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离开“商务”之真相

商务印书馆是著名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胡愈之（1896—1986）成长的摇篮。1914年，18岁的胡愈之考入几乎与其同龄的商务印书馆时，商务已是中国最大出版商。胡愈之在那里当练习生，继而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在逃亡法国的3年间也全靠为《东方杂志》撰稿维持生计，回国后任《东方杂志》主编。然而担任主编不到半年，1933年3月，他却离开了学习、工作近20个春秋的商务印书馆。
是什么原因致使胡愈之离开曾给他施展才华以舞台的商务印书馆？事情得从80年前的“新年的梦想”事件说起。
 
　　率先提出
　　“全民族团结抗日”主张
 
　　1924年“四一二”事变后，胡愈之联名郑振铎、章锡琛、吴觉农等6位正直知识分子发表抗议信后，国民党蓄意追究他们。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1928年1月，胡愈之凑足旅费后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也开始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1930年法郎升值，同白银的比值增加到1928年初的四倍，胡愈之依靠稿费和亲戚资助，仍无法维持在法国的生活，不得不离法回国。

　　胡愈之经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上海，已是1931年2月底。当时，日本开始疯狂侵略中国，而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对革命志士进行政治、军事、文化的全面围剿，胡愈之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充满向往。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想找共产党，可是到哪里去找呢？我只能回到商务印书馆去，仍当《东方杂志》的编辑。”

　　当时《东方杂志》的主编钱智修年事已高，故把一切事物都交给胡愈之打理。胡愈之开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介绍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胡愈之就在《东方杂志》发表《寇深矣！》《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等文章，率先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反映了他深刻的思想洞察力。

　　然而，商务的编辑方针由亲国民党的总经理王云五把持，《东方杂志》不能很明显地宣传抗日和民主。这时，《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注意到胡愈之，邀其为《生活》撰稿。胡愈之对邹韬奋说：“现在办刊物，首先应该宣传抗日，你要我写文章，我就写抗日的文章。”邹韬奋表示同意。胡愈之以“伏生”、“景观”等笔名，在《生活》周刊发表大量国际问题评论，受到广大关注国事的读者欢迎。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战火使商务印书馆遭到灭顶之灾，所属东方图书馆近三十年来所藏的几十万中外图书善本全部化为灰烬。商务被迫停业，《东方杂志》也暂时停刊。这场战火也烧毁了胡愈之的家，加上他当时患病治疗久未好转，就索性回到故乡浙江上虞疗养，此年5月间才病愈返沪，继续为《生活》周刊撰写国际评论。

　　胡愈之深受祖国沉沦的刺激，感受到亡国灭种的灾难，多么希望有一块自己的舆论阵地，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回敬敌人手中的枪。
 
　　以《东方杂志》新生求
　　“民族的新生”
 
　　1932年8月间，商务印书馆在废墟上重建复业。王云五决定取消馆内的杂志编辑机构，而改行杂志主编承包制，邀请胡愈之接任钱智修，主编复刊后的《东方杂志》。胡愈之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均不得干涉。王云五答应了。1932年10月16日，《东方杂志》从总第29卷第4号起正式复刊。

　　胡愈之终于有了一块以为自己能支配的舆论阵地，他欣喜地为复刊号写了卷首语《本刊的新生》，表达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文中写道，“常言道：‘多难兴邦’。国难不一定就算是灾害，……兵焚后的灰烬和瓦砾中，竭力挣扎，重新振作，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我们不敢相信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的，但是能做到几分，我们就做几分”。

　　在胡愈之主持下，《东方杂志》面目一新，趁当时民众抗日热情的高涨，在杂志上大登宣传抗日、揭露帝国主义实质的文章，刊物销量大增。据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文回忆，“胡愈之想在商务这个顽固堡垒中辟出一块进步的阵地来，把《东方杂志》办成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胡愈之这样做，阻力很大。”

　　茅盾所说的“阻力很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失败之后，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加紧对思想文化围剿，整个中国万马齐喑。另一方面，王云五投靠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准备拿《东方杂志》与汪精卫作政治交易，他很怕该馆出版的书刊“惹是生非”，一再强调，每出一书或一份刊物，必须先送样本给他备查。

　　郑振铎《忆愈之》一文这样写道：“‘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灿烂的光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导致胡愈之辞职的，就是《东方杂志》的“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
 
　　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
 
　　生存，还是死亡？在严重的民族危亡面前，胡愈之针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决定采用一种隐蔽、巧妙的斗争方式。1932年11月1日，胡愈之策划了以“新年的梦想”为主题的征文活动，由他拟写的征稿信这样说明征文的目的：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

　　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虽然是梦，但如果想到梦代表‘希望’于未来这一点，就可见不是全然无益的事，它或者竟是能够鼓舞我们前进的勇气的，我们想。” 
于是，胡愈之为这次“新年的梦想”征文，设计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一个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能实现的）”。

