部发生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明太祖和建文帝都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北边局势进入相对平稳的时期。所以，在永乐前期，成祖对北边主要采取“通好”的政策，采取稳妥的防御策略。

　　在登极之初，成祖说：“《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寡，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他致书鞑靼可汗鬼力赤说：“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并赐给来归的蒙古人大批物品。当年三月他又派遣使臣到瓦敕部，劝谕来降，共修和平。此后，他一直对蒙古族采取“宣谕招附”与“积极防守”的政策，还数次表达类似的诚意。

　　永乐朝在靖难之后重开战事是对安南的用兵。对蒙古的用兵，则是在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称帝之后第一次荣归故都之时，蒙古贵族竟然杀掉明朝派出的使臣。次年他第一次亲征，出兵打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他的“亲征胡虏诏天下诏”表达了八年来对蒙古贵族的一再迁就、忍让的宽容却招致以怨报德的愤慨，以及不扫沙漠誓不休的气概。永乐十二年的第二次亲征打击对象是瓦剌可汗马哈木。

　　两次亲征，成祖对北方边境蒙古的新形势大致有了清楚的认识，进一步调整和加强北边防守，在北部边疆集结更多的兵力，打击、防御敌对的蒙古部成为他的首要目标。永乐十三年，他组织了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到北平地区，这就是后来《明史·兵志二》误认为“京操之始”的大调兵。成祖在永乐十四年九月短期回南京后，不过半年又回到北京。此后，他完成了迁都北京的壮举，再接下来是每年一次、连续三次对蒙古部的亲征。

　　从表面上看，成祖对北方蒙古族的政策，从前期的招抚到中后期严厉的打击有着鲜明的对比。后期的转变，似乎与建文政局的关系不大了。实际这种转变的背后却是因为洪武北边防御体制的被打破，必须重新建构新的防御体系的需要。对成祖迁都北京的原因，学界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他的五次亲征、尤其是后三次密集的北征原因何在？也有不同的见解，但都不能回避的最重要因素是来自蒙古族的威胁。

　　二

　　成祖自北平起家，由藩王夺嫡入继大统，率领大军于南京登基，后又迁都回北京，这样的经历，对当时明代的京师、京军和京营制度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京军、京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狭义上的京军是指在京师的亲卫军。广义上的京军则包括了在京、在内、京畿地区甚至远调而来的军兵，它的数量更加庞大。如明中期王廷相言“洪唯我太宗文皇帝迁都之后，京师置七十二卫所，约官军不下三十余万。畿内置五十余卫所，约官军不下二十余万”。京营一般是指五军营、神机营和三千营等三大营。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前，明朝的京军仅在南京，迁都之后实行两京制，南、北二京均有京军，但两京三大营职能却相去甚远了。

　　燕王登极，意味着洪武、建文朝的旧有亲卫军体系构成必须要做出改变，最初随他起兵的众将士留在南京，化为新的京军。在京军卫的构成上，他把原来的护卫军改为亲军卫，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升燕山中护卫为羽林前卫，燕山左护卫为金吾左卫，燕山右护卫为金吾右卫，俱亲军指挥使司”，其原燕王府属卫所名字也陆续做出相应的更改。永乐四年，“改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济阳、济州、大兴左、通州七卫俱为亲军指挥使司”。在迁都北京前，成祖对南京的京军亲卫所进行了统一分配。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方宾曰：明年改行在所为京师，凡军卫合行事宜，其令各官议拟以闻……金吾左等十卫已为亲军指挥使司，其行移并守卫官军，俱合依南京上十卫例。其各卫官军，今在南京及行在卫分者，俱合取入原卫上直守卫、南京留守五卫，每卫改官军一半来北京，开设留守五卫，仍属五府，分守城门及更番点闸皇城四门。北京牧马千户所，候调南京军至并之常山三护卫，见在北京，其文移合依安东中护卫例。悉从之。

　　命兵部以孝陵、济川、广洋、水军左右、江阴、横海、天策、英武、飞熊、广武、应天等卫，留守南京；神策、镇南、骁骑、沈阳、虎贲、豹韬、龙骧、鹰扬、兴武、龙虎、武德、和阳、沈阳右等卫，调守北京。留守中、左、右、前、后五卫官军，分守南、北二京。

　　经过调整，南京仍保留有49个卫，其中有亲军卫指挥使司17个，五军都督府属卫32个，由南京守备和中军都督府节制。《明史·兵志二》“卫所”项分别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和“后定天下都司卫所”两个时段的卫所设置，对南北二京所属卫所及其前后分合关系有简单的交待。

　　京营是明代军事武装力量的核心与中枢。永乐时期，明代国家军事建制中一项重大变化便是京营的形成。它的出现和制度化，与靖难之役后迁都北京、南北二京制的关系最为密切，与明朝北边防御体系的新构建也有很大的关系。

