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外公牟揆中

　　今年是我的外公牟揆中逝世20周年。外公的一生，以91年的岁月风霜经历了几乎整个20世纪。作为民主人士，他于1945年秋较早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终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组建北平(北京)市民盟工作，曾任民盟北京市第三、四届支部候补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第一至五届委员，第六、七届顾问，是北京市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委员。外公大学时期曾参加爱国反帝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战宣传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北平民主运动和迎接解放活动；解放初期参加对北京市敌伪企业的接管工作，并先后在北京市工业局和化工局系统辛勤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但依然坚定地相信党和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按行政14级干部离休。

　　曾在廿九军中

　　外公牟揆中，1906年7月24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福山县(现福山区)的长峰村，农历六月初四，正值大暑节气。他是家中长子，还有一个弟弟。外公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期间，因参加反对神甫文化侵略的罢课活动，被学校除名转读于中国大学国学系，于1932年毕业。先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曾短期任北平《大众日报》和《中报》社长。1936年冬，外公经4个月军训入伍到后来大名鼎鼎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任军司令部上尉书记，负责主编该军内部刊物《军人实报》。

　　1937年7月7日夜，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驻军29军奋起抵抗，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事变后7月下旬的一天，29军司令部已从北平城外移住中南海内，时外公家正住中南海东八所。因战事紧急，外公的顶头上司命外公带外婆和当时11岁的我母亲、7岁的我舅舅，连夜把家搬出中南海避险。外公在同乡北平义福粮店许掌柜的帮助下，至下半夜总算把家安顿在东单新开路胡同临时租来的两间小屋中。我母亲和舅舅因年幼困乏已睡下，而外公外婆则在屋里坐听了一夜枪炮声。

　　次日晨，外公急切返中南海内29军司令部归队，但因未着军装，又对不上口令，通行证也无效，被门岗坚决地拒绝进入。无奈之下，外公在街头买了些食品回家，又向房东要了些开水，一家人凑合垫了垫肚皮，又听了一天一夜枪炮声。待早晨外公再次试图归队，在空无人车的大街上，偶遇大学校友北平市商会邹会长。邹说军部和大部队都撤了，但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将军已自天津抵北平。外公与张自忠是同乡并认识，他决定到张自忠的指挥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报到，但到达后门岗同样不放行也不向内通报，说什么都不行。外公只得转身再去找邹会长，想借点钱做路费，把家眷送回烟台老家后自己只身找军部参战……

　　邹说，打仗了军部还能编报吗？你虽然受过几个月的军训，但也是不会打仗的。人家是舍不得把你一个大学生白白地牺牲才丢下你的，你怎么好再找部队？邹会长又同情地说，“这样吧，市商会还缺个秘书，明天开常委会时我和常委们说说，你到商会当秘书吧，月薪八十块，可以维持你一家4口人的生活。”此时，日军正在北平城内加紧搜捕29军掉队官兵。就这样，外公无奈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这个率先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部队里短暂的一年戎伍生涯。他虽然遗憾没有直接走上抗战前线，但在当时29军长官的支持下，通过办军报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对于鼓舞官兵奋起抵抗、救国救亡，无疑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成为民主人士

　　1941年，创办于1900年(清光绪廿六年)、民国初注册为银号的烟台福顺德升格为福顺德银行，总行迁驻北平。银行董事会特聘已是北平市商会秘书长的外公到福顺德银行任总经理。“当时的福顺德资金雄厚，信誉很高，很有竞争力，名震全国。”

　　抗战胜利后，因国民政府不承认日伪时期成立的银行，福顺德只得再以银号复业。外公1945年10月成为民主同盟会盟员后，曾以福顺德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为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策反国民党军郝鹏举部起义中做了一些联络工作。民盟盟员、京剧武生名角张云溪以及郝部的一个韩参谋，每次到北平都住在外公家共同策划。(郝鹏举及所部在起义一年多后又复叛变，两万多人被我解放军全歼，郝在被俘后趁机逃遁时被我军战士击毙。)

　　解放战争时期，外公受聘任北平义福制粉(面粉)厂总经理，并作为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盟员，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多次想方设法协助受国民党反动派搜捕的部分进步学生转入解放区，积极说服不少北平民族工业家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还作为骨干参加了组建北平市民盟的工作。

　　值得记述的是，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北平军调时期，外公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徐冰同志(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组织下，与中共地下党员、民盟盟员孟用潜(当时公开身份是美国新闻处职员，解放后任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中国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联络商议，在位于东城区灯市口朝阳胡同2号的自家院内，以家宴形式成功地举办了两次军调部中共代表与北平部分民主人士的形势分析座谈会。

　　第一次是军调开始后不久的1946年4月的某一天，由孟用潜和曾昭抡(时为北大教授、北平民盟负责人之一，解放后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等)商定邀请民主人士名单并联名具柬。而外公则负责利用距家不远的翠华楼饭庄经理和大厨都是烟台小同乡的关系，在明确告知实情并要求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请饭庄选派可靠厨师上门现场制作两桌饭菜。当日，出席家宴座谈的中共负责人有叶剑英、李克农、腾代远、徐冰、薛子正、饶漱石等；民盟盟员、民主人士和进步教授有吴晗、刘清扬、王之相、张申府、张东荪、张奚若、陈瑾琨等，双方共20余人。

