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病逝，在北京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抱病北上

　　1924年10月22日的晚间，北京城在沉睡。距北京312公里的山海关外，曹锟直系军队和东北张作霖奉军，猛烈交火，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战场离首都很遥远，没有人预料到北京城里，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整个战局的事变。第二天凌晨，从睡梦中醒来的北京市民惊奇地发现，满城尽是国民军士兵，大总统曹锟已经被囚禁在延庆楼。

　　3天之后，《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次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发动这场政变的是位高大魁梧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冯玉祥。政变发生后，冯玉祥随即致电广州，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统一建国大计。

　　1924年12月31日，刚下过雪的北京非常冷。孙中山来了，却是以病人的身份来的。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担心人太多，车站秩序会失控，到永定门车站后，他想请孙中山在那里下车。鹿钟麟到车上拜会孙中山时，看到孙中山面容憔悴，手中还拿着本书在看。孙中山不同意在永定门下车，略沉思后轻声说道：“在这里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为民众而来，为学生而来，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危打算，辜负了民众和学生对我的这番热情期待。不要为我担心，即使民众和学生挤着我，也不要紧的。”守候在孙中山身旁的宋庆龄、汪精卫等一班要人，也都说，就遵照孙总理的意见办吧！

　　当日下午4时，专车到达前门车站，孙中山受到北京各界3万多人的欢迎。站台上，有两面很大的白布黑字横幅标语。一面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面写着：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 欢迎队伍由车站一直排到城门侧，学界将印好的200多万份传单随街散发。孙中山因病未作演讲，而是以书面形式散发了《入京宣言》：“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清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

　　身穿狐皮外套，头顶黑色皮帽子的孙中山，面容憔悴地半坐在架椅上与站在车门前的李大钊等社会名流要人，亲切握了手。这时在欢迎的人群里，爆发出阵阵的口号声和热烈的掌声。

　　与病魔做斗争

　　为了便于治疗，孙中山住到北京饭店506号房(现北京饭店B座5101号)，随行部分人员则住到段祺瑞为孙中山预备的行辕——铁狮子胡同原顾维钧的住宅。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意为孙中山派了三个苏联籍的警卫员。

　　在北京饭店做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之后，孙中山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他做了两个决定：第一，请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为他治病。第二，治疗的费用完全自理，不花政府一分钱。

　　孙中山入京当晚，就请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病状。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又请美国、德国、苏联医生与协和医院医生等7人会诊。经各医生诊断，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但此病并非绝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主任董炳琨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曾说：“医生认为孙中山的病应当进行手术治疗，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但孙中山不同意，他仍然希望内科治疗。”

　　孙中山1月5日开始进行注射治疗，起初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病情似乎有所稳定，睡眠也有所好转。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直到1月20日又突起风云，孙中山体温忽升忽降，脉搏也快慢失常。23日，德国医生克礼突然观察到孙中山的眼球中有黄晕，这是肝脏疾病转危的先兆。克礼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非手术不可。

　　在孙中山病情恶化的这段时间，一位来自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的中国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孙中山。31年后的10月28日这位叫何芬的护士在《工人日报》上回忆：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

　　到26日，孙中山的病情恶化到非住院不可的地步。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手术于下午6时30分开始，主刀者为外科主任邰乐尔、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德国医生克礼也参加手术。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在一旁观察，宋庆龄则在邻室坐候。当大夫将孙中山的腹壁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所有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只见其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已经根本无法进行手术。大夫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后，就将伤口缝合了，手术仅仅持续了25分钟。术后，医生随即对孙中山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肝癌晚期。

　　董炳琨说：“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孙中山自己提出：“听说现在有一种用镭进行放射治疗癌症的方法，只是还没有普遍应用，如果医院有这种设备，不妨在我身上进行实验治疗。”然而，经过近两天的治疗毫无成效。2月17日晚11点代理院长刘瑞恒，代表院方，发出《致孔庸之转孙中山家族暨国民党党员诸君的信》。信中说：“孙先生之生存已无希望。因为镭锭其用48小时为限，而先生今用已40余小时仍无效果，故断为绝望。”这时，大家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期盼奇迹出现。

　　2月18日中午，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张静江、胡适等推荐中医陆仲安诊治。

　　三份遗嘱

　　一代伟人孙中山弥留之际留下“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三份遗嘱，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

　　孙中山在改用中医调养后，似乎各方面都有起色。但到了2月24日，病情又发生大变，早上，孙中山突然不能吃任何东西，而且气息微弱，呼吸也急促起来。经中医诊断，谓“决为肝血大亏之证”。克礼医生建议，家属及党人有什么话要向孙中山请示，现在是时候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一步步变成现实，而请孙中山立遗嘱的事情也不得不提上了日程。

