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留学生

　　台湾张玉法院士曾做过统计：孙中山从1879年至1911年间，在欧美地区的留学生活和革命活动时间有10年又1个月，占他有生之年(59岁)的近六分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辛亥革命研究学者李喜所统计：孙中山1895年赴日本起，先后10余次赴日进行活动，滞留时间也长达10余年，占他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孙中山的这两个10年海外生活和革命实践活动，使得他对欧美和日本都有了颇深的认识，并最终结合“西学”提出了三民主义救国方案。近代中国了解东、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孙中山实属首位。

　　孙中山身为小留美学生，他与中国近代两次留学潮的留学生，有着一种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民国创建的宪法等若干法律文件，基本都是出自留学生之手。孙中山认为：“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而日本可算是他进行革命事业的一个根据地。从孙中山一生革命史来看，“其与留学生的结合是其革命事业由衰转盛的一个起点”。留学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起着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的两次留学潮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两次出国留学潮。在此之前，清政府于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决定四年间派12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1877年派严复等80多名青年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留学；1896年选派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清政府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要解决洋务运动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另外，还有自费和传教士资助的学生赴外国留学。

　　若论真正意义上的留学潮，第一次是出现在20世纪初，赴日成为主流，日本的东京是中心。东渡留学有官费生、公费生和自费生，约十年间就有五万多人，而赴欧美留学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拓展，但留学生的人数和规模，都远不如负笈东洋留学的壮观。究其主要原因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各国因遭受欧美列强的侵略，均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日本自1854年开港后，被迫与各列强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十分严重。1868年，日本开始推行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日本依靠大量吸收西方近代文化和对外侵略战争迅速发展起来，从而成功地修改了与列强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东亚唯一的近代化独立国家。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又均以日本获胜而告终，日本从一个“蕞尔岛国”，竟能一跃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日本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清末沉重的民族危机和革新图强的政经需要，使得中国统治层考虑要以日本为“样板”，派遣青年学子到异国留学，吸收大量欧美近代文化，培养人才，“自强”、“求富”，使一个落后国家转变为强盛的国家。

　　1898年，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写道：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梗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到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张之洞以日本留学西洋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为例，“学成而归，用为将相”，对明治维新和日本崛起做出巨大贡献。他希望中国的留学生也能像伊藤博文等人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清廷对培养实施新政人才的重视，对留学生的一种殷切期望。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吸引了一批青年学生。1911年武昌起义失败后，“留日热”渐退。

　　第二次留学潮出现在“五四”时期，与第一次留学潮相隔十年左右。第二次留学潮的中心是美欧，留学生主要赴美国、法国、苏联留学。这其间留日、留英、留德等也有较大发展。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使得一些年轻人对新世界观念、新科技有了更高的追求。“五四”之后，中国革命浪潮重新突起，召唤许多青年为革命而出国留学，寻找真理，欲加深对世界的了解认识，欲谋求政治、经济、军事救国的方略。

　　“五四”前后的留学潮，持续时间长并有序。“如果说留美生的追求目标主要是科学文化，那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则侧重政治方面。”他们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活动，后来有人成为职业革命家，如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等，而且，“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社会主义能植根中国，他们其功甚大”。与留美、留法不同的“留苏热”，则比较特殊。留苏生是由共产党和国民党派遣的，目的是为推动政治革命。共产党欲效仿苏共，派遣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1924年国共合作，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苏联在莫斯科专门建立“孙逸仙劳动大学”，接受大批中国留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这批人后来大都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领导人物，如刘少奇和蒋经国，这批人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影响深远。

　　孙中山的美国留学经历

　　孙中山(1866年—1925年)青少年时期，清政府已被迫开放了中国的门户，并且开始筹办洋务，他身处于中国改革与革命并行的时代。他本人就是小留学生。1879年，13岁的孙中山跟随母亲离开广东省南部香山县翠亨村，从香港乘轮船，经过二十多天的航程，抵达檀香山投靠他哥哥生活，有“尝游学外洋”的经历和感受。《孙中山全集》中多有记载：“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据尚明轩《孙中山传》记载：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学习三年，有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圣经等科目。1882年夏，毕业后又进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读书并成为优等生。孙中山阅读中外书籍，特别对华盛顿、林肯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感兴趣，“从而对欧美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们推崇敬仰，并产生了以为师法的念头”。孙中山亲眼见证和感受到夏威夷这个弱小国家对外来干涉侵略的觉悟和抗争。联想遭受侵略的母国，他逐渐萌发了反对殖民主义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思想。他还逐渐地热衷于圣经学习和参与宗教活动，并想受洗礼入教，他哥哥“恐文进教为亲督责”，迫使孙中山停止学业，18岁回国。之后孙中山在香港学医。

