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儿园”现象的反思远远不够

　　幼儿园给幼儿集体喂药，幼儿园成了“药儿园”，让人们再次看到了社会良心堤坝的脆弱。然而，任何乖谬的形成，无论多么严厉地挑战着人们的情绪和认知，也必有其行为逻辑。不同地方的“药儿园”之所以铤而走险挑战社会底线，有相似的背景因素。其一，都是民办性质，缺乏可靠的补贴来源。其二，都需要维持稳定的幼儿出勤率以保证园方收入。如果幼儿因病不去幼儿园，家长就有可能要求退付相应时间的入园费用。于是，按时服用“病毒灵”就成了利润工具。

　　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的角度讲，利用幼儿的懵懂及多数家长的不知情给幼儿喂药，都需受到谴责和应有制裁。事件发生后，各地均采取了关停幼儿园、控制当事人、追查药品来源及下落等一系列措施，这是早该着手进行的监管。但还必须追问，即使每一个个案都最终让我们看到了应有的正义，是否真的就能亡羊补牢，让幼儿园安全起来，仍然是一个大问号。

　　“药儿园”事件，暴露了民办幼儿园挂靠单位作为一线监管责任人的失职，但我们没有听到反思；教育系统对民办幼儿园的经营运转是否有权监督，我们不知道；食药监、卫生等职能部门是否对于幼儿园使用药品有严格的可遵守的规定，对于进入幼儿园的药品是否设置了相关报备程序，我们不清楚。如果事件仅限于谴责或对幼儿园当事人实施法律制裁就告结束，那么，因此而激发的震惊和愤怒情绪固然可平，但却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不安感。

　　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感觉安全，整个社会系统都应亡羊补牢。相关各业务指导部门、各职能部门是否尽到了责任，如何改进监管失守的被动局面，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这种交代，本身也是政府应该具有的民生立场。高度关注社会成员的安全，比高度关心GDP更能体现执政能力。

　　还要看到，由于传统行政惯性、行政成本等多方面的束缚，即使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管理有改进愿望和实际行动，但其监管触角也不可能深入到微观层面的每一个角落。类似幼儿园给幼儿集体喂药这样的事，不可能总是监管到位。

　　由此带来的应该是更深层面的反思。比如，在幼儿园供应能力明显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为什么民办幼儿园还必须经过单位挂靠这样的环节？事实已经证明，即使找到单位挂靠，也不能起到监管人的作用。相反，却成了拿钱“购买”合法经营身份的堂皇游戏。这样的审批环节，能不能少一些？让更大的民间资本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增加幼儿园的供应能力之后，如果再出现类似“喂药”的恶劣现象，家长就可以用脚投票，起到第一道监管者的作用。敢于肆意妄为，往往是被服务者无从选择的结果。培育社会主体，可以与政府监管相辅相成。

　　又如，目前的义务教育制度并不包括幼儿园学前阶段。但学前阶段是幼儿进入社会的第一步，事实上许多教育和竞争在此期间已经开始。那么，义务教育的刚性规定能否前移到幼儿园阶段，让幼儿教育能够得到一定的财政补贴和教育、保健规范？这种提前投入，对全社会和未来都是巨大的正收益。

　　“药儿园”现象的反思还远远不够。社会、政府和制度层面都应该介入其中，而非又是延续就事说事、视其为孤例的老套路。这种普遍反思，已是我们构建共同的安全堤坝的迫切需要。(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