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与首都城市规划

　　北京从元朝开始成为全国的首都，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元朝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全新的都城，一座经过周密规划、严格建设的宏伟都城。在这座新的都城中，出现了一条标志性的中轴线，完全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都城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的基础上，当时的人们对整个都城的新规划，展示出了内涵极为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到了此后的明清时期，这条中轴线和它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达到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建设的最高峰。

　　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始于何时，一直是众多学者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始于曹魏时期的邺城。这时的邺城确实有一条中轴线，但是，曹操居住在邺城的时候并没有称帝，也没有建国，只是其子曹丕称帝后才追封曹操为魏武帝，而这时的曹丕(即魏文帝)定都是在洛阳，而不是邺城。因此，说邺城的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第一条中轴线是有问题的。作为都城主要标志的太庙和社稷坛，在邺城是没有的。如果要说中国古代都城的第一条中轴线，只能从洛阳算起。虽然洛阳的中轴线是仿照邺城的，但是仍然不能说邺城的中轴线是都城中轴线。在中国古代，许多城市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中轴线(例如邺城)，但是，这些城市的中轴线是无法和都城中轴线相比的。因为都城中轴线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文化内涵，这种重要内涵是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的中轴线都没有的。

　　与都城中轴线有直接关系的最主要建筑就是皇城。在洛阳城的中轴线上，皇城位于最北端，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在古人的文化模式中，以北为尊，故而当时帝王居住在北面的皇宫，君临天下，从而体现了万民居住在南面，向北朝尊的文化理念。这种都城规划模式，与《周礼·考工记》中表达出来的理想都城模式是不一样的。《周礼》中的都城模式，皇城是在都城中心的位置，“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由此可见，在不同时代的都城建设者头脑中，规划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了辽宋金时期，儒家文化有了极大发展变化，都城模式也随之改变，出现了新的都城模式。宋朝建造的皇城已经不是在整个都城的北面，而是迁移到都城的中心位置。因此，都城的中轴线是贯穿都城和皇城南北的，都城的中轴线与皇城的中轴线合而为一。这种文化模式体现的是皇权居于天下之中的理念，是与《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更加接近了。而金朝在营建金中都城时，则是模仿北宋都城的模式，建造了北京历史上的第一条都城中轴线。

　　到了元代，人们在建造大都城时，总结了以往历代都城建设的经验，从而创造出了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都城及中轴线。在这座新都城的规划中，是把宇宙之象与都城设置合为一体，所有重要的都城设置，皆与天象相对应。元大都城的中心位置，没有设置皇宫，而是设置了鼓楼和钟楼，表明代表天道(宇宙运行规律)的钟鼓楼比代表人道(社会运行秩序)的皇城更加重要。同时，钟鼓楼又位于都城中轴线的最北端，体现了以北为尊的文化理念。

　　作为都城最重要的中央衙署的设置，如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枢密院(相当于今天的军委及国防部)、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及监察部)等衙署，也是以天象对应的位置加以设置的。就连皇宫北面万宁桥(今俗称后门桥)下面的河流，也象征着天上的“银汉”。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正是当时最时髦的理念。

　　与此同时，新建造的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池东侧为皇帝和皇后的生活区，池西侧为皇太后和皇太子的生活区，则是把宫殿与园林的两大皇家功能区融为一体的建造模式。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蒙古帝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生活习俗特征。同时，又把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宫殿建造在中轴线上，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中“天子居中”的理念。大都城的主体建筑，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都城模式。

　　到了明代，成祖朱棣在重新恢复北京作为全国首都的同时，一方面继承了元大都城的基本规划格局；另一方面又以都城中轴线为基准，对都城规划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在紫禁城的建设方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主题。在元代的皇城之内，帝王和后妃、太子的居住空间是分开在太液池两侧的，而明成祖把帝王们的居住空间整合在一起，都迁移到太液池东侧。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元代的皇城之内，是没有办公区和生活区的分别的，二者融为一体；而明成祖把二者严格区别开来。紫禁城的前半部分(即前三殿)是办公区，称为外朝，而后半部分(即后两宫)是生活区，称为内廷。内外有别是农耕文化的主题之一，而紫禁城全部坐落在中轴线上，更加突出了“尚中”的都城规划。

　　其次，是把“阴阳五行”观念融入到整体都城规划之中。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世界的主体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这五种元素又与五个空间方位相对应。东面为木，西面为金，南面为火，北面为水，中间为土。为了表现这种世界观，明朝把社稷坛加以改造。元代的社稷坛是分为社坛和稷坛两个祭祀场所的，明代则合而为一，建有五色土祭坛。用五色土代表五个方位，东面为青色，南面是赤色，西面是白色，北面是黑色，中央是黄色。这样的社稷坛显然更加突出了“五行”的主题。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把都城的重要建筑设施与“五行”观念结合在一起。以中轴线为基准，东面和西面相互对称：都城东面有崇文门，西面即有宣武门；紫禁城内，东面有文华殿，西面即有武英殿。而中央政府的所有相关机构，也是以“五行”属性加以排列的。所有与“文”相关的衙署，都设置在中轴线东侧，如吏部、礼部、户部、工部等。而所有与“武”相关的衙署，都被设置在中轴线的西侧，如兵部、刑部、五军都督府等。

　　从“五行”观念来看，东方属春，西方属秋，南方属夏，北方属冬。春是万物生长的初始时期，属生发，西方是万物成熟的收割时期，属肃杀，故而中央政府衙署的分布位置，其功能是与“五行”相适应的。东文西武，不是随意的安排。此外，北面属冬，是万物收藏的时期，故而在都城的北面设置有市场。北面又属水，水的流动与货物的流通相同，又有水能生财的观念。作为一座宏大的都城，所有重要的设施皆与文化有直接关系，故而皆设置在特定的位置。

　　此后，清代北京城市的发展，基本上继承了元代和明代的规划理念，没有大的变动，而是逐渐加以完善。如中轴线上景山的规划和建设、寿皇殿的建造等。这种城市的总体布局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人类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历史遗产。目前本市提出的中轴线申遗的工作目标，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大笔文化遗产。

　　今天的北京城市发展，已经与古代都城规划的模式越来越远了。我们如果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都城规划理念，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就需要对都城进行一次调整工作，才能够使其规划更加有序。如所有与“文”相关的中央政府机构都迁移到中轴线以东(中轴线西面的教委等机构东迁)；而所有与“武”相关的机构都迁移到中轴线以西(公安部等单位)，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中央机构(银行等)，都迁往都城的北面。这种迁移和调整，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为依据的。希望通过调整这些相关部门的位置，可以使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增添更多的人文特色，逐渐进入一个有序的都城发展进程中。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王 岗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