　　杂志发出“新年的梦想”征稿函约400份，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据茅盾回忆，这次征文“盛况空前，七嘴八舌，煞是好看”。应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罗文干、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陈翰笙、邹韬奋、周谷城、俞平伯、章乃器、茅盾、顾颉刚、周作人、杨杏佛、洪深、林语堂、夏尊、孙伏园、范寿康等。

　　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以《新年的梦想》“新年特大号”（总第30卷第1号）如期出版，发表了140多位、244个关于中国的梦和关于个人生活的梦。胡愈之称其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如：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梦想未来中国是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说，“我所梦想的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

　　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尊：“我常做关于中国的梦，我所做的都是恶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我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美丽的罂花……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万桌。我梦见中国要人都生病。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孙伏园：“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吧。快快夺取窝窝头，快快抓来破棉絮，快快扑杀虱子、跳蚤、刺客和强盗。既不冻了，又不饿了，又无妨碍我们生命的仇敌了，我们再做什么呢？做梦吧？是的，那时候我们爱做梦便做梦，不爱做梦便不做梦，由我们挑选了。”

　　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陶孟和：“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我国人做梦的人很多，对于如何达到梦想，却是很少的计划实现，实在是最重要的。” 

　　这些梦，有长有短，亦谐亦庄，借“梦想”这个话题，对未来中国进行展望，对国民党统治和社会现实暗寓讽刺之意。《东方杂志》作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综合性刊物，竟然公开发表这样的梦，不啻在“昏暗的年代”里投下一个政治大炸弹。

　　鲁迅没有应征，却在大年初一得到这期杂志的当天，写了《听说梦》一文，表明对这次活动的看法。他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但在言论不自由的社会里，即使是说梦，也是不自由的，更不允许“越轨”的“梦想”，这次征文是“大大的失败”。

　　由于征文宣扬了如鲁迅所说的一些“越轨”的“梦想”，王云五在看到这期特辑后很生气，立马找胡愈之兴师问罪。王云五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胡愈之说，“你不是把刊物包给我办的吗？编辑权在我，不在你”。王云五接着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你取消就取消”！胡愈之当时性子很急地说。

　　1933年3月，胡愈之在承包《东方杂志》半年之后，该刊第30卷第6期刊出了《胡愈之启事》，向读者告别：“敝人与商务印书馆订约编辑《东方杂志》，至本期止，契约业已期满。自第三十卷第七号起不再由鄙人负责编辑。”这以后，王云五把《东方杂志》交给了汪精卫的亲信李圣五和陈协恭，由他们担任正副主编，接办后的第一期就登了汪精卫的文章。从此，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内容大变。

　　“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革命斗争战略和策略上考虑，是值得深思的。

　　胡愈之晚年在《我的回忆》一文中不无悔悟地说：“在一些活动中也表现过‘左’的倾向，如在负责《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色彩过于鲜明，以致丢失了这一有利阵地”，“《东方杂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失去这个阵地是可惜的，后来鲁迅先生也说没有必要搞这样一个‘梦’的专栏，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如果做得更策略一些，保持这块阵地，对革命文化工作的发展更有利。”
 
　　“永远向着未来”
 
　　“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他的夫人沈兹九说胡愈之毕生最信奉的，就是他创作的《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里的这段话。

　　作为一个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文化战士，胡愈之因“新年的梦想”事件离开商务后，始终在时代的洪流中奋进。1933年9月，他在上海秘密加入正处于最低迷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继续同邹韬奋合作，使《生活》周刊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说，“自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三四年这个时期，是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我在斗争实践中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胡愈之在新闻出版战线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一名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1935年，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鲁迅逝世后，又与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一起策动了隆重的鲁迅葬礼，主持编印出版《鲁迅全集》。1938年和1939年，分别策划翻译出版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1940年，奉命赴新加坡，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在南洋发展建立民盟组织。1948年9月，回国后赴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负责民盟的组织整顿和筹备《光明日报》的出版事宜。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诞生，胡愈之任总编辑。毛泽东为《光明日报》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又创办《新华月报》，组织出版《知识丛书》，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担任中央民盟副主席、代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梦想体现了个体在特定时代的所思所求，也反映出时代的理想心声。1985年末，民盟主办刊物《群言》杂志为1986年的元月号组织了以“新年畅想”为题的征文。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胡愈之欣然应征，以《坚持改革、认真学习》为题，表达了他对新一年的两点希望：一是“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寄希望于改革，我们要在改革中探索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二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沈兹九生前提到，这期《群言》杂志出版是1986年1月7日，胡愈之曾亲自再次阅读过这篇文章。然而，一个多星期后的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与世长辞。这个“新年的梦想”，竟成为这位著名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学者的警世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