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琳委员：杏林春暖 妙手仁心

　　笑容和蔼而亲切，眼神温柔且坚定，知性又睿智，带给你充分的信任感。她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前副院长、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前副所长，现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我国胃肠道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MDT）的发起人、倡导者和推广者，国家卫健委胃癌诊疗规范制定专家组组长，第十三届、十四届北京市政协委员，沈琳。
　　古人云：“无德不成医”。医者，行的是仁心仁术，仁心在前，仁术在后，这是衡量医者的标尺。　
　　医者，师者
　　医者，白衣执甲，救死扶伤。
　　师者，言传身教，薪火相传。
　　作为消化系统肿瘤诊疗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沈琳的经历很好地诠释了“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在她三十多年的从医道路上有许多引路人，在不同的医学教育阶段，给了她很多言传身教。
　　1979年参加高考时，沈琳16岁，考入徐州医学院。她用“痛苦”来形容求学过程，“要记忆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很多内容没有趣味性，很枯燥。”
　　真正爱上医学，是上班之后的事。大学毕业的沈琳留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急诊科做住院医师。她的职业成就感，也在这个时候开始累积。
　　在急诊，一切不可预见，不是每一次抢救都有上级医生的指导或者多个团队的参与。很多时候，急诊医生要独当一面。一些对人生持消极态度的患者，在被抢救后，对人生甚至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我不需要患者和家属的道谢，我会觉得这里面有自己的贡献”，这种感觉，一般职业体会不到。
　　回想起这段日子，沈琳无怨无悔。“通过跟患者沟通、交流，经过我的手，给患者治好病，让他们回归家庭和社会，这会增加一个医生的职业荣耀感。”
　　1992年，她考入原北京医科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当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胃病研究室主任、消化内科主任金懋林教授，成为关门弟子，沈琳与肿瘤的“交手”由此开启。
　　“金老师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沈琳说，自己跟着老师出了很多年门诊，亲见老师仔细听完每一位患者的倾诉，并常常因此吃不上饭。在老师的身上，看不到一点架子。老师总是尽可能回应患者的每一个小要求，拟定治疗方案时总是会谦逊地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老师写的每一份病历都工工整整，患者病史及治疗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详实地记在里面。
　　接过他人的伞，也为他人撑伞。沈琳把从前辈身上汲取的能量，传递给了更多医学后辈。
　　她觉得，在团队成长过程当中，团队内的学生和医生们也会回馈给自己，因为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很多新的品质，他们也为这个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认知和感悟，这是一个双向的学习，团队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绝不是因为自己单方面的付出。
　　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她说：“我希望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我生病的时候可以放心托付的医生，这样，我相信他们也会成为被患者相信的好医生。”

沈琳参加北京消化肿瘤国际高峰论坛

    好医生是“修炼”出来的
　　沈琳读研究生时，学习胃癌的内科综合治疗，那个时代信息交流很少，胃癌的治疗手段很匮乏，再加上她在消化科的临床工作中见过很多的胃癌患者，或是手术切除后或是晚期胃癌患者，无药可治，预后极差。她时常会质疑自己所选的专业方向，是选对还是选错了？
　　带着疑虑和犹豫，沈琳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当时，书本上的知识还是老旧的，甚至十几年也没有多少改变。在跟随金懋林老师出门诊期间，她见到了一位又一位控制较好的甚至治愈的胃癌患者，逐渐有了信心。
　　沈琳印象深刻的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诊断是胃癌，而且已经转移没有手术治疗的机会。老人家在农村，在家主要是带孙子孙女，儿子和女儿都很孝顺，愿意给老人治疗，但因为家在外地，没有条件在北京治疗。金懋林老师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态以及经济条件专门制定了适合她的口服抗肿瘤治疗方案。半年多以后，一家人又来了，一是来感谢金老师，二是询问后续治疗。老人红光满面身体状况很好，病情控制住了。这件事使沈琳特别有感触，金懋林老师对晚期胃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家庭角色的重视触动了她，更使她对胃癌的治疗研究增强了信心，开始慢慢热爱这个专业。
　　在参与山东胃癌高发现场的胃镜筛查工作中，沈琳亲历和感受了胃癌病因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的不易，以及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持续几十年的中外联合研究，承载了两代甚至三代人的一生追求，不单纯是为中国的胃癌分子流行病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了世界病因学研究成果和干预研究的基础与循证医学证据。这些都给予她极大的鼓舞和震撼，也为终生致力于胃癌临床与转化研究下定了决心。
　　跟死神打交道，医生不可能每一次都赢。沈琳也有遗憾，面对病情危重，没有抢救成功的患者，无论任何时候想起来，她都会忍不住琢磨：“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如果我在哪个环节能做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患者就抢救过来了？”即便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照诊疗规范来的，她依然会不自觉地这样想，这是医生的天性。
　　正如沈琳在自己主编的书里所说，“医生的悲痛与普通人不一样，知道他们（患者）去世，我没有痛哭，但这种死亡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作为医生的无力感、挫败感更是几年都摆脱不了。从那以后我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和病人走得太近，但是我身边的年轻医生，不知不觉就扎了进去，共鸣、痛苦、惋惜，渐渐学会掩饰，然后内心强大到看起来有些‘冷酷’。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让自己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最大限度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

