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鲁迅”与“超擢侪群”——读《多疑鲁迅》《探寻“诗心”》《鲁迅形影》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难以忽略的存在，鲁迅的意义是怎么高估也不过分的。正如郁达夫所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鲁迅当然就是这样的人物。仍然记得阅读鲁迅文本时的激动，无论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还是“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沉潜，这个民族的英雄人物总是能以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来展现“民族魂”的存在方式。当然，伟大的人物也还需要适当的阐释，这样才能使得他更接地气，更能融入时代的前进的队列中去。所以，当初读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著作时的激动和感慨也就是很自然的了。然而，到了二十年后，当读到春勇兄和卫东兄的鲁迅著作，仍不禁感到有话要说。我对鲁迅的关注，大致是从尼采和德国这个角度入手的，后来又发掘到日本、北欧的层面，才发现原来鲁迅是多面的立体的存在，并非某一向度就可以局限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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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东兄是钱先生的高足，自然就多少继承了乃师的风格，成为了职业的鲁迅研究家，关于鲁迅的著作已经出版了数册，但读这本《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仍然觉得别有洞天，对于理解《野草》这部天书式的散文诗颇有助益。或许是读多了尼采的缘故，我总认为《野草》很有尼采的影子，具体说来，就是《苏鲁支语录》的影响。鲁迅对尼采评价很高：“若夫尼怯，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他对德国同样也是念兹在兹，很有精神上的情结，这也是我对鲁迅的主要关注点所在，说到这里自然想到张钊贻那部《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来，他有一段关于尼采-鲁迅关系的辨析颇为精彩：“尼采思想传到日本，并非只是他思想的直接传递，还包括他的影响辐射到当时的思潮和风气。这种辐射就像给读者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不单使他们对同时代作家作品(时代潮流)的理解和感受产生折射效应，还对过去的作家作品(文化传统)也产生同样新的折射，因此有所谓卡夫卡对他先前作家的‘影响’，或在俄国有所谓‘尼采之前的尼采主义者’。而且传过来的尼采也并非只是尼采个人独创的东西，还有普及者和诠释者对他的解释，如人们喜用易卜生的个人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去解释尼采，他们也给尼采读者戴上一副眼镜。同时代类似的思想家，其影响的辐射通常会互相重叠。所以，传到东方的这个‘尼采’其实有他同时代人附丽其上的种种思想以及他种种的间接影响，实际上伴随着整个时代的思想和风气，还有尼采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

