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萌发

　　中关村科技园区，准确的名称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于1988年5月10日。之后，为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改名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从1988年5月至1989年底，技工贸总收入32亿元，到2016年超过4.57万亿元。已成为一区多园的新技术新体制的国家创新基地，北京市以至全国的科技创新引领区，一个创客活力四射、新技术新产业层出不穷的创新超级“孵化器”。

　　破土而出

　　彼时，人们把中关村叫做“电子一条街”，我把它叫中关村的萌发期。1981年10月，我调任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分工协助书记张还吾同志抓全面工作，一年后市委常委、团市委书记贾春旺同志接任区委书记，我分工主管办公室、宣传、文化、教育和青年干部的选拔培训工作。因责任所系，曾参与了有关科技园区萌发的各项决策和一些具体工作，见证了其破土而出、曲折发展的全过程。时间已过了36年，回忆往事，一股暖流再次涌上心头。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为什么会在上世纪80年代生发于海淀中关村地区？概括地说，有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摧生，有国际信息技术革命大趋势的际遇，有中关村地区大学和科研院所林立、科技资源密集、高知人才济济的良好基础。这种内外环境的有利因素激励了一批有远见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精英，冲破旧思想和旧体制的束缚，起而创办新的科技企业，我们称之为“民办科技企业”。面对这种新情况、新事物，社会舆论众说纷纭，有赞扬的，有反对的，但多数是观望的。作为在这个区主政的中共海淀区委和区政府，是选择支持还是反对，面临一场执政者如何适应时代深刻变革的严峻考验。实践证明，在区级领导班子中，虽然有过不同意见，觉悟也有早有迟，但总体上顺应了新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地积极投入这场变革，与创业者们共冒风险，给他们以支持、组织、引导，营造了促进民办科技企业适时而生、应运而长的小气候，使其很快立足于中关村大地。总之，科技园区的产生，既有国内外大气候的“天时”，中关村这块宝地的“地利”，也有海淀区党政领导班子，勇于探索，敢于担当，按照中央大政方针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动员和团结全区人民，与勇敢突破旧体制的创业者同心同力的“人和”，三位一体孕育促成的。

　　对于海淀区党政领导层来说，这段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局外人看来好像平坦无阻、风和日丽、波澜不惊。实际上每走一步，都是困难重重、风险丛生、步履维艰。我到海淀区前曾风闻这里发生许多争议颇多的新鲜事，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副区长杜辉同志带我到区属各委、办、局“认门”。到区科委，听到副主任胡定淮同志热情洋溢地给我介绍了与中科院和大专院校合作兴办新兴科技企业的情况，特别讲了中科院陈春先等同志兴办的“先进技术服务部”和海淀合作开发科技项目，受到各方好评。到劳服公司(又称联社)，主任周运增介绍了几家与他们合办的企业，安排了大量知青就业，并突出介绍了京海公司和它的创办人王洪德同志，并建议我抽空去京海找他们谈谈。到工业公司，他们重点谈了发展海淀工业，离不开在海淀区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和陈春先、王洪德有合作关系的情况。这些让我大开眼界，留下很深印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要求，即希望海淀区委在思想上公开支持，政策上给予优惠。劳动局的同志还建议能否给新办科技企业以“知青企业”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我因初来乍到，只答应回去研究一下。事后我向张还吾同志汇报了“认门”的情况，其中也有民办企业情况和他们的要求，社会上对他们的议论。还吾同志说，他都知道，认为应有个说法，给这些企业以支持。不久，市科协的赵绮秋同志找我求援，说陈春先等同志被他们物理所的领导，扣上了“乱发津贴”“扰乱科技人员思想和科技秩序”“是科技二道贩子”的帽子，日子不好过。周鸿书正组织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采访京分社记者采访，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周鸿书是我读北大中文系的学长，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主任，是赵绮秋的爱人，我们相互比较了解。我把这个情况也汇报给张还吾同志，建议开常委会研究一下。还吾同志说，可请记者来海淀，我们如实介绍情况，肯定陈春先对我们做出的贡献。常委会不开为好，我们内部有不同意见，中央也未明确表态，我们小小区委，不便干预中科院的事，“看看再说吧”。几乎同时，京海公司总经理王洪德同志来找我，他是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带领7名科研人员，招聘几十名待业青年，创办了“北京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这时正和北京大学合作协商承建自主创新的计算机房，他兴高采烈地谈了企业取得的成就，表示十分感谢海淀区给他们的支持，对前途充满信心。但也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希望区委给他们“避风挡雨”。陈春先的遭遇使他心惊肉跳。“我已从科学院辞职了，他们整不了我”，但也有人说他们在搞私有化，“私有化就是资本主义”。他申明“京海不是我个人的，是和区里的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区委是否能明确一下？二是有些实际困难，如办公用房、党的组织关系等，能否帮助解决？为此，我找过两位区委副书记和一位副区长商量，他们都说应支持这些民办科技企业，但又主张等等再说。我理解他们“想帮但又不敢出手”的心态。中科院物理所整陈春先对他们也产生了冲击，社会上对民办企业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议不断，加之对“文革”中动不动就上纲“方向路线”的经历心有余悸，统一认识并不容易。

