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中轴线

　　时至今日，“北京中轴线”已为人们所熟知。有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筹划，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讲述“北京中轴线”时，总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有人认为，“北京的中轴线在今天的旧鼓楼大街及其往南的延长线上，明初建北京城时才往东移到今天的位置的。”

　　其实，对于这种说法，早在数十年前，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士元就在其《故宫札记》中这样写道：“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徐苹芳同志，曾以考古科学钻探技术坚定元代大都中轴线的位置。他们从现存北京钟鼓楼大街西的旧鼓楼大街向南，越什刹海、地安门西恭俭胡同一带到景山西门至陟山门大街一线上，按东西方向由北向南排探过6条探沟，均未发现元代路基土。然后，他们往东在今地安门大街上钻探，结果在景山北墙外探出东西宽约28米的大街路路基一段。在景山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物基址，又在景山北麓下探出元代路基，证实从鼓楼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轴线大街，而与今天地安门南北大街是重合的。寿皇殿前的基址正是元宫城北门厚载门的基址。这就完全证实明代北京城的中轴线就是元大都中轴线，元大内就建在这条中轴线上，明宫紫禁城又建在元大内旧址上。”

　　一

　　自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伐金起，至1264年忽必烈称“汗”，在建立元朝的半个世纪中，蒙古军不断向中亚、东欧发动战争，并建立起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但这时汗国的政治中心，仍然是蒙古草原上的哈剌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岸)。燕京只是蒙古统治者控制华北、中原的一个重要战略居点。

　　元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称汗。元初仍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称上都。但随着政治、军事重心的南移，其都城南迁的决心也日益强盛，并于元至元三年(1266年)派谋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考虑到中都旧城的宫室已毁，蒙古人又有不愿在别人的废墟上营建新宫室的习俗。何况，作为原中都城水源地的莲花池水系“水流涓微”、“土泉疏恶”，而忽必烈来燕京时曾驻跸的所在——琼华岛周围湖水浩淼，完全可以依傍高粱河水系修建大都城。

　　大都城于元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修建，十一年(1274年)宫城大内建成；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垣建成。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汗之城”——元大都城。

　　元大都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最后一座按既定的规划，平地创建的都城，面积近51平方公里，而从规划的完整性和面积的宏大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突出的。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元大都曾进行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已经基本上探明了大都外城、皇城、宫城的轮廓，庙坛、官署的位置和主要街道的布局，并发表了大都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据勘察报告和复原图可知，大都城东西宽约6。7公里，南北长约7。6公里，面积50。9平方公里，呈南北略长的矩形。若以元代1尺长合31。5厘米计，约合宽14。1里，长16里，周长62。2里。这与史书所载大都城方60里的数字相符。大城的东、南、西三面各开三门，北面开二门，共11门。皇城、宫城在大城的南半部，皇城北的钟鼓楼处集中了各种市；太庙和社稷坛分布在东西两城最南的城门——齐化门、平则门间大街的北侧。整个元大都城基本上比附了《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中所规定的“旁三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而其尺度则已远远超过“方九里”的规模。其北面只开二门，则又传承了汉魏洛阳城以来都城北垣正中不开门的传统。

　　全城有南北向的“经街”9条，除东西顺城街外，尚有7条街，分别通向南北城上的五座城门；另有6条东西向的“纬街”，除南北顺城街外，尚有4街分别通向东西城上的各门。在由经、纬街划分成若干纵长的矩形地块内，等距离地辟有东西向的巷，即“胡同”。每条胡同的两端可直通大街，不再有封闭的坊墙。中国古代的城市由封闭的里坊制转变成开放的街巷制，虽始于唐末五代的江南，但在北宋中期于汴梁(开封)由里坊制改造为街巷制后成为定制。大都城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按照街巷制原则进行规划、在平地上创建的都城。

　　若将元大都城复原图的四角画对角线以求其几何中心，则可发现它正位于鼓楼(齐政楼)处，而在鼓楼正北方，恰当光熙门至崇仁门之间的中分点位置建有钟楼。在钟、鼓楼间连以南北大街，并向北延伸至北墙，形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分线。这条中分线即是元大都城北半城的中轴线。今日的旧鼓楼大街，便是它的遗迹。而自大城正南门丽正门，宫城正门崇天门向北延伸，穿过主殿大明殿、延春阁，直抵北门的规划建设中轴线。上述南北半城的中轴线之间相距129米。

