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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萌发期的几件事

段柄仁

时间:2017-07-21   来源:2017-07

  中关村科技园区,准确的名称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于1988年5月10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萌发期,还有几件事,需要记录和说明。

  “书记碰头会”。

  “书记碰头会”这个“名词”是邵干坤同志的创造发明。这个“会”并非正规意义上的书记碰头会,而是为解决问题方便,贾春旺、我和邵干坤同志的“碰头会”。这是在1983年5月,邵干坤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后,支持和发展民办科技企业的具体工作落在了他的肩上。当时有许多难办的具体问题不可能全都提到区委常委会讨论,贾春旺让我帮一下老邵。他当面对我和老邵说,重大问题请示他,该上常委会的上常委会,具体工作老邵大胆去干,“有难题拿不准,我们三人商量”。因为我平时住机关,春旺也很晚才回家。机关食堂的晚餐,常常只有我们两人,几乎每天晚饭后都商量工作。邵干坤同志的颇多难题也多是这时候找我们商定的。比如中科院和海淀区联合创办“科海公司”,在区政府院子的一个过道借两间门房当办公室,有的领导同志不赞成,我们碰头时决定,先借用,找到更合适地方再腾退,由我说服不赞成的同志。中科院计算机所金燕静找邵干坤,提出由计算机所、科仪厂、海淀三家各出资100万元,创办科技公司。这是好事,但100万元从何处出?不能从区财政出,应找一个合作单位。邵干坤建议,由海淀区新型产业联合公司和他们合作,我们想办法帮联合公司筹资,我们商量可行,很快就办成了。还有关于参照知青企业为科技企业减免税、为科技企业贷款、寻找经营场地等都是这个碰头会上商量解决的。顺便说说邵干坤,这是一位勤于动脑、敢做敢当、思想解放,总是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工农干部,曾任海淀四季青乡党委书记,调入区级领导班子后,积极支持民办科技企业创业,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科技企业,几乎都有他的心血,受到了那些“敢为天下先”的知识分子的赞扬、敬佩。有人说他和当时的区科委主任胡定淮同志是电子一条街创始时期的功臣,我觉得不为过。

  三次决策

  关于发挥海淀区科教优势的三次决策是海淀区委、区政府,对发展海淀做出的关键性决策,也是中关村地区之所以成为全国领先的科技园区的先导条件之一。第一次是1980年10月中共海淀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决议和张还吾书记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出了“发挥科技、教育优势发展海淀”的建设方针。但因海淀区当时是北京郊区农村,经济发展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因此突出了“以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首都副食品基地”,但同时也强调了利用优势,积极“发展新经济”,这就把发展科技产业纳入工作指导方针中,为以后发展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开启了一条通道,做了先期铺垫。第二次是1984年4月区委、区政府召开了规模宏大的科技大会,在时任区委书记贾春旺亲自主持修改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开发新型产业,这是我区的战略措施,也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要在海淀区发展智力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先进的新型产业区”“建成名副其实的科学文化城”。这次会是一次盛大的动员会,为鼓励兴办多种形式的科技企业,推动科技和经济密切结合,吹响了进军号。我参与了这次会的筹办和报告的修改。第三次是在同年11月底召开的中共海淀区第四次党代会上,准备接任区委书记的张福森同志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把海淀区建成“两区一基地”的目标,即“适合首都特点的文化教育发达、环境优美、商业繁荣、服务优良、舒适方便的文化旅游区”“智力技术密集的新技术、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服务首都、富裕农民的稳定的副食品基地”。这个目标的制定进一步推动了海淀区科技企业快速发展,也为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定了基调。这次会议的报告是张福森主持撰写的,我也参与了最后的审定与修改,着重研究了“两区一基地”的定位是否准确。因征求意见时,有的同志提出,海淀区已由郊区变成城区,是否仍然把建副食品基地作为目标?讨论时也有不同意见。张福森认为,事物发展有个过程,海淀区当时仍然是北京市精品蔬菜生产的基地之一,写上既体现对上次党代会的延续性,也对稳定农村工作有好处。我同意他的意见。协助福森同志修改区党代会报告,是春旺同志一再叮嘱我办的,他特别指出要把海淀区发展的定位写好。实际上从7月开始,我已断断续续被借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北京市委,参与企业法立法调查研究和起草市委老领导范儒生同志追悼会悼词。10月市委决定我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但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区党代会开幕会上才正式宣布“邀请市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段柄仁同志参加会议”,会场一下活跃起来,因为昨天我还是海淀区领导成员,今天变成客人了。

