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毓敏 让金融为国家战略服务

　　庄毓敏，这个名字应该是许多金融界人士再熟悉不过的了。她的个人能力，专业素养，人格魅力均是为人所钦仰的。我们随意打开一个网站，便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她关于中国经济的种种高论，然而关于她个人的报道，却是少之又少。于是就带着这样的好奇，我走入了她的办公室。

　　庄毓敏是个大忙人，以至于我数次邀约均未能成行。她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全国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从这一大堆头衔之中，她到底有多忙就已经不需要解释了。在我想象中，她一定是一位豪迈激越的人物，至少在第一次相见之前，我是这样以为的。

　　初为政协委员

　　庄毓敏的经历很简单，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从研究生到老师，从老师到副院长，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时光使得她与人民大学的缘分渐渐几不可分，教育和学生也逐渐成了她生命的全部。

　　庄毓敏说，在她平淡的生活中，有两件事情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她。第一件事，就是成为一名政协委员。庄毓敏是无党派人士，2004年，她第一次被选为海淀区政协常委，第一次与政治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从此以后，她也逐渐对参政议政产生了兴趣。

　　“我做了八年的海淀区政协常委，这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由学术理论的研究走入到学术的应用当中去。这使我对社会的认识和对学科的认识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庄毓敏平和地说。

　　庄毓敏的话绝非虚言，在她原来的生活节奏中，看论文、写论文、教书育人，这些便构成了她的全部。不可否认，学者应该具备这样心无旁骛的精神，然而，这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习惯，却渐渐地使她对于“社会发生了哪些细微的变化”、“企业有了哪些新的需求”失去了敏感。而这次政协委员的经历，则刚好弥补了她的缺憾。

　　在担任海淀区政协常委期间，庄毓敏根据自己的专业，提出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提案，并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研。对于这个调研选取这个题目，庄毓敏是颇费心思的，当时的高科技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企业自身几乎没有什么融资途径，但海淀区中关村又是以高科技企业为主。因此庄毓敏认为，如果能够破解海淀区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不仅可以解决海淀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更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具有颇为宝贵的借鉴意义。

　　“其实当时提出的‘科技金融’这个词表达并不准确，但是为了更加明确地表达金融可以为高科技企业服务的想法，才选取了这个名字。”庄毓敏解释说。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庄毓敏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比如：美国政府怎样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服务？美国政府为扶持高科技中小企业采取了哪些措施等等。通过政协的调研和她专业的研究，她一口气写出了一份四万多字的报告，详细地阐明了她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思路和方法。后来，她的这份报告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了政府日后出台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重要依据。

　　“虽说这件事费了不少力气，但我第一次感到了学有所用，自己的价值也在这件事中得到了体现。在担任海淀区政协常委期间，我对海淀区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动力等都进行了研究，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咨询，从那之后，我研究的思路也宽阔了起来，不再是在办公室根据论文写论文了，而是更多走出去，去看社会本来的样子，这是政协为我带来的变化。”庄毓敏认真地说。

　　一次挂职

　　庄毓敏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来自于她的一次挂职锻炼。2007年，庄毓敏被派往苏州挂职，做了一年的市长助理，实际上分管当地的金融和经济工作。这次挂职对她的意义在于，她能够第一次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该地区对于经济改革的许多尝试和探索也无疑更具代表性。在当时，长三角的地方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依靠制造业支撑地方经济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探索新的经济模式来破解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他们希望能够用金融的手段来撬动经济的增长，也迫切需要有一个金融领域的专家来实地指导他们的发展，于是，庄毓敏受命到来了。

　　庄毓敏的到来，对于苏州地区无异于雪中送炭。她刚到苏州，就为当地的官员做了多次讲座，详细地阐述了金融与地方经济的关系、该怎样用金融杠杆实现产业的升级、提升国家的产业级次等等。并身体力行，四处调研摸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规划。事实证明，庄毓敏此行是成功的，她在当地推行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直到如今，苏州政府还非常感谢庄毓敏为当地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

　　这次苏州之行，同样改变了庄毓敏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她回到学校之后，对同事说道：“做学术研究，再也不能假设政府是傻子了。”她指出，学者一贯地喜欢批评政府，每当政府出台某一项政策，就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批评政府不会制定政策。其实不然，这是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造成的。在西方国家，信息公开度比较高，政府得到的信息与学者得到的信息差异不大，而在中国，学者得到的信息较之政府的信息则是非常少的，因此掌握大量信息的政府与掌握少量信息的学者所作出的判断一定是有差异的。

　　“政府所做的决策一定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他做的决策都是错误的。所以，学者必须努力掌握更多的信息，他的学术研究才能更有价值。”庄毓敏这样说。

　　最忧心的问题

　　庄毓敏从事金融行业三十年了，提起中国金融的变化，恐怕很难找到比她感悟更多的人。

　　她介绍说：中国的金融学的基础是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黄达教授所奠基的，在建立中国金融学科的时候，他始终坚持着将金融学建立在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理念之上，并提出了宏观的大金融的概念，因此，他在发展金融学科的时候也是尽量使金融贴近政府的需要，每当国家出现大的改革时候，政府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然而，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海归学者的归国，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新的金融学概念——一种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等微观金融的概念，这样的理念曾一度对黄达教授大金融的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以至于金融界一度陷入争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金融学？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才改变了这样的局面。美国的金融危机证明，一旦宏观金融管理出现重大问题，即使微观的金融手段再灵活也回天无力。至此，人们才对黄达教授的大金融概念从新达成共识，认识到国家对金融的管理不能仅仅只有微观的风险控制，宏观的调控仍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金融学的概念几经波折最终走向正道，但说到现在的金融学教育，却颇让庄毓敏忧心不已，她说：“人民大学的金融学专业本身是很好的，分数线很高，教师队伍过硬，来的学生都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来学习金融的学生有多少人是像黄老师所说的那样为国家战略服务呢，他们来学金融的原因无非是冲着这个行业高额的薪酬，丰厚的回报而已。他们没有理想，我有时候甚至担心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掌握了高深的技能会有多么可怕，他们的知识不会为理想所用，只会为利益所用，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

　　在与庄毓敏的交谈中，我很少发现她关于自我的任何评论，相反，她对于她在社会中扮演的各种角色却显得颇为津津乐道。其实我知道，她所看重的并不是这些角色本身，而是她的每一种角色都伴随着一份责任而存在，正因为这些责任，才使得她拥有了向前的动力，也正因为这种动力，才使她时刻享受着尽责的快乐。

　　记不得是哪个哲人说过：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对于庄毓敏而言，她已经用她三十年的生涯回答了生命询问的题目，只不过答案还远不止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