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现代化新型京津“双城记”

　　半小时车程，是从北京南站到天津站的动车距离。

　　作为我国北方两座特大型城市，北京与天津近在咫尺。如果这两座城市之间能密切合作，不仅可以成为这一地区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还将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加快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京津“双城记”势在必行。

　　华北“双子星”的城市定位

　　京津两座邻居城市在我国近现代史的不同历史节点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相互竞争，彼此影响。“从历史上看，由于京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京津形成了一种唇齿相依、天然互补的关系。从元明清定都北京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中心，天津凭借近都、沿河、靠海的区位优势，在保卫京都、服务京都的过程中，逐步从一个军事要塞、沿河小镇，发展成为京畿重镇和北方经济中心。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使天津的发展获益匪浅，也造就了清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两座城市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当时天津在京津冀地区发挥着无法替代的经济中心职能，带动了整个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这种明晰的功能分工，是多种特殊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经济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对于京津的历史关系，曾在天津读书、工作二十余年，现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作区域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的祝尔娟教授娓娓道来。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格局被打破，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中提出，北京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因此，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作用被大大削弱。而“你有我有”的工业布局，使两座邻近城市一度同构发展。

　　直到本世纪初期，北京和天津终于又有了各自清晰的角色定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和《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先后获得国务院批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一改过去提了几十年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定位，而将未来北京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则明确把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自此，两城市开始适度错位发展。“这一科学、明确的功能定位，扭转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两市形成的不合理格局。”祝尔娟教授“换位思考”了这一变化对两城市的影响：对北京来说，明确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步分离北京的经济中心功能，从长远看有利于分解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将北京的功能聚焦到首都核心功能上；对天津来说，要建成北方经济中心，既要更好地服务北京，又要借力北京。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一般应具备五个条件，即科技研发中心、制造业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以及社会文化中心，天津在现代物流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但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基础仍然薄弱，需要与北京形成合力。这样优势互补，才更有利于协调发展。

　　强强合作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今年2月，习总书记到北京调研时再次重申这一理念，充分表明了京津联手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祝尔娟教授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京津两个超大城市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双核心”、“双引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祝教授从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两方面作了分析：从国家战略来看，只有京津联手、共举“龙头”，才能把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成为无论是在体量、质量，还是水平上，能够与长三角、珠三角并驾齐驱，具有国家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从区域发展来看，京津合作事关京津冀一体化全局。北京与河北的合作，更多是资源互补性合作、产业价值链分布合作以及生态合作。而北京与天津的合作，由于经济技术水平接近，产业结构错位，资源禀赋各异，更多的是城市功能的分工合作，是强强联合的合作。比如可以开展金融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海空港合作、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合作、教育医疗合作等等，合作领域更宽，影响更深远。“可以说，京津合作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与关键。”祝尔娟教授说。

　　在实践中，京津两地的合作也在全方位逐步推进。2013年，京津两市签署了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着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十个方面推出一揽子计划。祝尔娟教授研究认为，两市的发展重心正在逐步靠拢。北京近年来积极实施“城南行动计划”，加快南部地区产业升级，构建“一轴一带多园区”城南地区的产业空间格局。天津近年来也在调整空间布局，将“工业战略东移”调整为“东移北转”，重点发展东南、中部、西北三大经济板块，将制造业、海洋装备等“长大厚重”产业向东南板块转移；将与北京产业关联性强的高新技术型“短小轻薄”产业向西北板块转移，以智慧产业带连接北京的空间布局。“由此可见，京津两市的发展重心正在逐步靠拢，一个‘由北向南’，将城市南部地区作为北京未来发展的重要空间和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门户通道；一个‘由东向北’，将北部边缘地带变成京津两市交汇地区的中心区域。”祝尔娟教授指出。

　　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目前在京津城际走廊上，已经形成了若干科技产业功能区，为进一步打造“京津科技新干线”奠定了坚实基础。“无论是现实中的产业发展态势，还是规划中的产业空间布局，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都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轴和脊梁。”祝尔娟教授强调，京津合作，科技协同是关键。应该充分利用京津城际走廊的现有产业优势和园区基础，通过功能区进一步聚集高端产业和优质要素，合力打造一条从“中关村—亦庄—廊坊—武清—北辰—东丽—滨海新区”的京津科技新干线，使其成为面向世界的国家级高科技创新的产业带，成为吸引世界创新资源、知识与产业对接、京津冀合作共建的示范区。

　　祝尔娟教授还十分看重天津的港口优势。“北京是内陆城市，没有出海口，而天津港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大港，2013年全年货物吞吐量突破5亿吨，在全球港口货物年吞吐量排名中位居第四位，其航道线路和管理水平比京唐港和曹妃甸港有更大的优势。”因此，祝尔娟教授建议，应积极利用这一优势，推进京津航空口岸一体化。从更大范围看，以海港、空港、铁路、公路建设为基础的京津物流一体化体系的建立，是客观的需要，是发展的必然。从京津区域现状考虑，应以天津港、天津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二机场四“点”为中心，围绕这四个物流中心来布“线”，共建京津现代物流体系，更好地发挥对周边区域发展的服务、辐射和带动作用。研究表明，世界发达国家的首都与临近外港的大城市组合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带动了周围区域经济大发展。如：阿姆斯特丹—海牙城市群、东京—横滨城市带、汉城—仁川城市带等等。因此在这方面，京津完全具有合作发展的巨大潜能和广阔空间。

　　与此同时，祝尔娟教授认为，京津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合作领域——金融合作。北京金融业十分发达，拥有大量国际、国内金融机构总部，“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总部也都在北京；天津的滨海新区是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创新举措在这里先行先试。北京应借助与天津毗邻的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和创新，这不仅不会影响北京作为中央金融决策中心、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密集地的地位，反而能分享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和创新先行先试带来的好处，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建立我国北方金融高地。

　　当前，京津冀一体化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版京津“双城记”的激情演绎，必将加快推动京津冀地区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地区之一。(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