　　从接受者的角度看，鲁迅对尼采所做的反应，也伴随着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时代氛围，和他自身背负的思想文化传统。因而这种影响是多源立体而非单一直线的。鲁迅受尼采影响，显然就混合着‘世纪末’思潮，要毫不含糊地把尼采与这个思潮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分拆清楚，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从大的思想与文化潮流来立论，而且着眼点在跨文化的思想关系上。卫东兄则更立足于文本细读，他对《野草》自有独特的体验和判断：“《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20年代中期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时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致命绝望的生命行动，它伴随着情感、思想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于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由厌弃、哀伤、绝望、挣扎、解脱、欢欣等组成的悲欣交集的心理世界，又是一个矛盾、终极悖论、反思、怀疑、解剖、追问、顿悟等组成的极为沉潜的情思世界，还有它独特的语言与形式的世界，它不是抒情诗，也不是哲学，而是由情、思、言、行、形等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的和艺术的总体。”这样的理解，将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还原到作者生命史的过程之中，极为生动地赋予了作品以新的生命史，起鲁迅于地下，当有隔代知己之感。鲁迅的可贵，当然还在于他的韧性的战斗精神，《野草》体现的，正是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韧劲。当然，若要想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知识使命，必须先学会保护自己，有一个强战士的勇毅和坚忍，才能有持久性的坚持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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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炳月兄送来他的新作《鲁迅形影》，自然是绝妙好题，此书从“形”、“影”二字入手，妙思迭出，真是佳作。题辞即妙：“影以形存，形以影彰。形非形，影非影。对于鲁迅来说是如此，对于面对鲁迅者来说同样如此。”如此阐述题目的辩证关系，确是意味深长，虽然他说，“我所谓的‘影’，即‘形’(鲁迅之‘形’)的投影。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实践，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即鲁迅之‘影’。阳光之下一切‘形’都有自己的‘影’，‘影’起源于‘形’并且是‘形’的证明，是接近‘形’的重要途径。‘形影不离’‘如影随形’两词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种共生关系。不过，‘影’未必以与‘形’相同的形状存在，因此另有特殊的存在价值。”这就更深层次地阐释了形、影关联，在我看来，这两者也正可理解为鲁迅的韧性精神，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鲁迅的生命史过程。跨文化视域中的鲁迅，确实是一个可展现出更开阔和更广袤的鲁迅和其他有效命题的好视点，譬如此书中讨论的“鲁迅留日时期的文明观——以《文化偏至论》为中心”就绕有兴趣，也不仅是如此，“鲁迅留日时代的俄国投影——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形成轨迹”就牵涉到多边文化关系，看着炳月兄饶有兴味地做着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勾连着鲁迅的跨文化实践经验，不由地感慨丛生，最深刻的，恐怕还是鲁迅的“超越性”，也就是他的“超擢侪群”，虽然他没有太大部头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但他思想的深度、冲创的烈度、攀援的高度，都是同时代人(甚至在多个世代里)难以企及的，所以他也就自然成为我们时刻要返回的一个“现代思想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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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勇在他们中是最年轻的，但他对鲁迅的发覆和认知或许又是最具反叛性的，譬如他对“多疑”特质的敏感和切入，在细加考证这个概念后得出的定义是：“多疑相当于竹内好先生所说的象征鲁迅‘回心’的那种东西，是鲁迅世界得以诞生的标志，它是鲁迅先生打量世界时，据以评判存在的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以一种文学家的直感(而非理论家的系统逻辑)的形式显露出来，并且带有某种‘含混’的意味，在行文上造成不同程度的曲折与迂回，从表面上看，它是多余的‘怀疑’，是‘不合乎常理’的、突兀的，其怀疑的提出给人一种‘无根无据’的感觉，并且似乎是一种远离自信的‘犹疑/游移’，从深层来看，它是建立在对主体‘我思’确定性的怀疑的基础上的，它包括‘疑-他’和‘疑-我’两种类型，‘疑-他’是对此在以外的存在的批判；‘疑-我’则是此在对自身所拥有并依据的全部观念和心绪加以审视，是‘不可扼止地对自己的现存方式进行多层次的否定’。”很能见出理论概括的能力和阐释概念的手笔。之后又讨论“非文学的文学家”的鲁迅，确实是把握到“文学”之于鲁迅的重要意义，因为在鲁迅，文学确实更多只是一种介入的手段，他的关怀十分幽广；但其出发点又确实是文学的，是有诗意的审视和战斗。我读尾崎文昭给他写的序言，看他和日本学者的交往不由很感慨，因为这种纯粹的因学术而产生的交谊，在当下这个日益功利化的时代里越来越显得难能了。

　　鲁迅终究是上天恩赐给现代中国的伟大人物，虽然他确实没有那么伟大的巨著，这无疑是文学家的遗憾，但他的著述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是可以不朽的！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每每回到鲁迅，总能发掘出常存的沉潜的声音，总能呼吸到新鲜的心灵空气，总能汲取到可贵的思想和精神资源！能够拥有鲁迅，能够尚友鲁迅，能够以研究鲁迅的朋友们为友，怎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呢？总是惭愧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新书好好品读，尤其是朋友们的著述，我知道，正如自己所用的心力一般，这每一部签名的著作，其实融入了他们多少的心血和精神啊！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地欣赏这些用心用力的作品呢？我们总要太多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然而，究竟是时代，是制度，还是我们自己？或者兼而有之。我们总是为了太多的浮名俗事而匆忙奔走，总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诚然，然而我们毕竟是自己。

　　以上诸兄的著作让我再一次地重返鲁迅，不由地又重新翻读鲁迅的作品，而每每总也能开卷有益。其实，真的伟大的人物，就是让你不时地感到既有走出，又有复归的需要，我对歌德的经验就特别如此，因为每次待久了(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就想离开；走开了又想回来，回来又总像重新发现了精神和知识的绝大富矿，兴高采烈，更上层楼。对于鲁迅，暂还没有那么激烈的感觉，但确实也是因了研究的推进而不断重归鲁迅，发现他原是现代中国一个无法回避、时时在焉的那么强有力的一个精神的存在甚至是支撑。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叶隽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