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关村改革

　　1984年5月，我调到海淀区工作，任常务副书记。不久，时任区委书记贾春旺就调到市委去了，由我来主持海淀区的全面工作，到了11月份区党代会上正式选举我担任区委书记。直至1990年2月离开海淀，我在这里工作了近六年时间。

　　当时的海淀是北京的一个郊区，辖区430平方公里，一百零几万人口。大概有不到20万农民，有8个乡，3个农场，17个街道。海淀是北京的副食品基地，是北京市的菜篮子。当时有五六万亩菜地，其他基本上是水稻，就是京西稻，有八九万亩，绿油油的很漂亮。中关村南大街、中关村北大街这一条路还是明沟排水，两边都是低矮的房子，是居民或农民的住宅。平时大家都讲，海淀是北京的上风上水，整个是一片田园风光。经济情况呢，除去农业之外，工业就很少了。区里只有一个工业公司，各个街道搞了一些街道办的知青企业，工业是很弱的。我刚来的时候海淀就是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有几个大单位，科学院、农科院，还有不少大学。

　　三个争论

　　我刚到海淀的时候，只有华夏、京海、科海这三家科技企业。

　　因为处在起步阶段，他们都很困难。科海因为是科学院和海淀区政府联合办的，双方都有一些支持，所以略好一点。创业初期很艰辛，再加上周围的环境也不是很好，对于知识分子下海办企业又有各种不同看法，各种各样的议论，所以是很艰难的。从中关村一条街发展起步到1988年这一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主要围绕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条街是不是倒爷一条街？倒爷是个很麻烦的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是个贬义词。计划经济下你不能随便倒东西，随便倒买倒卖就是投机倒把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搞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时候倒爷就出来了。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当时的方针，第一是反对官倒，可以有倒爷，但是不允许有官倒。官倒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有一些人利用特权，能拿到一些计划，拿了这个计划他就可以经营这一类产品，他就赚钱，这个叫官倒。这在中关村是不允许的，我们是反对官倒的。

　　但是中关村确实有倒爷，不是官倒，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里应该是允许的。那么中关村是不是倒爷一条街？有倒爷，但不是倒爷一条街。就是说他在倒买倒卖产品的过程当中，有智力投入，有服务，有开发，当时叫技工贸相结合的企业，所以中关村是科技开发企业一条街，而不是倒爷一条街。这是当时争论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争论一直都存在。

　　第二个问题，这里是不是存在私有化？也就是说在中关村发展起来的科技企业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涉及这些科技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当时的科技企业有国有的，比如科学院或者研究所办的一些公司，还有一些学校和工厂办的公司；有集体所有的，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财政拨款，不要国家编制，即“四自两不”原则。按着这个原则有一批科技人员从研究所、大学走出来，办的一些企业，叫民办集体科技企业。这是集体所有制，对这种所有制的争论最大。

　　因为过去集体所有制的概念就是指大集体，政府办的集体。这种民办的集体所有制叫民办集体，到底是集体所有制还是私有制？民办集体所有制是从中关村兴起的，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当时对搞活经济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当然它有不足的地方，产权不够明晰，后来就逐步改革了。

　　比如，四通就是民办集体。当时电子一条街里绝大多数是民办集体，所以社会上就有一些议论，说你叫民办集体，戴了个红帽子，实际上是私有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了很多民办集体企业，是不是在搞私有化？这条街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第三个问题，科技人员能不能搞经营活动？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研究室里搞研究，看资料或者到实验室做实验。你怎么去卖东西了？中关村这些企业都是技工贸相结合的企业，都有贸易。社会上很多人看不惯，说你是不务正业。

　　大体上围绕这一条街，就是这三大争论。从头到尾，一直在争论。这个争论不仅社会上有，高等学校也有，研究所里也有，领导干部里也有，包括中央领导层也有。这个问题很复杂，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三次风波

　　围绕这三个争论，这一条街上有三次风波。

　　第一次风波是1985年，科学院一些技术人员，主要是一些老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告了四个公司：四通、京海、科海和中科。说这四个公司不是搞技术开发，实际上是倒买倒卖，漫天要价，高额牟利赚大钱。赚了钱以后都装到自己口袋里，也没投入开发，而且乱发奖金，整天请客吃饭。还说研究所的领导、研究室的领导也都跑到公司去兼职赚外快等等这一类问题。这封信几位中央领导都批了，让中共北京市委牵头，中纪委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参加，认真调查。