  “18条政策”

  “18条政策”是我们的习惯用语,准确的名称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已被实践证明是对旧体制有重大突破,有整体开创性,对中关村建设有标志性,对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起关键作用。主要内容是在中关村地区创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对试验区内的新技术企业实行税收减免;银行以贷款支持外向型企业优先提供外汇贷款;自行开发的新产品可自行制定试销价格;鼓励科研单位、学校和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在试验区内的新技术产业中兼职,兴办、领办、承包各种形式的新技术企业或离职到新技术企业任职等等。这份文件是根据中央确定在北京中关村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后,由海淀区张福森组织起草,1988年3月2日报市政府常务会讨论一次。责成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陆宇澄同志负责审改。15日和24日陆宇澄同志主持召开两次座谈会,并指定我和市法制办主任张跃宗同志主笔修改。24日报市委常委会审查,讨论后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召集国家科委、教委、科协、中科院、财政部、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领导同志进行了研讨,提出修改意见后退回。我们在陆宇澄同志主持下,再次修改后报国务院。其中除内容的补充修改外,标题怎么定,是“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是“高技术”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科委的文件是“高技术”,我们认为,确立科技的高低主观色彩过浓,不如“新技术”更有客观可比性,“高新技术”,则是一些同志对这两种提法的调和折中,经讨论,还是采用了“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提法。但上报国务院前夕,陆宇澄同志提出应增加“试验”两个字。因为是新事物,带有探索性,进退也主动,最后定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下发,5月20日市政府正式发布。为落实条例,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试验区办公室,由海淀区委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副总经理胡昭广同志被选聘为主任。与此同时,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建立试验区协调委员会,由北京市政府牵头,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委、中科院、海淀区政府等单位参加,陆宇澄同志任协调委员会主任,试验区办公室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职能。

  “找市长还是找市场”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研讨会”是为配合试验区开张,作思想、政策、舆论和组织准备的大型研讨会,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并指定我负责组织实施,以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和市、区有关部门、协会的名义共同召开的,日期是1988年5月20日正式宣布成立试验区的第二天,即5月21日至23日。参会的主体是民办企业的领头人以及与其有关的政府部门、新闻单位,共600多人,会场发言53人,提交书面发言300多份。中关村一些有成就的民办企业家,大都展示了自己的见解。我主持了这次会。在发言中,有许多新鲜深刻的论述和针对性很强的意见、建议被日后试验区工作所采纳,特别是对确立试验区的各项工作方针、目标,推动新技术企业的成长起了影响深远的作用。还应说一下,关于“找市长还是找市场”,这句在当时反响很大,影响广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话,就是在这次会上首发的。这句话指明了企业应面向市场,企业家应到市场上摸爬滚打,向市场找营养,求生存,谋发展。它像一声号角,把企业界的注意力,从只盯政府,引向了市场,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切中要害。有的同志说,这句话是我的创造。错了。它的提出者是时任四通公司总裁、后因卷入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而出走美国的万润南。这篇发言稿还发表在四通公司自办的小报上。为什么有人把发明权戴在我的头上?可能是我在主持会议结束时强调过这句话,在中国市长协会举办的市长培训班上讲课时,专门阐述过这句话,后以此为标题写成文章,在《求是》杂志发表。我只是借题发挥,并非首创。何况讲课和发文都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事,应给予更正说明。与此相连的还有一句话,即“揣铁饭碗还是泥饭碗”?这是一句励志的话,就是说不要被“铁饭碗”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如同终身禁闭在保险柜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应下决心,丢掉铁饭碗,揣起能够激励自己创造力的“泥饭碗”。这两句话对当时改革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是针对性很强的指引,旗帜鲜明的导向。我的印象是三句话,可惜第三句记不起来了。

