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铁肩道义妙笔文章
宗绪盛
时间:2013-04-15 来源: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刘墨非
1927年4月出版的《晨报》同时告诉人们,在1927年4月“蒋介石与共产党宣战”期间,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毫不手软地向共产党宣了战。这就是在同一个月份,逮捕和杀害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4月的《晨报》对此作了连续报道。
4月7日,《晨报》以“搜查共产党大本营”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昨日东交民巷内发生极重大事件,为辛丑合约设定保卫界以来空前未有之事”,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事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逮捕中俄男女六十余名,搜去手枪炸弹文件数车,李大钊、路友于被捕”。
4月8日,在特设的“逮捕共产党事件”专栏有关“警察厅尚在审问追查中”一文里报道了“李大钊受讯时的态度”:“闻李大钊受审问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晦,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对于北方有何密谋而已”。文章以敬佩的口气称赞“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同时乐观预言,“李之知友甚多,各方为其营救,或不至有意外也”。
4月9日,《晨报》停刊一天。
4月10日,在“逮捕共产党事件”专栏报道中,告知李大钊一案“尚未确定处理办法”。
4月11日报道,“苏俄决定撤驻京大使,抗议东交民巷事件”;“政治讨论会建议,共产党事件移交法庭裁判”,并推举梁士诒、杨度为代表向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提出建议。
4月17日,《晨报》在报道“南北同时驱赤,吴敬恒呈请严办共产党”消息的同时,刊载了警察厅拍摄的李大钊和路友于、谭祖饶、姚彦、邓文辉、杨景山、李昆、张挹兰(女)和谢承常等九人的相片,其中除李昆一人身份不明外,其余七人分别为北大、中大、艺专的学生。
4月18日至28日的《晨报》则连续报道了“警厅陆续公布党案秘密(证据)档”和“党案尚在审讯”,以及“依据陆军两条令之规定,党案内定归军法会审审理”的消息;“审理党案法庭昨(25日)已从事组织,筹备完竣即行开审”;27日“军法会审业已成立,审判官检察官派定,三五日内即可开庭”。在此期间,俄国就此案与中国反复交涉,俄国内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不时传来中俄即将发生“战争”的传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执行绞刑,英勇就义,年仅38岁。很遗憾,笔者收藏的这套4月份的《晨报》,唯独缺少了29日报道李大钊殉难这一天的,很可能在笔者买之前被别人先从店家单独收走了。但从4月30日的后续报道中,依然可以看到有关的情景。
在4月30日《晨报》转载的《安国军总司令部的布告》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判决:“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讯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兹已依法判决,将党魁李大钊,党犯谭祖饶、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莲、杨景山、范鸿、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各处死刑”。
在被判绞刑的二十人中,4月17日《晨报》所刊照片中的9人全在其中。其余十一人所知身份的分别有:北京艺专学生方伯务;北师大学生吴平地;中大学生郑培明,加上上述九人中的七人,绝大多数都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无不令人扼腕叹息。
报道称,“被绞决之二十名党人棺柩,于前夜(28日)夜半始运厝长椿寺完毕”,“昨日(29日)仅有姚彦一柩已由其家属领去埋葬,其余一概未动”。
报道在谈到李大钊其人其死时说,“李大钊迷信共产,遭受极刑,固其生前应有之觉悟,唯其为人宽厚温和,笃实好学,识者无不为之惋惜”。“李有子二,女四,而在十岁以下者四人,孤寡一群,尤足令人酸鼻”。“李以身殉主义,死或无悔,唯其孤寡无以为生,则不能不令人生悲悯之心。闻李生前知交甚多,已有为其议醵(音巨)金,以抚养其遗孤者”。从中可见李大钊为信仰、为劳苦大众而抛家舍业的牺牲精神和他受到的爱戴。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人们熟知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所撰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楹联,成为其一生真实的写照。在他所创办的《晨钟报》上,在他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在他参与编辑的《新青年》上,他的每一篇文章,就是今天读起来,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启迪。笔者收藏了1949年7月新一版的《守常文集》。该书的出版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李大钊的文章生前没有出版过专集,最先编辑李大钊遗著的是他的侄子、清华大学的学生李乐光。1927年4月李大钊死难后,李乐光将其遗稿编成文集共四卷准备出版,但在国民党进行“清党”的情况下未能如愿。1933年,《守常文集》的书稿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题记》(这篇《题记》后编入《南腔北调集》)。