　　中共北京市委就责成市纪委书记孟志元牵头，把市工商、税务、审计等十几个部门组成调查组，也请了国家科委、中纪委等有关部门的二十几个人一块调查，把这四个公司调查了个底朝天。

　　查到最后，调查组的结论肯定了这四家的成绩，认为他们是一种科技体制改革，解决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形式；是一种探索，应该允许这个探索，当然在探索过程中有不足，比如管理上有不足的地方，也有一些做得不合适的地方。

　　这里也有政策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探索，有很多的政策没有到位，同时也有企业自己管理上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有不足，就否定他们探索取得的成绩。这就是调查组的结论。市委最后同意这个结论，报给了中央。

　　调查的时候，我任区委书记，压力当然很大，调查组也找过我，听过我的看法，但是调查没有让区里参与。当时区里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当然不同意那些观点。我们阐述我们的观点，我们跟调查组最后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关村是一种探索，是一种改革，是一种方向。

　　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学者已经在用。没有说将来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按市场规律在走。

　　“下海”这个词不是从中关村出来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概念。但是应该说科技人员下海是从中关村开始的。技术人员从高等学校、研究所走出来，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下海，有的是羡慕别人就跟着下海了，也有的羡慕人家自己却不敢下，还是觉得端铁饭碗保险。整个社会舆论对于下海不理解的是多数。因为中关村企业分配比较高，很多人就有红眼病就羡慕。1987年的时候，四通平均工资460，那就相当高了，比我的工资要高。但是下海创业也有个问题，端起泥饭碗，退休以后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养老保险，退休以后就得自己管自己。你羡慕人家拿的收入高，又不愿意丢掉铁饭碗去端泥饭碗，思想就矛盾了。

　　第二次风波，1987年筹备党的十三大，中央派了一个干部考察组，组长是段君毅，带着中纪委的一些老同志来考察。他是要考察两委的名单，就是中委和中纪委，也对十三大的代表进行一些考察。

　　据说，十三大代表的名单里有万润南，所以考察组就去了四通，找万润南谈了话。了解完以后，突然有一天，段君毅找我谈话，他问我：“你了解四通不了解？”我说我了解啊，然后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中国的王安。”王安是美国最大的电脑老板，他发现了一个中国的王安，意思是万润南就是中国的王安。要是现在说这个话，好像没什么，那个时候这个话就很重了。那就是说，万润南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四通是中国最大的私有企业。

　　我就反复给他讲四通发展起来的过程，四通不是私有制，是集体所有制。1987年，四通已经发展得非常大了，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当时它比联想还大，销售额也最多。段君毅说，你们要把四通了解清楚，我要去听汇报，而且要找几个专家去研究。几天后就有专家来了，都是老同志，把四通闹了个底朝天，研究经济情况、资产情况、分配情况。

　　我先听的汇报，听下来我觉得没有问题。只是分配显得稍高了，我觉得人家赚的钱，人家分多少，还要交奖金税，人家守法，你也不好说什么。后来那个专家组也来了，听完汇报他们说，还有一些情况要了解。了解完以后，段君毅亲自到区里来听了一次汇报。一条街上都知道在查四通。

　　段君毅听完汇报后认为四通是私有制，我认为是公有制。我说它是民办集体，他问我这个民办集体是个什么概念？我就跟他讲，第一不是国家的，第二不是个人的，也就是说四通的个人不能私分，这个产权是四通同仁的，属于集体所有。段君毅同志认为我对这个问题没说清楚。第二天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来了，我向他汇报了昨天的事情，李锡铭说，君毅同志找我了，我跟他说了，这是探索嘛，叫人家试验，叫人家探索，过两年再说嘛。这风波就算平息下去了，后来也不再查了。

　　第三场风波是在1989年，四通卷进了那场风波。市委派了一个很大的工作组，组长是胡昭广。市委决定，市纪委书记孟志元和我联系这个工作组。查到最后，市委作的结论还是不错的。结论最后一条叫做个人的问题和企业要区别开。四通还是要继续办，而且要办得更好。这个处理当时一下子就把中关村开发区稳住了，全国的开发区稳住了。这个很不容易。