　　点燃火种

　　海淀区委、区政府领导层态度明朗，公开表态，积极支持促进民办企业，是在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明确表态，肯定陈春先开创新事业、知识分子可以下海经商以后，这时恰好是贾春旺同志到海淀接任区委书记。他一来就搞调查研究，并找我和邵干坤商量，如何按照中央精神加大对陈春先等同志的支持力度。我说，不止陈春先一家，还有10多家民办科技企业请求支持，应研究个办法。邵干坤同志那时是区委常委、区农委书记，曾任四季青乡党委书记。他说，他们四季青已和多家下海的科技人员接触，寻求合作，他自己已和几位“有学问、有真本事”的人建立了密切关系。但有人说他是搞资本主义，“走回头路”，“这么大的帽子，我可受不了”。我建议召开常委会，听听大家意见，做个支持民办企业的决定。邵干坤同志担心开常委会，多数人不表态，还有可能争吵起来。春旺说，把常委会改为常委研讨会，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记录、不结论、不发文，并让我先发言，谈谈看法，提几条建议。贾又找了张还吾同志交换意见，得到还吾同志的全力支持。研讨会上尽管意见不尽相同，但在积极支持民办科技企业，以合办、合作等形式，使他们扎根于海淀，并在借款、提供办公用房、减少各种审批层次和其他优惠方面，达成了共识。贾春旺顺便让区政府尽快拿出方案。不久，邵干坤任区委副书记，这项工作由他主抓。为此贾春旺跑中科院、清华大学等院校和一些民办企业调查研究，和区级领导交换意见。同时还抓了两个影响较大的典型：一个是把陈春先等人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拉过来与区科委、区工业公司、市科协咨询部签订协议，由区工业公司提供场地并借款10万元作为开办费，创办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另一个是办“四通公司”。他在晚上骑自行车到准备下海办企业的印甫盛、刘菊芬夫妇家，建议他们落户海淀，答应给他们找合作对象。不久他把邵干坤、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等和印甫盛等请到办公室具体协商，很快达成了合办公司的协议，由四季青乡借款2万元、一间办公室、一部电话，办起了“四通公司”。他这种冲锋在先、敢做敢当的精神和以身作则、树立样板的方法，很快点燃了改革之火，打开了工作局面，形成了民办科技企业成批涌现的态势。他任区委书记仅仅一年半，但对科技园区萌生起了关键性作用，工作业绩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萌发期，还有几件事，需要记录和说明。

　　“民办企业”

　　“民办企业”这个称呼来自民间，是约定俗成，是相对于各级政府所办企业，即“官办”而言的。现在人们又改称“民营企业”，是相对于“国营企业”而言的。当时还有“民办学校”“民办诊所”等出现。这个“民办”称呼，曾被一些人说“是为掩盖私有本质”“有‘走资’嫌疑”，建议改为“民办集体企业”。为此，我们专门进行了研究，认为民间兴办的企业五花八门，资金来源多种多样，人员组成形形色色，很难用所有制定性。“民办集体企业”只是其中一种，概括不了全体。“民办”可容纳所有非“官办”企业，它并非从所有制角度上讲的。有人要求改称谓，实际上是怕“私”、躲“私”的思想作怪。如果从所有制角度分析，中关村地区的新型科技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多种所有制并行而起的，其中不少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所有权并不清晰。实际上成立于1980年2月，也是办的最早的“清华技术服务公司”，是清华大学出资100万元举办的，应是校办民营企业。1982年12月开办的京海公司，应是合伙人企业。1983年5月开办的“科海公司”，是中科院和海淀区合办的，合同写明按“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原则运行，后于1984年5月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企业。1984年5月成立的“四通公司”，也明确是集体所有制企业。1984年11月成立的“信通公司”，是中科院计算机所、中科院科学仪器厂和海淀区新型产业联合公司各投资100万元组建的，也是公有民营后发展为我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与信通公司同时成立的“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是计算机所投资20万元成立的，以后发展为联想集团等等。因此，“民办企业”这个称呼，应是企业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开始向市场主体迈步的“乳名”，当然也为它们成长壮大后进一步深化改革，明确产权，预埋了一些难题。但“民办”两个字带有鲜明的改革烙印、时代特征，是使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够立得住的标志，至于明确产权，是这些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阶段的任务。

