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之源

　　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三民主义思想是他的理想蓝图。1903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首次揭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基本思想。其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民族主义；“创立民国”为民权主义；“平均地权”则代表了民生主义。因此，1903年之前是他思想的酝酿阶段，这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思想文化趋向成为他思想的最初源泉。

　　早期教育

　　孙中山所受的教育与一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如他自己所说：“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从耶苏，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不仅如此，对于中学，他只是受了启蒙教育，13岁后到檀香山，先后进入英美教会办的学校学习，初涉立宪政治，学习了一些科学知识，林肯、华盛顿的事迹在这时有所耳闻，可以说学校教授的基本上都是西学，包括基督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883年至1892年他在香港读大学，所学科目为西医，期间，对他思想影响至深的有三本书：第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该书向孙中山揭示了世界的发展规律，成为他社会历史观的组成部分。第二本书是《法国大革命史》，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但是，可以肯定，无论是谁写的，都不会忘记革命的爆发源于第三等级反封建反专制的现实需要，不会忘记《人权宣言》，不会忘记革命缔造了一个共和国，同时，也不会忽略群众在这之中的激情和力量以及革命的曲折过程。它对于即将以革命为职志的孙中山来说，有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第三本书，可以统称为教科书。孙中山以西医为专业，使他可以十分系统并深入地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的精神。当时的欧洲，随着人们对科学的不断研究，各种新兴学科出现，人们对科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的同时，进一步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人变得格外的自信。人们不但要发现自然，还要解析自己、剖析社会。它造就了既尊重规律，又不拘一格，既注重事实，又敢于假设的性格。这一切在孙中山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使他在革命的过程中能够“愈挫愈奋”，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始终保持着寻求救国之路的热情。

　　唤醒民族意识的因素

　　青年孙中山，对于社会的不满应该是全方位的，而又是不系统的杂乱的。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香港工人在此期间拒绝修理法国船只等事件，让他认识到“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同时，清政府的乘胜投降，使孙中山的反抗意识聚集到了一个焦点上：“始决倾覆清庭”、“有志于革命”。因此，反抗外来侵略的愿望，成为孙中山各种思想的最初切入点。1894年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第二年，孙中山又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加入了这样一句话：“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此处的“他族”，不是指的满族，而是意欲瓜分中国的列强。

　　孙中山的民族思想还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清政府采取了民族同化与民族压迫两种手段，以图控制汉民族，淡化汉族的民族意识，减少反抗。但是，民族情绪是很易于唤醒的，尤其当新的外患到来之际，清政府对内压迫，对外软弱无能，增加了人们对它的蔑视和厌恶，反清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目标。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受两种世界性的思潮的影响。一是西方各强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列强依仗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漠视其他民族，在侵略征服其他民族的过程中，种族优越论油然而升。为了证明侵略的正当性，也为了将来的进一步扩张，殖民理论必须应运而生，这种理论，往往以民族主义为掩体。正如美国学者伯恩斯(Edwar MeNall Burns)在他的《当代世界政治理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从1848年以后，民族主义发展成一种侵略性的运动，争取民族的伟大，争取使每个民族有权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相似的民族或有关的民族中去，而不管后者是否同意。”泰戈尔曾经这样描述：“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实际上，如果有人指出，他们会感到非常恼怒。”这些思想和意识，成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先导。列强的存在，他们的实力，无不说明“弱肉强食”是一条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的无情的规律。作为被压迫民族，则从民族的强大才能民族自立的角度理解并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这一理论。上述倾向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意识正在崛起。1897年孙中山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南方熊楠相识后，便感十分投缘。泛亚主义的主要立场是要把西方人从亚洲永远赶走。他们的密切交往，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丰富，增加了新的视角。

　　总之，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启蒙和酝酿于中国这个小环境而呼应了世界的大趋势，从而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同于当时本土以反满排满为主的民族主义，而别具特色。

　　民生主义的思想来源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来源有三。首先是受改良派的影响。孙中山在香港就读的西医学院，开办者是改良派何启，作为学生的孙中山受其影响是毫不奇怪的。孙中山早期的文字，主要有《上郑藻如书》(1890年)、《农功》(1891年)，文中他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工为纬”的富国强兵方针，以兴学培养人才、禁烟改良风气为先声，与改良派的主张没有太大的区别。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其用词观点与《盛世危言》雷同。他对洋务派的指责，也是与新兴的改良思潮同步的。其中，孙中山解说“物能尽其用”时，第一主张要“穷理致用为事”，也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寻找科学的道理，掌握物之原理，为我所用；第二要发展机器生产，以开财源。关于“货畅其流”，孙中山的标准是“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载运也”。所有这些观点，后来并没有因为与改良派政治上的分歧而泯灭，相反它们一直作为孙中山的经济主张而汇入民生主义之中。

