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统战工作与日常交友

　　邓颖超十分重视在统战工作中广交朋友，强调交朋友贵在交心。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在日常交友活动中自觉贯彻党的统战工作，并一以贯之。特别是1983年至1988年担任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期间，更是体现了她长期以来春风化雨般的统战工作风范。她对事物分析的真知灼见，与人相处时虚怀若谷、和蔼平等的质朴作风，对朋友坦诚关切的真挚感情和无私无畏的品质，感染和影响了诸多新老朋友，在党内外赢得了巨大的信任和尊重。

　　联系、支持和关心老朋友

　　邓颖超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交往了很多朋友，其中不乏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老朋友。邓颖超与董竹君就是如此。两人相识于1945年夏天国共和谈期间，当时周恩来已通过张执一秘密赴上海联系董竹君，董竹君开设的锦江饭店成为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络点。邓颖超曾去上海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31号看望董竹君，鼓励她利用上海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包括妇女工作、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仍与董竹君保持联系，时常关心董竹君。1958年，在广州疗养的邓颖超还特别去探望同在广州化疗的董竹君。邓颖超高度肯定董竹君的贡献，在1984年5月18日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无党派小组会上，邓颖超说：“今天还有几位委员没有来，董竹君委员过去给我们党帮过很多忙，做过很多工作，可能因为身体关系未出席，请秘书长代我去看看她，问候她，等她好了以后有机会会见到她的。”六届政协期间，邓颖超每逢春节，总要派秘书赵炜带礼物探望董竹君。1991年春节，赵炜对董竹君说：“您给邓大姐的玉器玩物，大姐看后很高兴，并吩咐我，在她离世后原物还给您。”1992年6月22日，董竹君给病中的邓颖超送去盆景。病情危重的邓颖超也记挂着董竹君，7月8日派赵炜再次看望董竹君。这一夜，得知邓大姐病危的董竹君通宵难眠。三天后，邓颖超逝世。董竹君在参加完吊唁活动后，曾写下两首诗怀念邓颖超。其中一首为：

　　羊城病榻慈颜临，今拜遗容心碎尽。

　　辞离中华万众泪，伉俪光芒史册新。

　　邓颖超的另一位老朋友朱学范是国民党元老，与邓颖超相识于1946年2月的重庆。当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朱学范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和战后工人运动的根本要求，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迫害。周恩来、邓颖超、邓发、廖承志等人向危难中的朱学范伸出了援助之手。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曾幽默地对朱学范说“我们是患难之交”。“文革”期间，周恩来、邓颖超保护了朱学范。1978年2月，在邓颖超支持下，朱学范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9年4月，以邓颖超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百忙之中，与同行的代表团成员朱学范还谈起整理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史料的方法问题，对朱学范后来写的工运回忆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此后，邓颖超在各种场合，多次勉励朱学范为祖国统一大业多出力。1981年2月，朱学范发起并主持召开对台通邮座谈会，并向中共对台工作小组递交了《关于成立对台通邮研究小组的请示报告》和具体工作建议，得到邓颖超的嘉许。1988年11月，朱学范被选为民革中央主席，邓颖超写信祝贺：“喜闻你当选民革主席，特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近来两岸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贵党和你更可以取得新的发展，关于统一祖国实行一国两制，你和贵党的同志们定能取得新的发展和新的成绩。今冬天气极不正常，希望你多加保重。特别你年高负重责，更希望你劳逸结合。专此。祝你身体健康长寿，工作顺利！”

　　关怀、爱护、照顾老朋友后代

　　周恩来、邓颖超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他们爱孩子，给予了很多老朋友后代发自内心的慈爱和关怀。1942年8月，廖梦醒之女李湄和叶挺之女叶扬眉在重庆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邓颖超与廖梦醒两人都出生于1904年2月，邓颖超与李湄的外婆何香凝、母亲廖梦醒、舅舅廖承志一直保持交往，两家关系很好。邓颖超关心李湄的成长，她告诉李湄看人要看主流，要团结大家，让李湄第一次懂得凡事不能盲从。李湄结婚时，邓颖超送她一床有龙凤绣花的丝绵被。1966年8月，周恩来拟了一份包括何香凝在内的保护人士名单，李湄一家才得以幸存。1972年9月，何香凝去世，邓颖超亲自护灵到南京，让何香凝与廖仲恺合葬。邓颖超在火车上专门与李湄谈心，在谈到干女儿孙维世时，邓颖超禁不住留下眼泪，她始终不相信孙维世是自杀身亡，并叮嘱李湄“任何时候都要坚强”。此后邓颖超一直关心和爱护李湄，直至1992年去世。

