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陶然 用创业书写中国梦

　　他，是蓝色光标的创始人之一，打造了中国公关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他，联合创办恒基伟业，一句“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词响彻全国；他，转战第三方支付市场，一手打造“独角兽”企业拉卡拉，继续书写新的创业故事；他，把20多年的创业体悟汇集成了一部《创业36条军规》，销量超过百万册，被誉为中国的“创业圣经”。他，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陶然，一位六披战袍、六次创业的“创业老兵”。他的故事像一幅传奇画卷，以中国梦的形式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毕业即创业

　　在孙陶然看来，他自己的家庭，就是中国梦的代表。“我的祖父母出生、生活在农村，父母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到省城，我自己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首都创业，二十多年间成功创办六家企业并且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这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故事，这些故事只有在今天的中国能够实现！什么是中国梦？这就是中国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那时刚刚记事，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吃饭穿衣都要凭票购买，买粮食是用粮票，买布匹是用布票，这种时代画面，在现代年轻人心中是无法想象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取代。

　　六次创业，六个不同领域，作为中国创业成功次数最多的人，孙陶然认为，他之所以走出这样的创业曲线，一方面是因为过去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创业者连续创业的条件；另一方面源于他自己喜欢挑战、喜欢创新的性格。

　　他的性格在大学期间就有体现，当年以吉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的孙陶然显然是个学霸，但他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死读书，而是利用各种课余时间参与尽可能多的活动和实践——作为各种学生团体的骨干成员举办活动、组织读书会、办刊物，每年暑假都要申报社会实践到不同的地方调查和探索。他不断地去尝试不懂、不会做的事情，然后做到极致。

　　“创业”这个词对于孙陶然来说，算得上是和平年代里最绚烂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北大毕业后，随着中国互联网和IT行业的迅速崛起，孙陶然先人一步创办了《电脑周刊》。在那个杂志仍是主流，装电脑学软件要捧着书来读的年代，一举拿下了当时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行业排名，几乎成了电脑入门和行业前沿的基础刊物。用孙陶然自己的话说，“毕业后没有服从分配，选择留在北京，也是因为自己想真刀真枪地做点事情出来。”而这个念头，让他连续跨行业创办了6家企业，还都拿下了细分市场中数一数二的座次。

　　不甘寂寞的孙陶然并未因为《电脑周刊》的成功而懈怠，年仅27岁的他联手赵文权等大学同学一起创办了蓝色光标，在国内公关行业尚处于萌芽的时期，便磕下了包括联想在内的多家知名客户，成为国内上市的公关第一股。如果说之前的创业代表了他的起点，蓝色光标更像是他获得的第一个里程碑，是梦开始的源头，不仅从一家十年前要被收购的公司，发展成为现今排名全球市值第六大的传播集团，更是走出国门，收购了当初的英国上市公司HUNTSWORTH以及随后的多家知名国际传媒公司。“从要被国外的公司收购到收购国外的公司，这就是中国企业十年间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创业者的进步，这就是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这期间，孙陶然继续创办和联合创办了《生活速递》与恒基伟业，特别是商务通的产品广告，“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一度风靡全国，成为掌上电脑的代名词，市场占有率超过70%……

　　在孙陶然看来，创业是件很难的事，是带着一群满怀未知的人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干一件没有成形的事，过程很难，煎熬是创业的典型状态。“创业路上，最常见的不是成功和失败，而是长时间的苦苦挣扎。”

　　孙陶然是自己人生方向的掌舵手，身体力行尽可能多地实践。他始终保持着如孩童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对整个世界充满兴趣。体验和探索于他而言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许，换个角度可以解读为，他希望用这样一种精神，通过一次次挑战，来践行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希望拉卡拉是我最后一次创业”

　　在孙陶然看来，做一个赚钱的公司很容易，但是把一个公司做大、做成品牌，做成一项事业，能够持续地发展，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拉卡拉刚刚起步时，我们想解决的痛点，其实是消费者缴费时的排队问题，可以让消费者在便利店完成水电煤气等各种缴费。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定位并没有错，但还不够刚性，而且低频。”直到找到了“还信用卡”这样一个当时的大众刚需，拉卡拉才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并一发不可收拾。