沈琳耐心为患者做解答

　　瞄准国内“高发”癌种
　　消化道肿瘤是我国特发的高发肿瘤，易复发转移、死亡率高。沈琳基于消化道肿瘤异质性强的特点，瞄准精准治疗方向，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历时十年，建立起了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一体化研究体系，使众多患者获益，引领了国内消化道肿瘤领域的学科发展，并为我国肿瘤学研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沈琳团队开展的“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研究体系的建立与应用”项目荣获了2021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在我国，消化道肿瘤防控形势严峻，特别是胃癌，患者人数占全球近一半，结直肠癌患者近年来人数也呈增长趋势。此外，我国的食管癌以鳞癌为主，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腺癌类型。临床研究中，“广撒网、跟风、收获少”是常见现象。
　　沈琳认为，要重视研究成果转化，构建“从临床前到临床”的链条式转化研究的新模式。新模式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推动“临床问题进入临床前平台探索”，二是“临床前成果回归临床应用”，实现双向转化研究，最终促进疾病的诊断、研究、转化和治疗。具体来说，需要从患者样本出发，结合多组学技术，实现更加准确的分子分型。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吸纳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等不同领域的新技术，优化模拟患者的研究模型，实现个体化诊疗，并推动研究成果转化。
　　2013年，沈琳将目光锁定在进展期消化道肿瘤患者微量标本和某些特殊细胞系上，将此作为破解问题的“钥匙”。研究团队决定开展临床队列研究，将患者的肿瘤组织移植至重症免疫缺陷型小鼠体内，搭建人源肿瘤异种移植模型。经过不懈努力，一个国际领先的大规模消化道肿瘤临床前研究最佳拟人化动物模型库建成了——模型库包含超过200例样本，各亚型齐全，有携带HER2、EBV、KRAS、MSI－H等不同靶分子标签模型，能模拟患者远处转移、继发耐药等情况。
　　“精准治疗是消化道肿瘤治疗的必然发展方向，我们将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沈琳信心满满。
　　2017－2021年，在我国专家承担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项目的数量方面，沈琳团队承担了52项I期临床试验以及51项Ⅱ、Ⅲ期临床项目，在全国同行中均排名第二。
　　她研究成果引领了国际国内晚期消化道肿瘤诊疗方向，其中有8项成果写入诊疗指南或共识。该项目的20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杂志上，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作报告近百次，广受国内外同行认可。

沈琳指导学生博士论文

　　做“五有”政协委员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沈琳在感到光荣和自豪的同时，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她认为，政协委员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和人民的信任。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使命情怀，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切实增强履职本领，认真用好委员话语权，道实情、建真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要求，强化“五种”意识，做有定力、有本领、有作为、有情怀、有品行的政协委员。
　　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问题，沈琳认真调研并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加快北京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的提案。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呈快速增长之势，顺义、怀柔等平原地区和门头沟、密云等生态涵养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区域分布尚不均衡，加快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迫在眉睫。
　　她建议聚焦“重点病种”和“重点人群”，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群众身边拓展延伸。稳妥有序地推动医疗资源向主城区外疏解，聚焦针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肿瘤、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重点病种以及孕产妇、儿童、老人等重点人群，政府布局投入，引导鼓励优质三甲医院托管，让优质资源延伸到群众身边，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让市民在家门口看得好病，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优质医疗中心以医联体方式，通过帮扶、培训、带教、进修等，将带动周边二级、一级医院的发展，实现多方受益。
　　同时，合理布局医疗优质资源，向薄弱地区倾斜。加快推进门头沟、怀柔、密云等生态涵养区的优质医疗资源的布局。在该区域建设新院区，托管优质医疗中心，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提升医疗水平，改变目前局部区域的医疗需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说的那样，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