　　“四自原则”

　　“四自原则”即“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民办企业的本质特征，是指导民办企业生存发展，使其向市场主体演变，向市场经济进军的核心原则，是那些敢于和旧体制决裂、毅然下海办企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智慧的结晶。它也有个完善过程，最早出现的是“三自”，即“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是陈春先他们提出的，还明确“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当时称为“两不三自”原则。王洪德等成立京海公司时，进一步完善为“四自”。因为“三自”侧重的是资金，“两不”增加了人员。“四自”进一步提炼概括，从更积极的角度补充了“自由组合、自主经营”，受到人们认可，也很快被其他新建民办企业采纳，成了通行原则和有关文件一直沿用的经典提法。对“四自原则”，当时社会上也曾众说纷纭，但很快被改革开放大势和民办企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平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又出现反复。有人说，这是经济领域自由化的典型表现，加之民办企业的旗帜——陈春先等人办的华夏所，又因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败诉而面临倒闭。四通公司的总经理又出了问题，引发一时的思想混乱，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一度陷入低潮，直到市委市政府进行深入调查，作出要使开发区发展上一新台阶的决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才重新统一了认识。

　　“技工贸”一体化

　　“技工贸”一体化是多数民办企业的经营模式。技术是民办科技企业立身的灵魂，科技人员之所以敢于下海办企业，靠的就是自身的技术，靠它转化为产品、商品而体现自身价值，为国家做出贡献。他们之所以下海，就是深深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阻隔了技术和经济的结合，压抑了科技人员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创造性。“工”和“贸”是使技术转化为产品、商品的通道。但这三者长期被分割管理，形成各自的门户和体系，民办企业的技工贸一体化冲破了这种僵化体制。同一企业，不仅可把技术变成产品，还可直接销售这种产品，并对新产品的试销有自行定价权。也就是把三者纳入同一企业的循环链条，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商品，使产品直接面对市场，促进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技工贸一体化生产经营权关键在“贸”，即产品自主销售权，其中核心是自主定价权。价格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有了定价权，就可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实现企业面向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良性循环。民办企业就是看中了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因此只要看得准确，经营得当，就可获得丰厚利润。应当说，没有贸易的自主权，民办科技企业很难迅速发展起来。但企业能否自行定价？当时也是不敢碰的难题。计划经济是国家统一定价，管制十分严格。如何突破？邵干坤同志找了区物价部门，他们说，民办科技产品多是新产品，国家没有统一定价，我们也无法定价，是否先试销后，提出定价意见，报我们核查一下？这等于开了个口子。我们商定新开发产品可自行制定试销价格，国家没有统一定价的可自行定价，报物价部门批准。后来制定《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时，把“报物价部门批准”删去了。

　　“电子一条街”

　　“电子一条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对中关村大街(原名白颐路)的称呼。因为这条大街两旁集中了不少民办科技企业，而且电子产品居多，企业可自主销售，顾客一天比一天多，区政府适应新的形势，应一些企业家们的要求，组织多家企业开辟了四海电子市场，形成了以这个市场为中心的官民合作互动的新型市场。这个市场的形成，大大促进了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发展，在当时也成了政府为企业服务的一个典范。“电子一条街”的称呼，很快闻名国内外，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初创时期的标志，给我国改革开放增添了一个亮点。伴随这条街的繁荣发展，其商品销售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假冒伪劣商品时有发生，在管理上，由于缺少经验，也出现一些纷乱，因此被人们诟病，称之为“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等。此后随着园区建设的拓展，街区的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个市场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逐步被新的建筑和业态取代，现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电子一条街”的称谓却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光辉的一笔，它留下的深深的时代印痕，将会演变为对后人的鼓舞力量。(作者系中共海淀区委原副书记，市政府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原秘书长，市人大原副主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志》《北京年鉴》主编 段柄仁  责任编辑 郭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