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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平息两次“倒孙”风潮始末

孙书文

时间:2018-04-20   来源:2016年10期副刊

  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实现了各派的联合,革命力量空前团结。但是,从1907年夏天开始,同盟会却陷入了矛盾重重的混乱状态。领导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和人品曾一度产生质疑。并且于1907年和1909年,分别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他们是同盟会中的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刘师培、谭人凤和田三郎等人。关键时刻还是黄兴顶住压力,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也维护了同盟会的团结。

  

  第一次“倒孙”风潮是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捐款问题引起的。这是对同盟会分裂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1906年萍浏醴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遂指使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引渡孙中山的要求。1907年2月,日本政府采取了“两全其美”的政策,一方面,向清政府表示驱逐孙中山出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并未附加政治条件地答应资助孙中山5000元。另有一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资助10000元,作为孙中山离日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孙中山因为经费拮据,急需资金发动南方武装起义,就接受了这两笔赠款。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却在同盟会中激起了“倒孙”风波。

  同年3月,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离日南下。由于孙中山来不及在同盟会本部讨论接受赠款的问题,在没有与大家商量的情况下,就从资助的款项中留下2000元给章太炎,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知道铃木久五郎捐了款,“而孙先生过手只交出2000元,自己落用了8000元”,他嫌留下的太少,由此对孙中山产生了意见。

  很多同盟会会员都认为孙中山应该将日商资助的10000元全部留下,因此产生了一些不满和质疑,围绕着经费问题,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3月4日孙中山离日后,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及和田三郎在得知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资助5000元一事后,便与中介人宫崎寅藏吵闹,并告知章太炎、张继等人,说孙中山未将此事告知本部,可能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中另有隐情。得知此事,东京的革命党人情绪十分强烈,便开始大闹。他们认为孙中山是“受贿”、“被收买了”,“有损于同盟会的威信”等。张继破口大骂道:“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师培说:“孙文受贿!”章太炎原来不知道日本政府还捐给孙中山这5000元,后来他把挂在墙上的孙中山像扯下来,对孙中山进行人身侮辱,攻击孙中山是“卖《民报》之孙文”。刚到日本的刘师培也加入了声讨队伍。

  祸不单行。此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这是孙中山离开日本后第一次军事行动。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反对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越来越多,他们一致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要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在《民报》社发生的争论中,张继甚至与总部庶务刘揆一扭打起来。

  这场风波还没有结束,另外一波又起。同年6月17日,为筹备在广东的钦廉起义,孙中山派萱野长知赴日购买枪械。在宫崎寅藏的协助下,购得比较落后的村田式快枪2000支,每只带弹600发。但是章太炎却觉得武器陈旧不宜作战,“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它”。宋教仁支持章太炎,以《民报》社名义用明码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因而,购械计划搁浅。

  同盟会多数会员坚持团结,反对内讧,认为内讧“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孙中山非常恼火,他命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和宋教仁等再干预军事。孙中山对此表示:“党内纠纷,唯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职,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太炎承认不是之时。

  由于黄兴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一职,正确维护了孙中山的威信。在黄兴、刘揆一等人的努力下,恰当地处理了同盟会的内部斗争,第一次“倒孙”风潮得以暂时平息下来。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

  

  第二次“倒孙”风潮还是由于经费问题。

  1908年,章太炎与陶成章主持《民报》,因在《民报》上大谈国学和佛学,发力鼓吹的文章渐次减少,以至读者不满,销售数量锐减,《民报》经费困难窘迫到断炊的地步。为筹措《民报》经费和光复会活动经费,9月,陶成章不顾东京本部的劝阻,化名为唐继高,前往南洋募款。到达南洋后,他要求孙中山为《民报》拨款3000元作为印刷费,并在南洋发行《民报》股票。此前,5月河口起义失败后被解送到新加坡的六百多名战土的安置问题,成为孙中山和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南洋华侨的沉重负担。孙中山自己也常常衣食难济,他只好将自己的手表、衣物交给陶成章变卖。陶成章产生误会,与孙中山争论不休。

  此外,陶成章还要求孙中山为筹建中的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筹集活动经费5万元,孙中山“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加以回绝。1909年1月,陶成章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自到南洋筹款,华侨却很少认捐。陶成章怀疑孙中山暗中捣鬼,就在各地散布流言,开始对孙中山进行人身攻击。9月,陶成章等七八人在南洋《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列出孙中山三种十二条“罪状”,其中“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并提出九条善后办法,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紧随陶成章之后,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在法国的张继,也叫嚷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面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污蔑,具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给予了反击。黄兴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越南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广西、云南起义的经过,以确凿事实驳斥陶成章的诽谤。另外,吴敬恒与孙中山频频通信,吴利用其在巴黎主办的《新世纪》杂志辟谣、辩正,呼吁和解,也起了一定作用。孙中山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勉励革命党人道:“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

  关键时刻还是黄兴出马,他撤掉了章太炎,邀请汪精卫来东京任编辑。“割除孙文总理职务,捧黄兴作总理”的主张被黄兴拒绝。第二次“倒孙”风潮就此结束。

  章太炎、陶成章的分裂行动影响了同盟会工作的发展,也为保皇派提供了“炮弹”。但是持续时间并不长,1909年10月,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同盟会香港支部成立,开始策划广州新军起义。(作者系北京市政协中山堂管理服务办公室调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