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论、异文化与德意志性 读史腊斐的《德意志文学简史》

　　读这部著作，最为亲切的竟然是迎面撞来的中国德文学科史的叙述：“早在1959年，几位中国日耳曼学者便在冯至先生的带领下，集体编写了一部《德国文学简史》。”虽然史实略有出入，但毕竟唤起了吾辈亲切的文化记忆。

　　《德国文学简史》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分上、下两册，30万字。上册由冯至独著，下册的作者还包括当时的教师和学生：田德望、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虽然我知道，这是冯至先生最不愿提及的著作之一，但作为学术史上一个极具代表意义的标本，它却不容回避。所幸，史腊斐教授居然也有这样的跨文化德文学科的学术史意识。

　　虽然这两部著作几乎同名，但史腊斐作为母语学者，其建构雄心显然要大得多：“本书试图发掘文学作品的社会条件和精神力量的来源，它们最初阻碍、随后促进了德国文学的发展。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德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与同时期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文学相比籍籍无名、无足轻重。”

　　作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是：“德意志文学在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后迎来了18世纪的意外突破，1770年到1830年是德意志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高峰过后是19世纪的徘徊不前；到了20世纪，从1900年到1950年是德意志文学史上的第二次高潮，随后，德意志文学走向终结。”当然他还要补充的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怎样对文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终结论下的未免过早，就如同福山说了“历史的终结”之后，又不得不收回其言论一样。毕竟，我们要有清醒的意识，我们始终是历史进程中那短暂一瞬，我们不是上帝，不可能总览历史，所以也不太可能有能力做出全程判断。但历史不会因此而终结，它有其内在的逻辑。

　　他者意识

　　文学当然也是如此，德意志文学也不会例外。我更欣赏的，是史腊斐非常清醒的“他者意识”，并将此提高到理解德国文学的一种资源高度：“没有‘他者’，就不会有德意志文学的产生，源自古日耳曼异教传统的格言诗和英雄史诗早在中世纪便已失传，而来自地中海沿岸晚期的基督教传统塑造了德意志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德意志文学从宗教型到诗意型的转变要归功于法国启蒙运动，归功于它偶然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在其他国家，文学很早便以令人深刻的方式促成了文化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些国家令人嫉妒的先例，德国知识界在法律或科学之外的语言表达便要局限于宗教忏悔，而不会有文学语言的产生。尽管奥皮茨和戈特舍德推荐的法国文学模式并不适合德国，无法终结德国文学落后的状态，他们还是成功地使德国人注意到了文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并激起了德国人的效仿之心。德国人只需找到更适合德国的榜样，博德默尔和莱辛发现了英国文学。对于18世纪的德国文学而言，没有一位德国作家的影响力可与莎士比亚、弥尔顿、杨恩和斯特恩相媲美。歌德嗅到了同时代文学作品(他自己也不例外)中的虔诚气味，并为此感到难堪，于是作为某种意义的祛魅者，他改拜外国作家为师，从荷马到拜伦都成为他的榜样。如果存在一种德国文学，那它应该不仅仅是德国的文学。”

　　这段话非常概括地将德国文学与外来资源的关系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梳理，可以说是纲举目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为什么他会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我们只要联系一下歌德不断亲近异域文学、认真汲取各国资源的态度，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种知者之言。他作为“一叶落知天下秋”的大诗人，诗哲式的人物，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世界发展的趋势。但如此立论，也并非是说民族文学就一无是处，这其中的关系其实是一组二元，相辅相成的。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正是要辩证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才是走出自身狭隘造成的困局的奥妙所在。德国人现在很强调所谓“多样性中的统一”(Einheit in der Vielfalt)，其实也与此理相通，两者本是并行不悖而非取而代之的关系。

　　所以，强调他者的资源意义无疑是正确的，可如果因此就忽视主体的功用，甚至妄自菲薄则无疑是过犹不及了。史腊斐继续推论说：“德意志文学的本质不是由‘德意志本质’决定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交错融合对它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徒的虔诚性、市民生活的真挚、哲学的启蒙、文学在艺术种类中的优先地位——这些渊源各自不同的思想在德国停留的时间较别处为长。到了18世纪，它们突然同时在德国出现、相互碰撞。无论是宗教、社会还是教育领域，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都不曾将德意志民族文学作为发展对象。而在18世纪，出现了一个恰当时机，它们的共同影响使得德意志民族文学横空出世。种族、民族、出身、语言、政治共同体——早期的日耳曼学试图用这些关键词构建德意志民族文学纲领。它的确是独特而又执拗的文学，但其中最有创造力的元素却付之阙如。”这一段解释了德国古典文学辉煌时代出现的原因，强调是合力作用的效果无疑是正确的，但似乎过于与偶然性挂钩了。