　　《明史·兵志一》“京营”条，对成祖一朝三大营建制有较为详细、静态的介绍，但对建制的过程并没有交待清楚。其中讲到“成祖增京卫为七十二”，指出了京营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但形成的具体时间和详细过程却多有争议。罗丽馨认为：京军三大营“源于永乐七年太宗北巡，此后经多次北征而强化，至永乐十九年北迁后大体形成，宣德二年因班军确立，始予制度化”。文章强调了迁都北京对京营体制是有重大影响的。李新峰则认为“永乐、洪熙、宣德之际，北征军队不及遣返，常驻京师，遂突破了“战时出征，事毕还卫”原则，渐成常备军驻京之制；三大营体制来源于靖难战争中的北军体制和永乐历次北征中的亲征军体制”，“三大营突破了亲军卫、京卫、外卫的界限而各统内外卫所，各营下属的各司更是打乱了卫所编制。”这与笔者所研究的明代班军制度始于永乐二十二年，在宣德一朝确定下来，主旨是一致的，即作为三大营之重要组织部分的班军，产生在明前期的军事调动大背景之下，在永乐一朝的军事调动中逐步产生，以戍守京师和京畿地区的常态化管理。

　　京军三大营在编制上的变化，与永乐朝军事形势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它不仅与三大营在永乐一朝陆续建立有关，还体现在三大营的具体建置的构成上。明末何乔远更是把靖难战争与三千营的形成讲生动形象。

　　成祖靖难时，将引兵南向，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拥宁王，燕府中赐予兀良哈，说之。兀良哈皆喜。成祖行，宁王饯之郊，兀良哈从，一呼皆战，遂拥宁王西入关。于是取其三千人为奇兵，立三千营。

　　三

　　靖难之役后，永乐政治对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影响，不仅仅直接体现在军事方面，更体现在军事防御体系构建或影响之下的国家制度与社会运行之下诸多层面，比如庞大的郑和下西洋船队，每次有二三万人，卫所官军是最重要的组成；他举兵80万之众对安南用兵，影响到了两广地区的军事布防；对西北边地和东北边疆的戍守和巡视，也大都是以卫所军人为重要力量。上述大规模的兴兵征伐，卫所官军的战绩、军功也较多地影响到了卫所体系的原有结构。

　　成祖迁都后，明朝的权力中枢和政治中心转移到北京，它必然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骤然剧增的京师人口(皇室、文武官员和服务群体)所必需的交通运输和物资保障。于是在迁都之前，就有了大运河的修建，有了漕运军队的组建等。漕军来源于都司卫所里的世袭军人，是在永乐年间因迁都和增加北京、北边粮饷供给的产物，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军兵种，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之后。漕运军出现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当时成祖准备第二次北征，从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和直隶等都司卫所大量调取军士，以指挥、千百户率领，都指挥总管，入漕运粮。在此之前，成祖已深感供应北平粮食的艰难，认为东南地区向北京的粮饷运输如果继续依靠海运，显然无法保证稳定的供给。

　　屯种田地是都司卫所的重要职责之一。在成祖登极后不久，他就下令“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令卫所屯田如旧制。卫指挥一人、所千户一人专提调，都指挥督察之。岁终上其所入之数，以课勤怠”。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成祖再下令，“命天下卫所，以去所定屯田赏罚例，用红牌刊识，永为遵守”，加强对屯田的管理。永乐朝的屯田子粒收入，是整个明代的数量以及占国家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最高的时期，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成祖对卫所屯田职能的加强。

　　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它对军事制度的运行影响是最大的。从“塞王实边”到“天子守边”，建文政局变动之后，到永乐政局的形成，也标志着明代国家防御战略的重大转变最终完成。此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新的国家防御体制正式形成，它对有明二百年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靖难之役又是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对参与的政治群体、尤其是权力中枢机构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皇权专制背景之下，靖难新君夺嫡入位之后，其个人特性对整个明王朝的影响则是革命性的。故王崇武所言“明代政治制度之巨变以靖难一役为分野”实在有相当的深意。明朝建国，太祖在短期内承袭了元朝军户、卫所等军事组织基础之上，又多有创制，开启了“法乎汉唐”的明朝政制，而成祖则立足了靖难之后的新形势，在“一遵太祖之制”的名义之下，在更大的层面创立了新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体系。

　　成祖靖难夺嫡入位的经历，使他的一生都在努力为自己正名；让百姓尽可以永享太平之乐，打造永乐盛世是他称帝后的目标追求。他迁都北京，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或仅仅是个人的感受。从南京迁都到北京，高度切合中国古代都城迁移的基本规律，即“从西到东，以北制南，南北分治”的总特点和趋势。

　　对元朝定都北京和明成祖的迁都，白寿彝著《中国通史》有如下评价：“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外国学者同样对成祖迁都及其永乐伟业予以高度评价：“通过把北京定为京师，永乐帝就能够部分地实现他建立一个扩张的和外向型的帝国的幻想，这个帝国包括边陲和内地，既有汉族人，又有非汉族人。因此，地处战略要冲和曾为两个非汉族帝国首都的北京就明的新都来说似乎是实际的和顺理成章的选择。”

　　纵观永乐一朝，派郑和远航、设立奴儿干都司经营东北、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平交趾反叛，以及加强对西藏的联系与管理、积极开展与中亚各国的交流、迁都北京、五次亲征、编纂《永乐大典》等，无不显示成祖不是一位墨守成规的皇帝。这既是在研究永乐朝的军事制度时所必须注意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理解永乐政治及其时代的一把钥匙。(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彭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