　　这种既遵循王城规划的古制，又结合大都城所在地的地理条件，把全城分成南北两个半城：在南半城的中轴线上建宫城，南起大城的正南门丽正门，北止于万宁寺中心阁；而在北半城的几何中分线(中轴线)的南端建鼓楼(齐政楼)，在其正北建钟楼，形成一条南北向的街，甚至在全城的几何中心点建的“中心之台”。这种在城的南半部强调建设中轴线的同时，又在城的北半部强调几何中分线的处理手法，说明在规划大都城时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将中轴线东移。

　　二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上，突破大都城的齐北门，并占领了大都，改称“北平”，取“北方太平”之意。但是，为便于军事上的防守，遂把大都城北部曾因遭遇火灾而显得较为空旷、荒凉之地让出城外——在原北城的南五里，并借一条海子东流的小河作护城河，在其南侧砌筑新城垣。其西段正遇海子宽阔的水面，便不得不选择其最窄处与原西垣相接。这样，明北京城的西北角便成了一个斜角。正因于此，也把海子原有的一片水面隔在了城外(即后来的"太平湖",现已消失)。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其长孙朱允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史称“靖难之役”，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升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作迁都的准备。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开始兴建北京宫殿。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至北京，在奉天殿接受朝贺。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展拓北京南城，即将原大都城南垣以今天的东西长安街一线，南移二里，重筑新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北京宫殿、城池告成，翌年正月初一日，便以北京为京师。

　　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完全继承了大都城南半城的中轴线，即自丽正门(后改正阳门)北上，经过承天门(天发门)、紫禁城、万岁山、北安门、海子桥(万宁桥)、鼓楼、钟楼。但有两个突出的变化：一是把全城的几何中心点移到了万岁山(景山)；二是把原先位于中心阁之西，位居大都城北半城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鼓楼、钟楼东移，并把它们作为明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点。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加强京师的防务，开始加筑外城，进而把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也移到了永定门。这样，便最终完成了我们日后所见的南起永定门，北上经正阳门、大明门、紫禁城、地安门，北止于鼓楼、钟楼，全长7。8公里，贯通全城南北、统领全城规划建设的北京中轴线。

　　正是这条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北京中轴线，把很多重重封闭、自成空间格局的平面组织串成一体，形成了一条压倒一切的主轴，并通过它将整个北京城，无论是从空间组织上，还是体量的安排上都完全连贯了起来，使整个北京城呈现出一种既跌宕起伏，又有极为完整的节奏感，从而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明北京城的规划和中心建筑群的布局，不仅有其非常深厚的中华民族理念和文化渊源，而且也是都城中轴线运用的最高成就。这是当今世界上一条最长、最伟大，也是最壮丽的城市中轴线。

　　三

　　考古发掘证明，黄河流域最早的宫殿建筑，多是采取背北面南的。《周礼·天宫》说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面南为尊”说的就是这个。不仅如此，战国历代帝王自诩为天帝的“元子”，即天子。其所作的一切都是“奉天承运”。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又是一个以北天区为原型的文化物——中央集权于皇帝一身，郡县对中央形成拱极之势；帝王与群臣，犹如北极星，由群星拱卫着。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正因如此，“象天设都，法天而治”也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原则，即模拟以北极为中心的天国秩序——皇帝所居的宫城，必定要效法天帝居于“天中”的紫微宫，而在与天相对应的“地中”("土中")修筑“紫禁城”，并在其正南方辟出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御道，以供百官朝觐，万民敬仰，即“通天之路”。这个自周秦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式，即将主要的建筑物安排在中轴线上，左右取得均衡对称，辅之以高低起伏，构建出一个在空间布局上最大限度地突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面南为尊，则是我们位居北半球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先祖崇拜北辰的文化产物。

　　至于有关北京中轴线存在有偏离子午线的问题，并由此而演绎出许多揣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去解释：罗盘中的指南针本身就存在有磁偏角问题。对此，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也早已有所察觉。宋初，曾供职于司天监的天文学家杨惟德，就曾在进献皇帝的《茔原总录》一书中这样说：“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换而言之，北京中轴线存在有偏离子午线的现象，是很正常的。所以，也毋须去附会什么，以至于弄得很神秘。(朱祖希 作者系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