　　这就是中关村历史上经历过的三次风波。

　　三个因素

　　中关村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发展，第一个因素是改革大环境，就是三个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村一条街所以形成，关键是这三个决定的影响。特别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经济和科技要结合。科技跟经济过去是脱节的，科技项目上面给，经费上面给，研究的成果交上去，就完了。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跟经济不相干。现在要结合。

　　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地区的智力资源，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全国第一，世界少有”。

　　光有这两个条件还不行，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当地政府灵活运用了当时的很多政策，创造了一个小环境。没有这个小环境，这个地区也发展不起来。举例来说，国家不拨款，搞开发钱从哪来？政府要支持，就有一个减免税的问题。政府想了个办法，打了个擦边球，走知青企业待遇，然后三年免征所得税。

　　有一种说法，民营企业家追究起来都有原罪。不能这么说。当初打擦边球的一些做法，严格地说，可以叫违反规定，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你要走市场规律，不变通是没办法的。我实事求是地说，不变通你寸步难行。

　　再比如说，要按市场规律去走，资金要流动，人才要流动，那些人从研究所出来，从大学出来，档案存在哪，这都是问题。海淀人事局搞了一个人才交流中心。你从科学院出来了，从清华出来了，可以把档案搁在这个人才交流中心；你回清华了，档案由中心转过去。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当时想出这种办法来很不容易。这办法是海淀区人事局想出来的，这就是改革。可以举出很多，这个小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海淀的街道、乡、委办局，思想比较解放。很多改革的办法，变通的办法，都是他们想出来的。

　　制定条例

　　搞开发区，需要有一个法律层面的条例，方方面面取得共识。开始建中关村一条街的时候，采用了很多变通的办法，包括打擦边球。有些方法严格来说，与现行的政策、制度是有矛盾的，比如减免税和进出口问题等。正式的国家开发区不能再这样搞，要靠一个法律性的文件把这些问题规范解决。

　　条例起草组由我负责，市政府是陆宇澄管。弄出稿子之后，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市委常委会讨论，李锡铭主持，我也参加了。改完以后报到国务院，国务院又召集各有关部委协调。协调完，都没有意见了，宋健同志批的。这个“十八条”弄得很艰苦，但是弄的也很细很认真。应该说它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中关村十八条”是北京市政府公布的，但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一般的地方行政规章国务院是不批的，这个为什么要国务院批呢？因为里边的内容超出了北京市政府的权力范围。

　　1988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是中央领导让调查的，最后成立这个园区，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定的。要推动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需要成立这么一个区来进行探索。用什么名字也有不同意见，有的想叫科学城，有的想叫科技特区，有的想叫高新技术区。我跟陆宇澄、高原、邵干坤等六七个人商量，第一不用特区，过去特区都是经济特区。第二不用高科技这个称呼。因为当时我们起步比较晚，层次比较低。如果叫高科技的话，标准一下子定的很高，中关村的很多企业进不来，这样就脱开了一条街的基础。试验这个词是陆宇澄加的，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我觉得这名字起的还是不错的。回忆起来，当时如果加上中关村三个字可能更好一点。

　　“中关村十八条”涉及十二三项国家政策，把原来一条街时候实行的一些政策都法律化了，还解决了一些过去没有解决的政策。

　　第一个政策是减免税。过去是免三年所得税，走的知青企业待遇，我们说应该比特区更优惠，所以就定了一个免三年减三年，还有一些奖金税之类都免了。这对于企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政策就是进出口批件，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民办科技企业没有进出口权，拿不到批件，所以有很多需要进口的材料进不来。“十八条”把这个彻底解放了，不要批件了。这是很重要的，当时争的很厉害，主要是经贸部开始不太同意，后来也勉强同意了。