　　民生主义的另一个更早的源头，当追溯自孙中山幼时。1910年左右，宫崎寅藏问孙中山，他的平均地权是来源于学问还是实际上的考求时，孙中山回答说：“吾受幼时境遇之剌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也未可知。吾自达到运用脑力思索之年龄时，为我脑海中第一疑问者则为我自己之境遇，以为吾将终老于是境乎？”十分坦率地表述了自己思想的最初萌动。因此，1899年他与梁启超谈话时说：“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剥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可见，他从一开始即关注于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何时行此政策，采取何种方式，则是进一步考虑的事。

　　乔治·享利的思想为他的上述思想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和行动纲领。据已有的研究推测，孙中山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一理论。获得这一思想的渠道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途径有二，一个是从《万国公报》上获得，1894年以前，该报曾经专门介绍过乔治·享利的思想；另一个则是当他奔走于欧美之时接触到的，当时，正是乔治·享利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之时，他的思想引起孙中山的共鸣。自此以后，孙中山从没有放弃过乔治·享利的思想。

　　领悟民主宪政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首次正式提出“建立合众政府”的愿望，其政府的样板，显然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度。这时他对于民主制度的了解程度，尚不清晰。不过，海外学者围绕着1896年孙中山伦敦被囚一事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下列事实：

　　孙中山被囚于清领事馆后，他的老师康德黎、孟生设法营救，后获释。对此，孙中山是这样理解的：“予此次被幽囚于中国使馆，赖英国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并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所谓具有“真价值”者，不妨可以说是人民拥有的参政意识和事实上的依法治国。他们给予孙中山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孙中山在1896年至1897年间，曾经在欧洲盘桓了近九个月，对于西方政治的考察是他的主要活动。他曾参观了议会大厅，参观了伦敦所有的法学院，并在这些法学院的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阅读相关的书籍。

　　他和英国人柯林斯(Edwin Collins)合作写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年3月)和《中国之司法改革》(1897年7月)，以及《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文章均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为职志，并称“民主风行全国”，人民盼望“倾覆朝庭，代以立宪政府时刻的到来”。这几篇文章为我们研究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提供了依据。

　　从这些文章可见，孙中山主要是站在民主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清政府展开全面的批判。以民主主义为特质的反清思想，始终是他“驱逐鞑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推翻清政权的立论依据，也是他思想的精华所在。

　　孙中山指出，清政权实施专制统治。无论为朝庭、为地方还是为国民，人民都没有发言权，统治者握有全权。这一国家制度与世界潮流是不相吻合的，这一制度造成的痼疾是难以治愈的。

　　官僚制度腐败透顶。孙中山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的官制：官吏的升迁，依靠贿赂，官吏的生存靠的仍然是贿赂，“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的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而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只能培养出新的官僚。所以，即使是将新鲜血液输入政府之中，也无济于事。

　　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遭受的苦难主要是四项：饥荒、水灾、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然而“中国的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政府只有收刮的政策，官员考虑的也只有自己的私利，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缺乏关心，对于社会发展懒于思考。造成铁路公路稀少，贸易停滞、税收失当，经济政策错误百出。总之，“罪恶的来源是贪污，而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

　　司法制度同样黑暗。在孙中山看来，对于任何阶层都没有司法可言。民事诉讼是公开的受贿竞争，刑事诉讼，只是受刑的代名词。人们自我保护不是依靠法律，而是借助私法、械斗、贿赂等方式获得。这一状况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目前的统治者的存在，他们授予司法职位的整套理论与实践、他们的生计、乃至是否能保住自己的官职，这一切都不可分割地与维护一成不变的现存制度密切相关”。他们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决定了他们也是这一制度的维护者。“因此，显而易见，只有王朝的变换使至少旨在公正、纯洁、为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某些公开保障的司法制度改革成为可能，才能取得社会、商务、政治、内政及其他任何方面的进步。”

　　所述种种，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涂饰人民之耳目，禁蔽人民之聪明”的愚民政策出台。孙中山罗列了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愚民手段，比如不准人民读政治书、兵书，严厉控制报纸的发行，扼杀人们的创造力和发明的才能。用四书五经禁锢学者的头脑，“以养成其盲从之性”等。导致了中华民族种性的衰退。

　　最后，孙中山断然决然地指出，清政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事实证明运用改良的方法，于事无补，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个政权。

　　孙中山对清政权的上述批判，侧重于对其封建专制特性的鞭笞，他的批判武器则来自于自由民主的思想。

　　时代塑造了孙中山，孙中山又总是力图改造社会。从孙中山思想来源可以看出他“取法乎上”的精神。(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