　　十年浩劫之中，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与我党真诚合作的原国民党人员的后代也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保护。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依然非常关心这些老朋友的亲属子女，常常过问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邓颖超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的关怀就很能体现她对老朋友的情谊。1978年底，拨乱反正之时，杨拯民和在京的一部分相关人员在北京饭店团聚纪念，大家邀请邓颖超参加。邓颖超还分别请有关人员到家中交谈、合影。1979年，杨拯民心肌梗塞，邓颖超给予直接有力的帮助，挽救了杨拯民的生命。此后还批准杨拯民到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1986年12月，在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会上，病在医院的邓颖超仍然派人代她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敬意和对家属的关怀爱护。1992年3月，重病缠身的邓颖超得知杨拯民生病住院的消息，还特意派人到医院看望，并送礼物表示心意，叮嘱杨拯民配合医生，积极治疗。

　　1990年和1991年正值张治中、李宗仁100周年诞辰，病中的邓颖超委托罗青长到张治中老家安徽巢县、李宗仁老家广西桂林参加纪念活动，并代表她对张、李两位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两家的亲属都深为感动。特别是1990年11月，张治中长子张一真等亲属在张治中诞辰百周年之际，从台湾来到阔别42年的祖国。邓颖超知道后，立即邀请张治中长女张素我和张一真等到她家做客，赞扬张治中将军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和祖国的和平统一所做的工作，鼓励张一真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多做贡献。

　　缜密、细致、高效的统战工作

　　邓颖超认为政协就是统一战线组织，这里人才聚集，各民主党派是共患难的老朋友，因此她号召政协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要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政协“综合人才库”的作用才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邓颖超继承发扬了周恩来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有些事情人们看不到、想不到，她却观察入微，并身体力行。在一次政协大会期间，邓颖超指示副秘书长杨拯民等同志要照顾好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瑛委员，尽可能在生活和医疗条件上给予照顾。果委员后来病重不起，对后事处理留下遗言，邓颖超叮嘱政协工作人员帮助她的子女共同处理好后事。原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儿子原为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病故，邓颖超立即关照将王以哲的女儿补为政协委员，这些事情邓颖超想得很深很全面。

　　邓颖超很重视和关心政协的党外人士，跟他们的相交不仅体现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和理解，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上细致入微的关怀。党外副主席缪云台曾提出一些加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的建议。邓颖超叮嘱政协同志们说，缪云台是参加旧政协人士中回到大陆的几位之中的一位，对他的意见，你们要认真研究，能办的马上办，暂时不能办的，自己到缪老处把情况详细汇报清楚，征得缪老的谅解和同意。

　　对党外副主席叶圣陶、胡子昂、钱昌照等，邓颖超一再嘱咐要保持经常联系。遇到他们患病，邓颖超总是派秘书代表她本人、要政协派人代表政协党组织去探望问候，掌握病情、帮助解决问题。其他政协常委或老朋友患病时，邓颖超也总是要政协机关工作人员主动去问候了解。

　　邓颖超的统战工作风格还体现在高效上。六届政协期间，邓颖超已是八十高龄，但工作人员每次向她请示工作，总是很快得到具体批示，最长一天时间就能得到回音。她处理突发事件的果断、细致、高效更是罕见。1984年，全国政协委员、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香港去世，邓颖超决定让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程思远去香港办理善后事宜。在邓颖超的亲自疏通和帮助下，还在密云水库休假的英国使节连夜赶回北京签字放行，复杂难办的入港手续只用了24小时就全部办好。1985年，著名数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华罗庚在东京访问期间突然病逝，也是在邓颖超的亲自安排和过问下，副秘书长杨拯民带着政协工作人员从北京到东京，办完华罗庚副主席的验证、火化、运送，直至安葬到八宝山公墓，仅用了36个小时。

　　随和善良、善解人意、无私助人的邓颖超，以她缜密、细致、高效的统战工作风范，联系、关心和爱护老朋友和老朋友后代，通过贵在交心的日常交友活动和工作，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良好作用，赢得了广大党外人士的高度赞誉，收获了友谊、信任和敬仰。政协的任何活动，只要邓颖超一到场，气氛就会变得格外和谐亲切，宛如处在温馨的大家庭中。邓颖超不愧为党的统战工作的坚定执行者，是团结党外人士的楷模。(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