　　可以说，孙中山是接受过较为系统的西学教育的。数年留学生活，孙中山一方面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对于“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他在《上李鸿章书》中，阐述自己“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并且，对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的国际形势、外交策略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具体的运用之道。此次美国留学，开眼见世界、增长新知识，对孙中山毕生的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思想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孙中山时代留学生状况

　　至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赴海外留学已有近4万人。其中，赴日留学生2万多，赴美留学生有1万名左右，赴欧洲各国留学生有5千左右，初步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留学生知识群体。留日生、留美生、留欧生，因其个人和所在国的各种因素不同，留学生所学和所用也不相同。

　　留日生的特点是为救亡而留学，高举“留学救亡”的大旗。留日生的学习科目广泛，大都学习文科，法政、军事是热门，大部分在中等学校学习。速成班学习法政、军事、师范和补习日语普通班的人比较多，进入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深造的比较少。留日生为救亡而留学，翻译了大量政治理论读物，政法书籍是他们的翻译重点，他们还翻译了数十部多个国家的亡国史。留日生不仅是中国人学习日本的中介者，也是吸收西方文化后的传播者，近代西方思想大多由留日生从日本引进中国。孙中山曾这样评价留日生：“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孙中山在日本创建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会的领导骨干基本是留日生。

　　留美生的特点是奉行科学与民主。受美国科学立国思想的影响，大部分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因自身功底比较好，多数进入大学学习专门科学技术，埋头探究自然科学。以“庚款”留美生为中坚的留学生，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报道说，大都“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他们介入中国政治较少，把自然科学知识及科学精神向中国传播，创建近代中国自然科学新学科，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自然科学家。虽说美式民主政治与中国国情较难借鉴嫁接，但是，他们也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人权和人文精神等介绍给中国。

　　留学美国的学生没有像留日学生那样直接积极投入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但对中国的命运也是热切关注的。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威斯安女子学院的宋庆龄，发表《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认定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必由留学生去完成。

　　留学欧洲的核心是法国巴黎，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出现于1919年。留法生的特点是勤工俭学，边工作边读书，极具个人奋斗精神。留法生学习语言、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课程，大都在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读书，极少数进入大学深造。他们业余攻读各种书刊，法兰西式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自由、平等、博爱，被多数留法生关注，他们汲取欧洲社会主义思想，有强烈的社会改革意识，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部分人成为新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热”，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历史性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反映了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增强”。留学生站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沿，留学生也被寄予为中国的希望，他们带有不同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有人认为：“望中国之日新，必不能不希望留学生之众。”“当今日世界所谓老大之国，欲一线生机而立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是谁非与哉！”而留学生自己也认为：“他日立中国强国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

　　留学生对孙中山的支持

　　“留学生的思想文化演进和整个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新文化的产生、发展结合在一起”，向日本、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真理是主旋律，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有着留学美国、游历欧洲和日本经历的孙中山与留美、留欧、留日学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他们中间是否有所不同呢？留学生又是怎样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呢？

　　首先要确定的是，孙中山和留学生之间是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然而，根据留学各国的差异以及孙中山侧重点的变化，孙中山与留日、留美、留欧学生的关系不完全一样。大体来讲，孙中山与留日生关系最深，留日生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也最大；与留欧美生的关系则次之。

　　客观地讲，“没有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是有困难的”。留日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最大。1905年，在日本的留学生各团体，通过孙中山的组织整合和领导，空前地创建革命政党同盟会。留日生还在日本创办多种刊物，进行社会变革和排满革命的舆论宣传，这在当时对中国思想启蒙作用颇大，更有许多留日学生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弃学归国。1913年2月22、23日，孙中山分别在“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和“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演说，他认为：“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并高度评价留日生的奉献精神。“彼时学生诸君初来东时之志愿，未尝不是想求大学问……因国家危险之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锐气于学问上，只得将求学之心，暂行抛开，专坚持铁血主义，练习冒险精神。希望将满清政府推倒之后，再求学问，以遂初心，而为建设新国家之用，故宁肯弃学问而不顾，专图革命的进行。此次革命成功，抛弃学问热心救国之学生诸君的勋劳，实居多数。”孙中山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留日学生十分感怀。