  一次调查研究

  关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发展与改革”的调查研究是试验区发展遭遇严峻困难的形势下进行的。时间是1990年8月至12月,由于受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影响,使民办科技企业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姓“社”姓“资”的争议,又悄然而起。有人甚至说民办企业是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歪风吹出来的,刚刚成立的试验区管委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18条政策”中的一些关键规定,得不到完全落实,试验区能不能坚持下去并取得进一步发展,成了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决定,对试验区工作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找出问题所在,提出解决办法,使试验区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这个任务交给了市政府研究室,由我具体操办。我组织了一个调研组,由研究室副主任刘景华同志和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同志牵头,历时两个多月,形成调研报告,送陆宇澄同志审阅后,提交市政府常务会审定。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试验区成立两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了当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试验区未来10年,即到2000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00亿元和向产业化、国际化迈进的目标和重点应做好的工作,提出了扩大试验区面积、解决产权关系、主渠道筹集资金、调整人员出入境政策,对试验区的基建、资金、物资、进出口等实行计划单列等。为此,还建议改革领导体制,认为“现行体制已经适应不了试验区发展的要求”“原设立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协调委员会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建议撤销,成立可对试验区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指导、协调的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委、市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并任命陆宇澄同志兼任管委会主任,办公室主任由海淀区区长兼任,胡昭广同志被选为区长,兼任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至此,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迈上迅速发展的轨道。

  诸多支撑因素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萌发,中共海淀区委、区政府按照中央改革开放的总体方针,起了核心引领作用,但没有各方面的携手支持,协同改革,也是寸步难行的。最早是中科院实行“一院两制”,即在院内实行科学研究管理和创办科技企业两种制度,催生了联想集团等企业诞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出资办起了一批科技企业,诸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北京市科技协会,一直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支持者、参与者。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自始至终参与了陈春先等筹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工作和其他民办科技企业的开办工作。特别是1984年6月,国家计委牵头起草了《中关村科技教育、新兴产业开发规划纲要(汇报稿)》,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8月国家科委完成了《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研报告》,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夏俊生写了四篇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关注,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7个部委联合调查,决定在中关村试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教育。这不仅是因为海淀区有浓厚的文化教育氛围,众多而集中的高等院校提供了科技发展的沃土和养料,更重要的是其国内外交流的信息和开放性思想,形成了思想解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有形无形的动力。尊师重教、重视人才,成为这个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在民办企业初创时,最缺乏的是资金和人才。资金虽然十分困难,但能找到出资人或有借贷门路就有可能解决。但人才,不仅缺乏尖端人才,也缺乏适应新形势的一般办事人才,不仅需要应急人才,也需要着眼发展,不断补充新人,这就需要教育去支撑。民办科技企业在网罗社会才俊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办起了各类培训机构,带动了校外教育、成人教育,特别是民办教育事业的空前繁荣。海淀区委、区政府,不仅对社会办学给以积极支持,而且主动和高等院校携手,陆续创办了一些专业脱产培训班和学校。仅1984年9月至10月,我就参加了四个新办大学的开学典礼。一个是海淀走读大学。是区政府出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合办的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的专科大学。为新技术企业输送了大批急需毕业生,成为试验区巩固发展的支撑力量。这所学校后改制为完全的民办大学,现已改名“北京城市学院”,发展为有两万多名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齐备的综合性大学,成为全国民办学校的领头羊。另一个是“京西大学”。属于民间合作办学,领头人叫何彦龙,当时已发展到七个系500多名学生,参加开学典礼的有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已出名的教育家伍真同志、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浩平同志等。因这个学校领导力量薄弱,何校长向我提出请伍真同志帮他负责学校的政治工作,伍真同志也欣然同意,要求我帮她把党的临时组织关系转到学校,以更好发挥余热。可惜这所学校,因遇到种种困难,最后没有坚持办下去。第三个是海淀区委党校的第二期大专班预科开学典礼。这个大专班是我到海淀工作后倡议并组织创办的,学生脱产两年,聘请“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老师任教,是专门培训海淀区青年干部的。这些学员毕业后,大多成了海淀区和北京市各委办局的领导骨干。还有一个是“海淀区老年大学”。由海淀区原副区长、书法家齐心同志主持,肖军、刘建章、郭显瑞、张还吾等知名人士都赶来参加典礼,形成了隆重壮观场面。这类学校表面上与新技术试验区无关,实际它们所提供各类人才和创造的浓厚文化氛围,是促进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

  (作者系中共海淀区委原副书记,市政府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原秘书长,市人大原副主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志》《北京年鉴》主编 段柄仁  责任编辑 郭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