　　关于孙中山的遗嘱撰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孙中山口授了这份遗嘱，汪精卫只不过是笔录而已，有的说遗嘱在呈送孙中山之前，就早已经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认为：“在遗嘱起草整理过程中，汪精卫是最重要的当事人。我倾向于把汪精卫的看法作为比较可靠的看法，即遗嘱是根据孙中山的口述，然后再根据孙中山的一些讲话整理而成。”

　　国民党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出面，请孙中山立下遗嘱。孙中山对身边的这几个人说，他死后，危险和软化将会出现。汪精卫在矢志不渝的保证之后，请求孙中山给予指示。孙中山即对汪精卫等人说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别注重两点：第一点是唤起民众；第二点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综合孙中山前后口授的意思以及他生前所著的著作，汪精卫在孙中山病榻前拟就政治遗嘱一稿。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的，就请总理签个字。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一听，便让汪精卫将准备好的内容念给他听。汪精卫取出一张写好的遗嘱读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完145字的遗嘱后，颔首同意说：“好，我赞成！”汪精卫还同时提出一份致家属遗嘱草稿，孙中山也表示同意。关于“致苏俄遗书”遗嘱，汪精卫说是陈友仁起草的，而据何香凝回忆，这份遗嘱是2月24日孙中山用英文讲述，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记录的。无论怎样，这份遗嘱一定是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同。

　　遗嘱备好后，汪精卫等本来想请孙中山当即签字。但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室外哭得很伤心，很不忍心，就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

　　3月11日凌晨1时，孙中山忽然好转，他把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于右任等人叫到榻前，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生死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

　　8时左右，何香凝进病房探视，发现孙中山的瞳孔开始放大。她赶快跑出来对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宋庆龄深知孙中山遗嘱的重要，她忍痛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仅不愿意阻止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

　　汪精卫将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孙科把钢笔递给孙中山。孙中山虽然腕力很弱，但“孙文，3月11日补签”几个字却非常清楚。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陈友仁将“致苏俄遗书”呈给孙中山，由宋子文念了一遍，孙中山听后，用英文签上了名字：Sun Yat-sen。

　　逝世

　　签完遗嘱后，孙中山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到了中午，开始神志不清。16时45分，孙中山开始说胡话。此时的孙中山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就对宋庆龄说，他死之后希望能像列宁那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并希望“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晚上，孙中山又召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到病床前，嘱咐他们要“顺事”夫人宋庆龄。

　　12日凌晨1时30分，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医生见此情景，就让家人和国民党同志围绕在孙中山病榻前。弥留之际，孙中山用微细的声音，轻轻吐出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国家的富强和统一，数十年始终奋斗不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孙中山的遗体于次日运回医院进行遗体解剖和防腐手术，病理科进行尸体病理检查。尸检病理结果证实，孙中山为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最后，定论孙中山逝世的罪魁祸首为：原发胆囊腺癌。

　　宋庆龄、孙科于19日上午，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按基督教仪式为孙中山举行家庭葬礼。19岁时，孙中山受洗成为基督徒，临终前他曾清楚地表示希望人们知道，他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而去世的。葬礼由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牧师主持。广州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和孔祥熙先后致悼词。

　　葬礼之后，孙中山灵柩被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今中山公园中山堂)，闻讯而来的各个团体、学校以及中外送殡的人士已逐渐前往。从协和医院到中央公园，一路上全站满了人。这万人空巷的场面，真是北京空前未见的景象。

　　24日起，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据事后出版的《哀思录》记载，在社稷坛拜殿的灵堂举行孙中山公祭和吊唁的短短数天里，治丧处统计来吊唁的团体1254个，共收到花圈7000余个，横条幅500余件，挽联59000余副。10天公祭，参加吊唁者达76万之众。孙中山的去世，如1927年6月再版《孙中山评论集》一书的《弁言》所述：“无中外亲疏，莫不同声哀悼，叹为中国莫大的损失。”

　　暂厝碧云寺

　　中国传统文化里，把灵柩没有正式安葬之前，存放的地方叫做厝。孙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后，因南京中山陵还未开工建设，因此，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暂厝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待南京中山陵竣工后再举行奉安大典。

　　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由中央公园经长安街、西单，出西直门移往西山碧云寺暂厝。北京再一次出现倾城而出的盛况。送殡的行列长达四五里，几十万人守候在路边为他送行。当灵柩到达“公理战胜”大牌楼时，全体来宾脱帽行礼。灵柩出园之前，内务部命令前门司炮者鸣礼炮 33 响示敬。殡列行进浩浩荡荡，城中礼炮哀鸣，一派肃穆，3架飞机，在空中护送。群众哀送灵车，他们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