　　德意志本质

　　在我看来，德国古典文学的辉煌不是其来无自，而是水到渠成。但如果没有“德意志本质”，就不可能有对异质文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挑战性却资源意义甚强部分的包容吸收。毕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很无奈。在面对包罗万象的异质知识世界中，如何面对，如何采择，其实是大问题。张君劢在谈到他们那代人面对西方学说时的彷徨困惑时这样说：“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对于德国精英而言，其状态恐怕不无类似之处。而真正的解决方案，恐怕还是陈寅恪的这段话更具客观意义：“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固然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恐怕也有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性，德国人何尝就忘了自身的民族地位呢？就算是以古典希腊为典范、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歌德，也会强调说：“我也总把德国萦怀在心中。每当我想起作为个人如此值得尊敬而作为整体却那么可怜的德国人民来就感到切肤之痛。把德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相比会使我们感到羞愧难堪。我千方百计地想摆脱这种感觉，在科学和艺术中我找到了可以使自己升腾起来以超越这种情绪的翅膀。”对本民族，德意志的精英显然是有着更多的自我批评意识的，如此才能超越自我，避免井底之蛙的局限，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境界。

　　意象世界的价值尺度

　　这一点无疑是史腊斐的局限之处，但他在其他方面还是很能提出星光闪亮的新观点的，譬如，“距离作品发表的时间越久远，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就会愈加严苛。同时代的读者首先看重的是新书中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后世的读者则对书中值得记忆的东西感兴趣”。这种区分无疑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作品在现实世界中产生时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历史现象，可一旦进入社会流传之后，就已经有其抽象世界的独立意义了，就具有不再依附其创造者——作家或出版商而独立存在的生命了。作品的被检验性恰恰说明了文学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一次性消费品。更重要的是，“文学经典并不遵照时间次序，而是作为观念的总体存在于每个读者的文学记忆中，为所有享受阅读或者具有使命感的读者所共有”。这个提示非常重要，时间顺序的尺度当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可一旦进入到文学世界的空间之内，则还有这样一种意象世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超越了现实世界的种种利益规训而存在，读者的记忆世界所构建的一种场域。在这个精神世界里，所执行的是艺术世界的标准，精神力量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客观上未必就是不存在的，但不是比试武艺，以暴力最强者胜为原则，而是较量精神力量，艺术感染力丰厚者永垂不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赵鑫珊回忆其北大求学岁月，“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具体言之，“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四十一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可见，经典作品及其变形形式对一个青年的知识世界和思想影响可能何等巨大？

　　这是一部极小块头的德国文学史，但却是一部大制作。这让我想起了阅读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冲动，原来文学史是可以这样写的，原来文学史是可以如此元气淋漓而感性盎然的。史腊斐的这部文学史，可能不是那么学究气，也没有什么严密的注释，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有史家眼光的一家之言，是能留在学术史上的。

　　而对于我，则激起了一种撰写文学史的豪情。写一部德国文学史，写一部有中国立场、中国气派和中国思维的德国文学史，或许应该是这代人的一种期待，甚或一种使命。但还是希望，文学史的撰作能建立在扎实的个案、专题与思潮基础之上，只有对细节部分有较深度的把握，才可能完成一部驾驭全局的异族人之手的《德国文学史》，这是一种学术理想，虽不能至，但应当努力近之。我们这代大概还免不了是过渡的一代，但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不是吗？或许还是借史腊斐的结语来终篇：“诗人凭借作品成为经典作家，从而延续尘世的生命，甚或真的达到不朽，这一梦想是否成真，决定权完全在后世读者手里。追求不朽显然有些夸张，但延续生命倒是符合理性的，有些作品的生命已经延续了两千年。文学史只有在须臾和永恒、在作品的产生和影响之间找到平衡，才符合艺术品的双重存在方式。一部试图在历史全景里展示艺术竞争原则的文学史，必须专注于描述每个历史时期的审美创新，充满悖论的是，只有后世的读者才会意识到创新的特殊价值和深远意义。”(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