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的科长生涯——鲁迅任职教育部的心路历程和理念挫折

　　相比较陈布雷、何思源那代人在政府系统中做到厅长的中层高职，乃至日后在官场有所进步，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大概都到了省部级)，周树人(1881-1935)的官场生涯无疑让人生悲。虽然是1912年民国肇创之际就进入教育部，可谓创建时代的元勋级人物之一，但直到1926年辞职南下厦大，鲁迅做了十四年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那时候的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处长级别吧！说来虽非高级职位，但其实际权力也算不小，社会地位也算尚可。不过，如果在官论官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官运”不佳。可不是嘛，十四年，也就是当到科长，基本就是原地踏步；若非在文学领域别出手眼，我们的鲁翁可就要一辈子在此“沉沦为下僚”了。

　　一

　　从南京到北京，是一个重要选择。蔡元培本想挂冠而去，可禁不住袁世凯派人劝驾，也就北上任职。于是，教育部的同仁也就追随而至。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出于大义的以公益为重的尝试，并未能延续太久。在1912年7月，蔡元培即辞职。派系之间的倾轧，有时是难免的。蔡元培之所以辞职，固然是因为大的政见上的坚持，但部门本身的难以作为恐怕也未尝不是一个要素。由袁世凯任命的次长为范源濂(1875-1927)，此君是清末学部参事，因此学部旧员留用者不少。蔡、范之间虽然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出身旧官僚的范源濂，虽不乏对蔡氏的敬重，但其权力斗争意识却一点都不弱，仍组织“尚志学会”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很快蔡元培挂冠，范源濂继任部长。

　　鲁迅是5月15日到北京的教育部上班的。从其住地绍兴会馆(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到前清学部衙门，距离不远，散步可也。“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越是无所作为，越容易升官。或许也是范源濂上台后需要示下于好，到了8月，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当时的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1863-1924)。这一年鲁迅三十一岁，三十而立，正是一个人的黄金年华，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央政府做到一个“处长”的位置，在今天也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然而，鲁迅似乎并未在“官场”中把握自己的前途。他比不了蔡元培，蔡元培可以挂冠而去，鲁迅不能。毕竟，蔡氏是民国的开国元勋，光复会的领袖、同盟会的元老，前清翰林、首任总长、留德学人。鲁迅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还单薄，他不过留日归来，而且没有曾经的革命资本。更何况，家里也还有老小需要他的薪水维持家常开销。这佥事这科长，毕竟也算一个不错的位置，不能轻易放弃。比较一下范爱农穷困潦倒至死的悲惨境遇，就可以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

　　那时的教育部远没有日后的庞大规模，只有四个司局，所以每个小机构管辖的范围都很大。譬如鲁迅的第一科，管的就是博物馆、图书馆、文学与美术等，这算来该是日后文化部的职权范围了。不过那时不管，统统都在周科长的管辖范围之内。周科长当然没有在南京时候的意气风发，那时革命初开始，时间仿佛凝滞后的开端，一切都有着热血的沸腾和激情的涌动。可在北京的学部旧地，办公时下棋者有之，品茶者有之，念佛经者有之，唱京戏者亦有之，周科长无奈之下，也不能不“和光同尘”，不过他总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稽古，读古书了。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开始改革变法；《新青年》移师北京，陈独秀也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鲁迅因了钱玄同的关系，与这批人物有了往来。开始时，是因为约稿。那时候，他们看待周树人君，不过是教育部的一个小官僚吧，但喜文弄墨，也算是“略作知音”。

　　1926年，大约在十年之后，鲁迅已积累了足够的官场阅历和文化资本，此时的他，正是人过中年，45岁，算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最为黄金的时代吧。而与许广平(1898-1968)的恋情，也使得他日益散发出老夫聊为青春梦的难得激情。从1926年到1935年，鲁迅最后十年的生命，是在一种黄金状态中经历的，虽然病痛也时时袭击着他。

　　二

　　如果放在一般的观点中，从1912年到1926年，长达十四年的官场生涯，以当科长始，以当科长终，在仕途中几乎始终没有进步，这岂非是很不求上进？然而我要说，庆幸吧，中国的官场没有留下一个不合时宜的小官吏，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与思想史预留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周树人之走，鲁迅之出，是一幕多么滑稽而又自然的时代大剧？为什么民国时代的官场不能容纳和产生这样伟大的人物呢？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时代之官场，却能够包容下屈原、杜甫、苏轼这样伟大的骄子呢？当然皇帝可能打文臣的屁股，甚至要去他们的性命。但既有朱家父子极其残酷地对待臣子的杀威棒，也有赵宋王朝如此宽松和善待文臣的“永不杀士大夫”的承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性作用和观念性规定，导致了这样一种巨大差异的产生？

　　蔡元培之出任教育总长，是有自家明确教育理念的。他的人格魅力，或许是感召之一；而许寿裳的劝荐，则是鲁迅选择入宦生涯的重要动力因素。当然，更重要的，则是鲁迅自己的实际生存选择可能。

　　鲁迅官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有二：一是与《新青年》结盟，从此跻身中国文坛，并杀出一条血路，不仅是为新文学，也是为个体的社会生存，因为没有这样的象征资本，他很难在日后从容退出官场，选定自己的终身事业归属。这为他后面一个转折打下了社会资本基础。二是直接进入教育实践场域，在大学兼职，积累教育经验。这又都与他的教育部职业生涯有关。鲁迅先后兼职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其时担任校长的正是昔时的教育部同事蔡元培、许寿裳，自然有相当之人事便利条件。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他作为新文学开辟者的地位，想在大学里谋职也不易，所以很多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

　　官僚体系自有其特殊的运行程序和规则，知识精英的难以容纳乃是题中必有之义。毕竟，天才有其横空出世、霹雳自为的一面，精英也有自身的惯习和脾气。像鲁迅这样做小官僚，像卡夫卡那样凭借书记员的位置而创造出不朽的文章，都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献身文学，就注定要付出代价。然而，即便是在人生的漫长岁月里，十四年也不是个小数，更何况“生年不满百”，鲁迅也就是半百刚过而已。故此，从而立之后到迈向知命的时代里的教育官僚生涯，对理解鲁迅一生，至关重要。应该说，鲁迅之毅然离开教育部，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其时国民革命已然轰轰烈烈，大势之将变也清楚，所以未雨绸缪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要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旧政府分崩离析之际再选择变易，恐怕更不容易。所以，鲁迅的职业生涯转移有其必然性。

　　官员的生涯并不值得懊悔，因为官员同样可以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蔡元培凭部长的位置而奠立下民国教育的制度基础，陈布雷、何思源等以厅长的身份而躬耕其位，而鲁迅则以科长(处长)的角色也当过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他们其实也以自己丰厚的社会实践和生命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其位当谋其政，即便是不能“与民做主”，也至少当“出污泥而不染”，可以选择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而无愧于自己的伦理立命。

　　所以，像教育部这样的机构，虽然也是衙门，但还是与一般的衙门不一样，即使不能够富于理想地大干一场，至少可以利用好人当政的机会做一点有益之行。鲁迅的科长生涯，确实缺少些政绩亮点，但教育部倒是给未来的大师，提供了一个可以养家糊口、从容涵养的经济支撑点。教育官员怎么当？即便是当处长或司长，如在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当“处长”，譬如周树人科长，与在省级教育厅当科长，也是不一样的。譬如郑晓沧这样的人物，他在陈布雷手下当教育科长，之后又到浙江大学当教育学教授，其间的距离究竟在哪里？这无疑是值得探究的。(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