　　灵车抵达西山碧云寺，宋庆龄身穿黑色衣服，面罩黑纱，下车走在送殡人群的前头。孙中山研究专家尚明轩在《孙中山传》中写道：她“没有哭泣，没有眼泪，而是更加坚强，显示出内在的毅力”，“脸上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刚毅的神色”。使人们确信：“孙中山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气质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

　　为了安放孙中山的灵柩，治丧处已安排人员进行了紧急整修。执绋的人们使用系在绳索上的特制小车，以人力挽曳而上，平稳地将灵车运至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塔龛两旁的长联是：

　　功高华盛顿，识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5时30分举行公祭之后，将灵柩厝置寺内最高处的金刚宝塔的石龛中。在宝塔下的普明绝妙殿(今孙中山纪念堂)设立了灵堂。灵堂正中高悬孙中山遗像，上方挂着“有志竟成”的横幅，两旁是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碧云寺大门口竖起高大牌坊，横额是“天下为公”，楹联是“人群进化”、“世界大同”。二重门的牌坊上写着“赤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

　　当准备将中山先生的遗体换到水晶棺时，协和医院专家鉴定后认为，从苏联订购的这口水晶棺质地薄脆，加之长途运输，还出现了小裂隙，不能长期存放遗体。大家决定仍临时用原美国楠木棺装殓遗体，另请协和医院马上用楠木制作中式新棺。五天后新棺完工，经医生和亲属验看，大家均表示十分满意。

　　宋庆龄不顾数月来在中山先生病榻前照顾和操办丧事的疲劳，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下的普明觉妙殿，坚持为中山先生灵堂守灵。

　　1929年，当移葬新陵时，将孙中山易换下来的衣服、鞋袜等，放入原来用的美国楠木玻璃棺内，被封入北京西山碧云寺石塔中，成为孙中山“衣冠冢”。

　　奉安移灵前的北京

　　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到紫金山打猎，看到这里背负青山，前临平川，气势十分雄伟，他说，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土，以安躯壳尔。1925年，先生去世，遵照先生遗愿，葬事筹委会到南京钟山实地考察后，最终建陵于此。当时年仅32岁的建筑师吕彦直所设计的方案中标，并由他本人监督施工，3年告成。中山陵工程大体告竣后，国民政府随即组成奉安委员会，派林森等为迎榇专员，赴北京迎接孙中山灵柩南下。

　　1929年5月18日早上7点20分，宋庆龄在孙科夫人陈淑英的搀扶下，登上碧云寺最高处的金刚宝座塔，瞻仰孙中山先生暂厝碧云寺四年之久的灵柩。

　　迎榇宣传专列于21日到达北平。列车是特备的，车头上镶着国旗和“奉安专车”字样。前几节是灵车和纪念展览车，展览车陈列着孙中山先生的遗物和手稿，上面都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绘制的地图。后两节是护灵和保卫人员乘坐的车厢。

　　26日凌晨1时，在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到香山碧云寺举行起灵仪式。

　　民间收藏家原启长的父亲原逢当年是29军教官团的教官，曾参与1929年孙中山奉安移灵任务。据原先生回忆：“父亲说，24名杠夫在整齐的号子声中齐步起灵，稳稳地将灵柩移出了碧云寺大门。出了大门后，改用32名杠夫的中杠继续前行。天亮时，护灵的队伍到达了颐和园旧宫门牌楼，这时道路也宽了，前方路况也好了，于是将灵柩换成大棺罩，并改为64名杠夫抬行的大杠。杠夫们统一着千层底双脸洒鞋、黑裤腿带，腰系黑色练功带，不许扎牛皮款板带，身着青天白日号衣，庄严中透着肃穆威武。杠棍都重新进行了粉刷，一水的白色，杠绳包了崭新的蓝布。杠夫们跟随移灵专列到达南京，将灵柩抬上中山陵，在紫金山正式下葬。”

　　灵柩在30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灵柩每经过一地，民众均自动脱帽，俯首肃立，各工厂汽笛每10分钟长鸣一次致哀。为了纪念奉安迎榇活动，颐和园门口的树林里特意竖立起一座180厘米高的方柱型奉安纪念碑。途中两次鸣礼炮101响。

　　下午3时15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被运上迎榇专列。下午5点整，灵车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启。送灵的官员、各界代表立正默哀，向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告别。北平的奉安迎榇活动正式结束。孙中山就这样离开了北京。(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