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元 跨越半世纪的政协情

　　在十二届市政协700多位委员中，陈广元应该是最为特别的一位。他是资历最深的委员。初来政协还要追溯到1957年，从区政协委员到市政协委员，再到全国政协常委，做五十多年的政协委员需要何等的热情与情怀，殊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半辈子的政协委员

　　政协对于陈广元来说，大约可以算作他的另一个家。在陈广元五十多年的政协委员生涯里，他一直积极通过政协民主渠道，反映宗教方面的社情民意，帮助宗教界解决了很多现实困难和问题。如北京广济寺、法源寺归属问题；地震灾区受损的寺观教堂纳入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等等。

　　2004年全国政协针对宗教房产政策落实情况，在北京、上海调研。在陈广元和其他委员的努力下，这次调研进一步摸清了现状，清理了政策，分类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不但推动一批落实宗教房产政策方面老大难问题的解决，还在政协委员和广大宗教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2007年，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调研组一行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中华回乡文化园参观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陈广元针对中华回乡文化园建设和所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他指出，要积极挖掘回族文化遗产，进一步研究，进一步深化。要落实民族、宗教政策，讲融合；反对分裂，讲和谐；反对极端，讲大局；反对自私，发展回族文化，把宁夏发展成为回族之乡。

　　北京市少数民族多、宗教活动场所也多，因此对北京市的民族宗教工作，陈广元也十分关注。2005年，在北京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对北京市18个区县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建设情况进行调研的时候，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陈广元坚持跟着调研组，全程参与。调研组先后走访了东城区和平里街道交通社区、东四街道豆瓣社区，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月坛街道办事处以及宣武区牛街街道办事处，还参观了安德路北社区、美廉美超市德胜门店清真专区、三里河民族团结社区，陈广元兴奋地说：“到了民族团结社区，就像回了家一样。”

　　陈广元一直说，他作为一名民族宗教界别的政协委员，内心是非常愉快的。多年来，政协领导、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对他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许多关心、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宗教人士，他本人也积极参加有关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做工作、服务。对此，他感到格外的荣幸。

　　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所作的工作报告令当了半辈子政协委员的陈广元连连称赞。报告中有一句话最令其动容：过去一年，为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全国政协做了大量工作，深入企业、社区、学校、农牧区和寺庙，开展慰问看望、政策宣传、座谈交流等活动，更好发挥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桥梁纽带作用。陈广元说，当他听到报告中“深入寺庙”这句话时心里“为之一振”，他做了几十年的政协委员，这种说法却从没听说过，一句话将政协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视放在了新的高度，现在他感觉心里更踏实了。

　　听、跟、走都追随共产党

　　熟悉陈广元的人都知道，五十多年的政协委员生涯中，他一直念念不忘一个信念——听、跟、走都追随共产党。无数次在各种场合，他都反复地提起这句话，每一次都令在场的委员们颇为感动。

　　“听，就是听党的话；跟，就是永远跟党走；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听、跟、走三个字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海枯石烂心不变。”陈广元如是解释。

　　其实，陈广元有如此的认知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1932年，陈广元出生于河北一个回族穆斯林家庭，三岁那年，本就出身贫苦的他不幸丧父，四岁便到清真寺学经。抗战期间，10岁的他用放羊的鞭子斗过拿枪的汉奸。经历过一系列的斗争，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陈广元才得以翻身解放。也因此，陈广元对共产党始终有一种深厚的、本然的情感。

　　陈广元既受过传统的清真寺教育，也有着完整的现代伊斯兰教学院教育经历。1952年起，他先是在北京市回民学院阿语专修班学习3年，此后又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了4年。毕业以后，他先后在北京昌平清真寺、牛街礼拜寺任阿訇。1966年，32岁的陈广元成为了东四清真寺的阿訇，并且一做就是五十年，如今他已经成为这座清真寺的“灵魂”。

　　在这座清真寺里，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但他的心中始终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坚信这些苦难是暂时的，坚信中国一定会改正错误重新走入正轨，也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还他清白。

　　皇天不负有心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根据形势需要，开始重新落实宗教政策，陈广元与东四清真寺迎来了新生。在此后的许多年中，陈广元也凭借其见识和名望，声誉日隆，逐渐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旗帜。2000年1月，他在中国伊斯兰教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11年9月15日中国伊斯兰教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又选举产生了以陈广元为会长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陈广元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的宗教领袖。

　　“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事，应该说好的坏的我都赶上了，但总的来说，我自己是一个幸运儿，所以我才真心地感谢共产党，才有了听、跟、走都追随共产党的主张。”陈广元解释说。

　　桥梁与使者

　　陈广元觉得，他的人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就是学宗教，当阿訇，如果说真发挥了什么作用，那就是“桥梁”和“使者”的作用，一座沟通穆斯林群众和政府的桥梁，一名沟通中外的使者。

　　陈广元从不讳言做好穆斯林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桥梁纽带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这个工作既要让党和政府满意，又不能让群众受到委屈，所以若没有干练的头脑和较高的声望，这个工作无论如何也做不了。每当群众有意见的时候，陈广元总是耐心说服，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尽可能地理解政策，顾全大局，保持伊斯兰教与政府以及其他教派的安定团结。同时他又总是及时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到政府相关部门，协助政府更好地了解穆斯林群众需要。

　　陈广元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又是全国政协常委，因此时常有穆斯林群众来找他反映情况，有的是清真寺在拆迁中碰到问题，有的是生活中清真食品发生清真不真的问题，还有的是扩建穆斯林公墓中遇到困难等。总之，这些问题五花八门，纷繁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及信仰习俗等差异，许多年来陈广元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并且帮助了很多群众维护了合法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称赞。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的宗教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同时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宗教组织进行交往和联系。但是，中国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也因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异而受到误解，为此，陈广元不得不主动承担起解释和宣传的工作。他先后出国50余次，参加过3次世界性的宗教会议，5次国际性的伊斯兰会议，出访过32个伊斯兰国家，还有21个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期间他历经无数次质疑责难，无数次化戾气为祥和，向国外宣讲中国伊斯兰教政策，成为了中外共仰的友好使者。

　　陈广元至今还记得1957年他第一次参加大学生代表团出访埃及和叙利亚时的情形，一共5个学生中只有他一个是穆斯林，当时外国人很好奇地询问他关于国内穆斯林的生活状态，他就以亲身经历向他们解释作答。

　　“当初，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很多外国人都认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绝对不会支持宗教思想自由，所以每次对外交流，虽然和风细雨为主，但质疑、怀疑、敌视的情况也绝对不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用我穆斯林的身份向他们解释，向他们说明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们也有自己的宗教学家，消除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怀疑。”陈广元说。

　　抄写古兰经

　　《古兰经》一直被穆斯林认为是最为神圣的经典，穆斯林认为缮写《古兰经》也是一种善行，多少年来手抄《古兰经》已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一个文化传统。

　　2002年，有位穆斯林石刻家提出请陈广元手写《古兰经》。当时，陈广元觉得日常工作太忙，而这个任务又太重，没有时间抄写。但后来，经过他反复思考，还是答应了下来，他觉得这是一件比较神圣、重要的事，也是一种功课，并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弘扬伊斯兰教的文化。

　　于是从2002年到2006年，陈广元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手写《古兰经》的工作。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手写《古兰经》。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放弃所有休息日，埋头书写如此长篇章的《古兰经》，其间的困难可想而知。据陈广元回忆说，有时候写着写着眼睛就花了，或者肩病犯了，他就揉揉眼睛，活动活动，再接着写。（本刊记者 张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