　　人员到齐后，大家先相互认识熟悉，举杯祝酒为国内实现和平干杯，然后就餐。餐后转入形势分析座谈会，主要由军调部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叶剑英将军(当时挂中将军衔)讲话。叶剑英在充分肯定了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和平民主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指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是想以战争消灭共产党，但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迫不得已只好暂时签订《停战协定》，但其反动本性没有改。“现在，马歇尔来华调处，但在上个月美军违反协定海空运国民党军到东北，因而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叶剑英同志重申了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后，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维护“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而努力奋斗！

　　这是外公与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高级干部初次面对面近距离的接触并聆听他们的谈话。叶剑英和其他同志的谈话有根有据，只要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会感受到共产党主张的合情合理和共产党人做事的光明磊落。在国共双方谁要和平谁要战争泾渭分明的情况下，外公下定决心，为实现民主与和平，积极配合共产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947年初军事调处失败。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解放区前夕，由孟用潜召集(此时曾昭抡已赴美)在外公家又举办了一次家宴座谈会，参加人员范围、形式等与上次基本相同。这实际上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与民主人士的话别会。此时，国共全面内战已爆发半年。会上，叶剑英回顾了军调部一年多的工作，说明由于美蒋方面的破坏使工作不得不中断，还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等进步力量是得道多助，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则是失道寡助。座谈中，大家看到中共方面各位代表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让包括外公在内到场的民主人士受到了巨大的鼓舞。离别之际，大家思绪万千，中共代表与所有人士一一握别，共同盼望国民党黑暗统治早日结束，共同祝愿人民解放的自卫战争早日取得最后的胜利！

　　外公教育动员外婆、子女及翠华楼同乡等齐上阵，放风的放风、服务的服务，保证了两次座谈会顺利圆满举行，没有出现任何纰漏。事后也证明了外公的保密保卫工作做得非常好。

　　投身祖国建设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受徐冰同志之邀和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局程宏毅局长之命，外公以北平市企业局业务科长身份，参加了对北平敌伪部分工业企业的接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公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自1950年始，他历任北京市工业局业务科长、局属企业公司副经理，北京市企业公司营业处长等。1958年10月北京市化学工业局任供销处长。在本职岗位上，外公努力学习党的政策，认真钻研供销业务。上世纪50年代，曾3次受命主办供销干部业务培训班。有北京市8个工业口的供销干部参加，遍及各工业局和各大工厂，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人们没有忘记他，1987年在外公81岁时，还接到由北京市经济委员会颁发的供销工作特别贡献荣誉证书。

　　建国初期，也是外公履行盟员义务、在市政协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最积极努力的时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奋起抗美援朝，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共有362名民盟成员签名的《北京市盟员为抗美援朝奋斗到底发表宣言》，这其中有外公及其发动的工商业盟员数十人的签名。外公还从自己的薪金中捐出100万元(旧币)支援抗美援朝。另外，自1955年至1962年，外公除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外，还兼任一届委员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二届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等盟机关的具体职务。在上述岗位上，外公总是努力认真地工作，很好地组织完成了盟市委交给的协商、沟通、团结盟员的工作，组织部分盟员积极参加市政协会议、参政议政。

　　坚定信党爱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面对精神和物质上的巨大打击，他依然相信党和政府。“文革”伊始，外公就被所在单位的红卫兵抄家、“扫地出门”。造反派以“牟揆中曾任伪商会头头”为由停发了工资，派人把外公外婆押送回原籍烟台南郊姜家檀“劳动改造”。

　　在乡下，外公外婆学会了在田间拔玉米、割萝卜樱子、在场院卡麦穗等简单的农活，还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他们的生活费由我母亲和舅舅按月寄钱来维持，有时也靠外公的表妹家接济一些大油、燃煤等。直到“文革”结束前夕，外公外婆才辗转托人办理退休回到北京，但户口只能暂时落在烟台福山县。

　　老两口到京后无户口无住房。母亲此时已退了单位的公房，带着哥哥和我尚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河南“五七”干校，而舅舅一家一直在哈尔滨空军一航校工作。没办法只有借住我舅妈的母亲家，而亲家则只能到哈尔滨我舅舅和舅妈家去住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外公向曾经的老领导、时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的贾庭三同志写信反映个人情况。在全党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下，贾书记很快作出批示，在市政协、市民盟等有关领导关怀下，外公外婆的户口从烟台迁回北京，并落实了各项政策。国家实行老干部离休规定后，1981年外公由退休改为离休待遇。

　　外公一生严谨、坚强、乐观、简朴。母亲曾多次对我讲，外公在旧社会也算是场面上的人，但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纳妾，难能可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外公被查出患肠癌，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手术后每天坚持打太极拳锻炼身体，认真配合中医治疗，还通过刻苦自学掌握了一般的中医诊疗技术。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每一至两周带我看望外公外婆一次，只要看到我气色不佳，外公就让我伸出胳膊号脉。许多熟悉的人都说，外公患癌症几十年尚至91岁高寿，真是个奇迹。我想这与外公达观、坚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一生追求真理，自己作为民主人士，鼓励培养一双儿女在建国初期都加入了共产党，我的母亲北大学成后，先留校工作10余年，后调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我的舅舅北洋工学院毕业后终生在新中国空军服役。外公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半世管钱管物，走时两袖清风。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老两口相约逝世后都不留骨灰，由亲人撒入故乡山东烟台渤海的月亮湾中，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感染了我的母亲生前也留下同样的遗嘱。先母辞世的2013年，我们全家遵嘱也将她的骨灰撒入月亮湾中，永远地在大海里陪伴着生育养育她的父亲母亲……

　　值外公牟揆中逝世20周年，我写下这些回忆文字，以表深深的怀念之情！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季 嘉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