　　从2007年开始，各大股份制银行开始大力发行信用卡，股份制银行的信用卡服务好、特惠多，大家都喜欢用。但是每月的信用卡还款很不方便，因为当时只能在银行营业网点还款，而股份制银行的营业网点都非常少。“我清楚地记得，平安银行2008年在上海发了100万张信用卡，但是它在上海只有两个营业网点，每月的信用卡还款成了所有股份制银行的一个大难题。而借助拉卡拉投放在便利店的自助终端，我们看到了各大股份制银行和消费者在还信用卡自助机工具方面的刚需，各股份制银行也争相与拉卡拉签约，拉卡拉一下子发展起来了。真的是刷卡刷出来的拉卡拉。”

　　拉卡拉的出现，是一件为百姓服务的好事，孙陶然做的就是把好事变成好的商业模式。“我希望拉卡拉是我最后一次创业。”孙陶然说。

　　问及原因，他说：“以前创办过几个企业，但都和我心目中伟大的企业有些差距。蓝色光标虽然是我联合创办的，但不可能把我的理念完全贯彻下去。恒基伟业一直都做得非常好，但由于我是第二大股东，跟第一大股东差距非常大，在公司出现战略分歧的时候，我也掌控不了太多。拉卡拉创办之初，我就希望按照我心目中伟大企业的标准去打造，成为我的最后一家公司。”孙陶然心目中的伟大企业有三个标准：一是要在业界数一数二，二是要做到业绩的可持续成长，三是受人尊重。

　　如果说支付宝、微信是“飞机+大炮”，那么拉卡拉就是“小米+步枪”。在如此背景下，拉卡拉在收单领域做到了坐二望一，其创新、经营、品牌观念、战略能力可想而知。拉卡拉在微信、支付宝、各大银行、银联各种“庞然大物”面前，没有场景、没有协同、没有资源，能做到如今每天可处理1亿笔的交易。孙陶然表示，“谁说‘小米+步枪’在‘飞机+大炮’面前打不赢。拉卡拉的成功对中国所有创业企业具有借鉴意义：第一，钱不是万能的；第二，要创新，找到企业自身的生存空间、市场缝隙；第三，要靠强大的经营和管理能力。”

　　企业发展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渗透到各个方面。“我一直理解，创新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任何一家公司在任何方面都需要创新，都应该创新。企业的任何一个方面如果有所创新，都会提升企业战斗力。”孙陶然说。

　　正是银联、微信和支付宝、拉卡拉这三方角色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领先全球。说到拉卡拉的未来，孙陶然表示：“我们争取在综合性金融科技集团中做到数一数二，拉卡拉一定会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政协委员绝不能当摆设

　　中小规模的企业可以靠创新、靠执行力在市场发展，一旦企业发展到行业头部，国家政策、行业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愈加明显。在孙陶然看来，作为一名北京市政协委员，有义务站在行业健康发展的视角，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积极建言献策。

　　在今年1月份的政协全会上，孙陶然提出了《关于完善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提案》。他认为，应当以法律形式明确经济领域的涉企政策制定均需征求企业家意见，同时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的机制和程序，形成固有渠道和完整机制，为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和评估提供组织和机制保障。在政策的论证过程中，要设置企业家提出意见诉求的“绿色通道”，让企业家可以便捷参与并能充分发表意见。

　　在他看来，企业家往往冲在经济活动的第一线，掌握市场的第一手信息，且有管理经济活动的实践经验，涉企政策是否合理，企业家理应最有发言权，最有判断力。企业家更多更好地参与到涉企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的制定中来，是增强经济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的重要手段，对紧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联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政策有效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提案提出不久，李克强总理就在2月20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制定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使政府决策更符合实际和民意。总理肯定没有看到我的提案，但真正了解我们做企业的人的想法。”

　　企业在从事新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问题也受到孙陶然的关注。“新经济活动中涉及的民事甚至刑事问题，是以前检察及司法机关未曾遇到的，大量处于既有刑法等法律法规的空白、边缘地带，属于可左可右，可松可严、可大可小的问题，需要司法机关专业判断和自行裁量的部分相当大。一旦处理不当，不但会极大地影响当事企业的命运，还会对新经济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

　　孙陶然建议，参照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成功经验，在北京设立新经济法庭，对全国各地涉及新经济的案件进行集中管辖，这样有利于选择对新经济最熟悉最高水平的法官来审判案件，形成一些专业而有影响的判例，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说到一年多来的履职感受，孙陶然表示：“我们号称见识比较多，见到、认识到的问题，能不能通过有效途径反馈给管理部门并且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的认知就是无用处的。通过提案、调研等活动，我发现各个单位对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当回事儿。这个时候如果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不珍惜机会认真履职，不积极建诤言、献良策，那就是个摆设。身为政协委员，要充分利用好政协这个履职平台，绝不能当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