在说到李大钊留给自己的印象时,鲁迅说,那“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这部《守常文集》也终因没能通过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而被扼杀,书稿留在了上海北新书局编辑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4月,这部书稿排印了出来,改名为《守常全集》,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北新书局负责发行,但书印成后,立即遭到当时“租界”当局的禁止,已经印成的书尽被没收,流传出来的极少,在民国书刊的收藏上可谓是极其珍贵的民国“善本”。笔者多年搜寻未果,见都没有见过。直至1949年7月,上海解放不久,沿用1939年的原纸型,《守常文集》终于由北新书局出版并发行,称之为“新一版”。1950年1月又再版发行了“新二版”。与新一版不同的是,新二版书前收有李大钊临刑前照片两帧,一为李大钊半身像,一为与同时临刑的路友于、张挹兰(女)的全身合影。李大钊半身遗像前附有张仲锐的一篇《李大钊先生遗像记》,记述了该遗像的拍摄背景,获得遗像的经过和遗像原本的去向。他说:“李大钊先生生时不喜拍照,故遗像流传极稀,此帧为狱中所摄,英烈之气奕奕如生。余得之于先君子篁溪公日记夹页中,遂付装池,赠诸北平历史博物馆珍藏。”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直至1933年4月23日,才由蒋梦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马裕藻、傅斯年等十三位大钊生前同仁好友发起,陪同大钊夫人赵纫兰举行公祭,“葬君于北平西山万安公墓”。据载,葬仪前曾勒石碑二方,一块是中共河北省委以“革命互济会”名义镌刻的“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的“通知碑”;一块是刘半农受托撰碑文,颂李大钊为“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的著名教授的“学者碑”。但落葬筑墓时两块碑都未被当局批准竖立,最后墓前竖的是刘半农书写的家属子女署名碑。而葬礼所需费用,均来自于北京大学教授的捐款和社会人士的捐助,据说汪精卫一人当时就捐了1000元。同时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的出殡成为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架1949年被送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大厅里,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被编为0001号。曾判处李大钊、胡也频等死刑的中华民国法官王振南,1955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1957年12月13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3年,万安公墓修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邓小平专门题写了园名,供人们纪念和瞻仰。
上面《晨报》对蒋介石的“清党”和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的报道,虽未见“大屠杀”、“血流成河”等字眼,但也依然可见“清党”中的“杀气腾腾”和“白色恐怖”。据记载,仅在“蒋介石与共产党宣战”的最初3天中,计有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失踪者达5000多人。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李启汉等被害。而在以后的进一步集中“清党”中,又有成千上百的中共党员和民众丢掉了性命。八十多年过去了,国共两党今天虽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这个“仇”,对当时和以后的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对其后来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转折意义。这些老《晨报》见证了这段难忘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珍贵史料。
而报道李大钊被捕被杀消息的《晨报》可说是与李大钊有着难舍的“生死之缘”。《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李大钊曾任该报第一任总编,其发刊词《晨钟之使命》就出自李大钊之手,不久李辞职而去。1918年9月,《晨报》因刊载政府向日本借款的消息而被封闭,同年12月,《晨钟报》改名为《晨报》后重新出版。1919年5月2日《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告诫国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也曾是该报驻莫斯科通讯员。该报由著名报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是民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鲁迅、冰心、林语堂、徐志摩都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冰心的处女作《谁之罪》就发表于其上。晨报旧址在北京,有两处:1924年前在菜市口胡同,1924年之后搬至宣武门外大街路东181号。如今那里高楼林立,已寻找不到任何的踪迹。1928年《晨报》停刊。1998年创办的《北京晨报》与民国时期的《晨报》没有任何的渊源。
在现今“老报纸”的收藏中,这类报纸都属“珍品”,一般市场难得一见,即便店主与笔者很熟,又属让利销售,但依然价格不菲。让人感叹的是,这些“店家”虽然过去大多是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民,但他们对民国史上“大事件”和“大人物”之熟知,对其文献价值在市场价格上的体现,都不得不让你敬佩有加,高价之下也不得不十分情愿地把钱奉上。
作者:宗绪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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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刘墨非
图:市政协宣传处 文: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