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与中国灾害经济学
石 轩
时间：2013-11-15 来源：201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崔晨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
9月26日凌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1915-2013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我心中，于光远先生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去世，犹如一颗巨星陨落，令人不胜悲哀。几天来，翻阅报刊，已有多篇报道于光远先生的文章，但他们都只集中在经济学、体制改革等方面，对于光远先生在中国灾害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报道很少，因此我愿以亲身感受介绍一点情况，使先人的思想得以传承，因为灾害经济学对中国当下的防灾减灾事业意义太重大。
在中国灾害学研究的早期文献中有马宗晋院士主编的《灾害与社会》一书（地震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从该书中可读到20多年前于光远先生发表的《灾害经济学提出的根据和它的特点》一文，他坦诚地表示，“我对灾害经济学的认识处在一个比较肤浅的阶段”。他认为，灾害经济学属于“消极经济学”或“负经济学”的范畴，从辩证观点看，消极与积极、负与正两者间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对立不是绝对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我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秘书长许厚德的带领下，到于老家多次拜访，因为于光远先生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的学术顾问。1998年，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为总结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的中国成就，为记载下中国学者为防灾减灾事业的贡献，特组织编写《安全减灾学人写真》一书，该书从全国选择了30位各领域防灾专家，于光远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为了此书的撰写，1999年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普通的“大杂院”内，我和李沉采访了于光远先生，话题自然集中在灾害经济学的提出上。1981年，长江上游地区连降暴雨，宝成等三条铁路被洪水冲毁1500多处，铁路中断长达两个多月，四川灾民已超过两千万。当时于光远先生在大连，当得知灾情比1980年还大、水情与1954年洪水相仿时，他再也坐不住了，每天给秘书打电话并收集资料，在大水未退之时，亲自赴四川、湖南考察，这成为他的灾害经济学提出的历史背景之一。在谈到面对灾害的客观性，中国如何向灾害挑战时，他话语平稳，但语调很坚决地表示，灾害对中国经济乃至城市化的影响，会在21世纪初显现，重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深入开展严谨的防灾减灾论证，坚决遏制不合理、不合法的建设与开发。现在看来，当前我国频发的自然灾害已经验证了于光远先生的论断。
于光远先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高产学者，已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称于老“学识渊博，学贯‘两科’”。于老的秘书胡冀燕女士十分感慨于光远频繁下基层调研的工作研究方法，“90岁以前，他好像一刻也没有停过，平均一个月出差两三次，一次要跑好几个地方，始终充满热情”。是的，作为一位热衷于调研的实践家，他一生撰写出版的专著及文集有90多部。据于光远先生回忆，在1990年联合国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开始前，他已撰写发表过多篇灾害经济学的文章，如《关于水利经济问题》（《水利经济》，1984年1期）、《未来研究的几个问题》（《未来与发展》，1984年1期）、《灾害性的未来研究与灾害的现实》（《辽宁日报》，1985年9月12日）、《海城市的救灾与改革》（《经济研究考察资料》，1985年第183期）、在灾害经济学讨论会上的讲话（1988年10月）等。2000年1月《安全减灾学人写真》一书出版，在“研究灾害就是关心未来”的采访文中，于光远先生从科学与未来学的视角建言：“人类发展不能只看顺利的一面，应该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科学、公正地看待事件的全过程。现代人恐怕再也不会去铸一个大铁牛之类的在江河岸边镇水，最好的办法是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去创造无灾的建设环境，人类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周边的环境。”研究灾害经济学不仅要求学者有创新思维，还要有过人的胆识，要敢于碰隐患，敢于在城市的“伤痕”上“撒盐”，敢于直言社会有悖于安全发展的“大事”、“小情”。
于光远先生是一位永驻我心的导师，每每想起与老人家不多的几次交流，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是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不停地追问般的提问，轻轻的点头，报以会心的微笑……
作者：石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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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崔晨
图：市政协宣传处 文：201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