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四合院里的记忆

　1937年7月，伴随着卢沟硝烟的离散，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北平，昔日高大的城楼上悬挂起侵略者的太阳旗，围拢在城墙之内的众多四合院落里的北平百姓由此陷入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其中的两个四合院里曾经住过我最挚爱的亲人，而那里发生的真实故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悲沧——东总部胡同十五号
这是一套标准三进的四合院，外院有洋车，住着门房、工人、车夫，中院住着我的爷爷陈慎言、奶奶林绮青和保姆，后院住着六个子女。
我的爷爷和奶奶的祖籍均在福建闽侯，爷爷毕业于福州马尾学堂，后又留学法国，在留法期间翻译了多部法国名著，为他后来成为中国蝴蝶鸳鸯派的知名作家打下了基础。回国后爷爷先在马尾造船厂给法国高管做助理，因不满法国人的殖民管理，携全家转到北平，在平汉铁路局任职。又因收入微薄，不到两年便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生涯。
在日本人统治时期，爷爷的作品全部都是言情小说，在京城各类报刊之中连载，收入并不算富裕，但考虑到奶奶是名门后代，北京还有不少林家的亲戚，所以爷爷要硬撑着这个门面。每个月的月末把稿费往圆桌上一摊，除了分给大伙工钱、再除去全家的生活费用后所剩无几，经常入不敷出。
我的奶奶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受到过大家庭的熏陶，十分注重礼仪和家规。奶奶性情很刚烈，教育六个子女时非常严格，从小就要求孩子们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特别是林则徐上奏道光帝的十无益格言，不但要背，还要讲出其中的含义。即使在家里面也要求大家说话礼貌、站坐得体，吃饭时嘴不能出声、碗筷和勺子也不能碰出响来，谁要是犯了规矩立即拿起竹简打手板，孩子们都很怕她。在这六个子女中唯独三叔陈仲文最受宠，他从不挨打，不但在学校学习成绩全是第一，奶奶布置的家庭作业也都能朗朗道来，而且背下了一大本象棋棋谱，能与高手过招，和爷爷下象棋时总是让出车、马、炮半边天还能取胜。三叔少年老成，每次下到最后都要输爷爷一盘，博得老人家高兴，因此他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她在亲戚朋友面前把三叔当作骄傲，常夸他长大以后能胜重任。
1940年的秋天，一个阴霾的晚上，孩子们都坐在桌边等待开饭，唯独不见三叔仲文，奶奶让父亲上学校去找了一个遍也没看见，就在全家焦急等待的时候，三叔的一个同学跑到家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陈仲文被日本宪兵抓走了！”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爷爷奶奶连夜四处托人到宪兵队去说情、保人。过了两天才得到回音，宪兵队长说怀疑陈仲文参加了北平学联，不能取保。经过多方奔走，半个月后，三叔才得以保释。日本宪兵碍于爷爷和奶奶的社会背景，没有对三叔施以暴刑。但他们把三叔和患伤寒的“囚犯”关在了一起，三叔出狱的时候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爷爷奶奶寻遍了北京的名医也没能挽救回三叔仲文那十七岁年轻的生命。
在给三叔送殡那天，刚烈的奶奶闭着双眼、紧咬牙关一声不吭，回到家后号啕大哭，不吃不喝，不过十几天就悲愤至极而故，时年仅仅四十九岁。她选择用死亡向世人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我的父亲由于照顾三叔也被染上了伤寒，爷爷忍着巨大的悲痛看护父亲二十多天，把父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为了纪念奶奶和三叔，爷爷发誓终生不再娶，他卖掉了房子，辞退了佣人，带着五个子女搬到一间小院落里发奋写作。《义愤填膺》《恨海难填》都是此后的作品，爷爷一生写下400多部小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世界文人大典中陈慎言先生被誉为毅力最强的多产作家。1959年，爷爷七十一岁时，因冠心病卒于北京，兑现了他生前的诺言。
我没有见过我亲爱的奶奶，爷爷去世时我才两岁半，四合院里的这段往事是我长大成人以后父亲含泪讲给我的，我每年都要去福田公墓祭奠爷爷和奶奶。

　　反抗——文昌阁胡同2号 
这是一座单层院落的四合院，加上跨院一共有十五间房，在三叔和奶奶去世后的1941年，爷爷带着全家搬进了这个院子。由于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连续失去了两位亲人，搬到新家后气氛依然非常沉闷，爷爷在南房埋头写作，孩子们分住在几间北房拼命学习，父亲住在两间房的跨院里，一间是起居室，另一间是工作室，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怀念失去的亲人，也用不同的方式努力地奋斗着。就在这一年，大姑和父亲双双考进北京大学，大姑在中文系，父亲在电机系。
我的父亲非常喜爱无线电技术，在他的那一间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工具和无线电器件，一有时间就给家里和周围的朋友“攒”收音机。在当时的北平，父亲这样的人才为数不多。
三叔去世后，父亲和北平学联的同学继续保持着联系，日本人在北平有一家华声无线电株式会社，在学联的“协调”下，父亲在学习之余到那里当技师，伺机利用工作之便完成“学联”交付的各项任务。
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父亲通过双方“学联”的安排为国、共的地下电台进行了多次维修，也向他们提供了不少电台必备的元器件。渐渐地，父亲住的小跨院成为了学联的联络站和地下电台的维修“车间”。因为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条件艰苦，得到的外国援助也很有限，所以父亲为北平地下党做的事情更多一些，父亲的拿手运送工具是5公斤装的煤油桶，当时的煤油是北平有钱人常用的能源耗材，流通量比较大，父亲把抗日根据地急需的电子管放进煤油桶内，然后灌满煤油每次都能顺利送出北平。有一次“学联”的一位负责人让我父亲从郊外的接头地点带回两把手枪说有紧急需要，父亲用电烙铁把煤油桶底部打开，把手枪放进再将桶底焊上，然后灌满煤油顺利通过了日本人在西直门设置的检查站。
随着根据地对元器件需求的增大，华声的日本老板发现了电子管的数量和出入库存单对不上，开始怀疑厂里的中国员工，他们把中国员工一个一个地送到宪兵队进行盘查和拷问，为了不泄露真相，父亲和学联的代表在小跨院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当机立断，号召全体中国员工罢工，抵制宪兵随意抓人，罢工持续了十几天，眼看大批的通讯设备不能按时交工，日本老板服软了，他们同意释放关押的中国工人并答应不再追究以前的事情后，工厂又恢复了生产，父亲和库房的几个工友也躲过一劫。
由于父亲在几年间为抗战做了一定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父亲被国民北平政府派往军调处第一执行组担任电台台长，后又在傅作义麾下的十五区台任副台长。最使我父亲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随军调处第一执行组赴赤峰谈判时，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孙志远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孙志远曾担任过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从当时的育英学校以及燕京大学输送了大批优秀学生到延安，抗战后期任八路军晋绥军分区司令员，父亲在北平的情况他有所耳闻。在私下会面时，孙志远充分肯定了父亲在抗战期间帮助北平地下党所做的工作，还带父亲面见了贺龙司令员。
当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到来之际，让我们重温往事，向那些在没有硝烟的北平抗日战线上做出贡献的无名志士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