　　欧美留学生虽远离祖国，但他们也牵挂着祖国的前途命运，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英文版宣言《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就是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生王宠惠帮助孙中山起草和联系美国友人出资付印的。留欧“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孙中山创建同盟会的工作就是始于留欧生。1904年冬，朱和中等人和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讨论反清革命方略，后即筹组同盟会，其誓词、入盟仪式等均为首次试行；孙中山后又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建立革命团体，并把欧洲留学生的三次加盟和第四次东京会议，一同视为同盟会成立的伊始。

　　1905年孙中山对留欧学生说：“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后来，在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期间，内阁成员总长和次长18人中，果然有15名出自留日、留欧和留美学生。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干部队伍的主体仍是留学生。

　　孙中山对留学生的期望

　　孙中山在不同时期，对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期望。依据留学各国学生的不同特点，孙中山对留学欧美学习科技与留学日本寻求民主革命救国真理，作了建设与革命的分工。这样的分工在当时是比较科学和合理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对于多数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欧美学生，孙中山要求他们“努力向学，成为他日建设之人才”。1905年他在美国东部为留学生演讲，要求留美学生“应都像詹氏一样，学成后为国效力”。而对大多数在速成班学习的留日生，是希望他们主要致力于“奔走革命”。

　　孙中山卸任前，南京临时政府即将解散之际，孙中山批准了原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十余位年轻人出国学习，期望他们学好本领，回国建设祖国。

　　1913年2月至3月间，孙中山重访日本，鼓励学生“研究学问”，学成后返国建设。在“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的演说中，他说，“青年学生实将来最有望之人，愿各勤所学，以尽天职”。在“东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时表示：“处此时代，急要精进学问，以图根本上之改良”，希望留日学生们“立定一绝大志愿研究学问”。他号召留日学生们“务望矢志求学，如从前学生愿牺牲性命，以做革命事业的一种坚忍心，百折不挠，将来必能求得优美专门的学问，以福祖国”，“创造民国者，既发源于东京，则巩固民国者，亦要留东诸君担负其责任”。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与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留学生的期望已不再是单纯地去“研究学术”，而是要过问“政治”，关心国家命运。孙中山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还是“革命”。

　　1919年11月，在对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谈话中，孙中山对留欧美学生、特别是留英生中不过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状况不满。他说，“最不行的是留英学生，他们多半误解，以为英国人民不管政治。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在留学期间或者回国以后也就以为参预政治是不必要的”。1921年6月，孙中山阐述自己的观点：“设使诸君不谈政治，学生不谈政治，为农者不谈政治，为工为商者亦不谈政治，试问中华民国是谁之国？而人人不负责任，尚可以为国乎?”他认为：“学生须要认定自己的责任。”责任，就是关心国家的命运，就是爱国。1923年12月，孙中山对有些留美学生“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逢人说起国籍来，总不承认是中国人”、“以当外国人为荣的行为和表现”非常气愤，他发问：“试问这种学生，究竟是何居心呢？”他谆谆告诫尚未出国学子：“诸君学美国，切不可像从前的美国留学生，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管国家。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他说，“如果只要自己学成美国人，便心满意足了，不管国家是怎样，我们走到外国，他们还是笑我们是卑劣的中国人呀”。1924年，孙中山针对清华学生中不问政治而片面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观点，提出了“政治救国”的口号，提醒即将赴美国留学的学生，警惕美帝国主义。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接见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并要求他们“在日本组织一个极有力的学生会，发电到中国各地与海外各处学生，全体一致，主张由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内民生问题和打破列强的侵略”。孙中山当时重病在身，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留学生。

　　留学生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学贯中西的新型知识群体，他们的思想文化观和政治追求大体相近，具有新知识、新技能，大都能在世界框架中考虑中国命运问题，“如果说孙中山时代的中国留学生的民主追求需要系统和升华的话，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提出则具体化和理论化了”，这是孙中山和留学生能够相互吸引、良性互动而结合的政治思想基础。当孙中山意识到：“革命党有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他便在留学生中组织革命力量，依靠知识界进行革命、治理国家。

　　在钦佩孙中山是那个时代最具世界眼光的政治家的同时，我们不可否认，孙中山如此重用留学生，忽视了新生的知识群体，有些主张不合国情，又英雄史观较重，且不接地气，理想和现实脱节，其结果当然不尽如人意。这是留学生的问题，也是曾身为留学生的孙中山本人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看，“孙中山的重用留学生既决定了其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促成了其革命理想的不断夭折”。尽管如此，孙中山仍不愧是中国百年来带有启蒙意义和开拓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伟大领袖。(作者系北京市政协中山堂管理服务办公室调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