　　还有一个是物价。计划经济下物价怎么管？有个加价率，比如一件上衣10块钱买来的，只能卖12元，超过12元就违反物价政策了。这对当时的企业是个大问题。我记得有一次科海进一批电脑，搞了深加工，也搞了技术开发，最后一查，加价超过12%，罚款270万元。区里找区物价局，物价局说没办法，国家的物价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找市里，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当时是北京市物价局局长，他也觉得不合理，跟国家物价局商量，最后放松到20%。“十八条”出来后彻底地解放了这一约束，企业自己研制的产品，试销阶段价格放开。经营国家没有统一定价的机电产品，价格也放开。

　　这些政策都靠这个条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所以“十八条”对开发区的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这个条例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到上世纪90年代，全国有50多个开发区了，大家的条例基本上都仿照这个“十八条”。

　　改革创新

　　什么是中关村精神？我的看法就是三句话：改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现在讲创新创业，还不完全包含改革。我的看法，改革还是要改的，包括体制、机制。某种含义上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改出来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放出来的，放就是改。完全按计划经济那些规定走，就没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现在讲创新，更多讲的是企业的创新，都是微观的。改革是宏观的，没有宏观的改革，创新、创业都是走不动的。体制机制还需要改，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改革的内容和方向也不同了。

　　举两个例子。开发区成立的时候，怎么管？当时意见是不一致的。有人主张不设单独机构，由区委、区政府直接管，理由是电子一条街就是这样管理的，管得很好，各委办局各司其职，管好试验区也没问题；有人主张学习某些经济特区的做法，建立完全独立的管理机构。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存在很大矛盾。争论到最后，是采取一种全新的办法管理。开发区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区，也不是各委办局直接管。为什么？因为在一个建成区内搞开发区，搞成独立的区，是独立不起来的。如果各委办局直接管也不合适，因为开发区有专业性。最后的意见是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副区级单位，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这就是改革，管理的改革。

　　然后人怎么办？全部竞聘上岗。竞聘是我提议的，区委都同意。怎么想到要竞聘？因为是开发区，当然要面向全市，面向社会，招聘有贤之才来管。开发区办公室主任，最后是陆宇澄想的办法，找了4个人。一位是航天测控公司总经理吴美蓉，一位是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许国安，一位是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刘传富，一位是北京医药总公司副总经理胡昭广。先进行面试，每个人讲半小时。为什么选胡昭广？吴美蓉是个女同志，留苏回来的，不了解地方；刘传富懂工业，不太懂新技术；许国安比胡昭广年轻，而且学计算机的，挺合适，但是他主张开发区由市里管，不能由海淀区管，海淀区的同志坚决不同意。领导小组认为，四个人都很好，相对来说胡昭广更合适些，所以最后选上了胡昭广。然后选副主任，报了30多个。三个方向是定的：高等学校一个，中央单位一个，海淀区一个。副主任不笔试只面试。一大屋子人一个一个上去讲，最后选了三个。其他人员全是考上来的。这就是改革，改革也是创新。

　　当时对中关村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面对风险和压力，我们坚持两条：第一，只要符合中央改革的精神，方向正确，我们就坚持。第二，及时向市里汇报，市委特别是李锡铭同志是支持的，这也很重要。

　　但是改革要有个度，有的事情没有看准，就不能匆忙乱动。看准了，条件不成熟，也不能动。

　　举一个例子，四通股份制改造的问题。1988年，四通认为公司产权不明晰，要搞股份制改革。企业内部认为，大家集体所有，再往下就说不清了。要明确产权，四通才能继续发展。那怎么明确呢？就是搞股份制。

　　社科院的体改所帮他们改革。其中一个项目组主要搞股份制。项目组来说服我，我记得那天下大雨，来了几个人，谈了一上午。开始我一句话没说，最后我说，你们都说完了，我也都听明白了，我就两句话：你们如果搞这种股份制的试点，可以，但是不能在四通搞；你们如果要在四通搞改革，就不能搞股份制。为什么？我说现在正在争论四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你们这么做不正好迎合了社会上的这个争论吗？我认为现在条件不成熟。这时候有一个小伙子提出个方案，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新公司是股份制，原来的四通是新四通公司的股东，原来的资产以及分红的资产先存着，不分，以后再说。我说你这个想法可以研究。后来四通的股份制就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

　　(作者系海淀区委原常务副书记、书记，北京市委原常委、副书记，司法部原部长 张福森　责任编辑 郭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