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龙网记者张国伟1月26日报道] “在全国570多家出版社当中， 目前遇到经营性困难、体制及经营机制问题困扰的，尤以北京地区的中央级出版社最为突出”，政协委员、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和龑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级出版社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中央级出版社经营困难 问题突出

　　据了解，依照各出版社主管主办部门的不同，目前北京地区大体有以下几类出版社：中央级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军队出版社、教育类出版社、专业类出版社、综合类出版社。

　　“北京地区共有出版社200多家，其中90％以上为中央级出版社，总产值约占我国出版业的50％左右，中央级出版社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典型意义，在全国570多家出版社当中，目前遇到经营性困难、体制及经营机制问题困扰的，尤以北京地区的中央级出版社最为突出”，作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和龑委员对中央级出版社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

　　和龑委员说，我国的出版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出版社的设立依照的是主办部门和地区的行政级别，而不是市场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出版社自其诞生之日起不仅拥有与政府部门一样的行政级别，有的是司局级，有的是处级；而且各出版社享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也是不同的。尽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界便有了“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说法，但直至目前为止，我国的绝大多数出版社仍然为事业单位，而不是文化企业。

中央级出版社面临的四大困难和问题

　　据了解，在北京地区的中央级出版社大多年销售码洋在2000～5000万元之间，年回款在500～1500万元左右，在编人员也多在30～60人之间。经营上不仅自负盈亏，而且多数还需要给上级主管单位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另外这些出版社也没有多少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更没有固定的教材或拳头产品，唯一的优势只有一些选题资源和国家配置的由出版社垄断的书号资源。其中少数出版社迫于生计，甚至违心地违规操作，可谓是步履维艰，惨淡经营。

　　对于中央级出版社的这种现状，和龑委员说，“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最新精神，中央级出版社可能只有极少数出版社（如民族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可以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享受国家对文化事业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即所谓的“退出机制”，其余的很大一部分出版缍家瞥晌幕笠担厝换嵊幸徊糠殖霭嫔缬捎诰讯萑胱陨悦鹬小薄?

　　和龑进一步向记者分析了这些经营惨淡的中央级出版社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是经营困难。这是目前这些出版社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出书品种少，销售码洋低，经济效益差，冗员包袱重，是这些社最突出的特点。有个别社甚至负债经营，不用说流动资金，连发工资都成了问题。

　　其二是人才缺乏。中央级出版社的相当一部分员工（也包括部分负责人），进入出版领域前多为行政干部或公务员，这些同志对于编辑出版业务和市场营销业务大多不够熟悉，对于出版业的运行规律和游戏规则了解有限，甚至完全陌生，有些人年纪较大，学历较低，适应能力较差。这样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如何适应日益激越的书业发展？因此导致许多中央级出版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三是体制问题。尽管这些出版社人员少，规模小，经营困难，却具有十分浓厚的计划经济和行政色彩。作为一般企业所要求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等对于这些出版社而言，几乎都难以企及。

　　其四是观念问题。目前中央级出版社由于其主管主办部门为中央各部委办局和中央级社会团体以及民主党派，出版社的负责人也多数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和任命。出版社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出版社负责人和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及至于普通员工也享受不同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因此往往存在行政级别和行政待遇之争。

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和龑

进行体制改革是根本出路

　　“对中央级出版社的改革已经不存在要不要改的问题了，而是到了非改不可、到底怎么改的时候了”，和龑委员说，“要解决当前这些出版社面临的问题，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方能奏效，打破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体制框架，转变观念，融入市场，才会有出路”。

　　对如何改革的问题，和龑委员认为“必须对出版社的现行体制进行改革，这是根本。但这个根本是难度极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用人、用工、分配、社保、财务等方方面面，其中最难的还是‘人'。出版业属知识密集型产业，或可以说是精英产业，人才的作用较其它行业更为重要。以远见卓识的出版家、洞悉随机的营销商、敏捷俱进的选题策划人、熟悉产业环节的经营管理者、精通外语和出版专业的版权交易人才为核心的出版产业领军人才群体的形成才是出版社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总之‘人'的问题是出版体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对出版社现行运营运作机制进行改革

　　“除了进行体制改革外，还必须对出版社现行运营运作机制进行改革”，和龑说，“总的思路是出版社开放搞活，尽量利用现代社会分工，扩大本行业各工序的社会化程度。探讨编辑、销售、财务甚至行政事务等环节的社会化”。

　　和龑解释说，在编辑环节，可从选题策划到文案编制，再到组织作者、撰写书稿，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建立组织隶属关系上相对松散而业务合作又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寻求一批资质好、实力强、有创新能力的文化公司来做深度协作。在这一协作中出版社的主导地位“绝不能失控”是最根本的原则，这种协作性质应该是出版社对高质量社会出版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样一来出版社编辑环节的运作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在发行环节，可采取由几家或数十家出版品种相类似的出版单位组成一个股份制的发行公司，形成规模，不但可降低各出版单位的发行成本，而且也有利于对发行市场和经销商的规范和管理，也可将本社的发行全部交由民营批发公司去运作，这种合作可以采取双方合股经营，也可以采取委托经营。

　　在财务制度上，也可尝试交由财务公司运作，出版社可先保留出纳功能，逐步过渡到全部交由财务公司打理。这样即可降低管理成本，又能杜绝不规范的财务运作和防止腐败滋生。

　　“如果采取这些做法，出版社只须管人、管物、管财，抓大事，做老板、做总协调、总调度，抓大放小，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度过难关，实现良性发展”，和龑说。

抓住机遇，走外延式扩张或内涵式发展道路

　　和龑委员表示，“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外延扩张，二是内涵发展。外延扩张，往往意味着搞集团，上规模，造大船，实施横向兼并联合。这也是目前我国出版界的普遍做法。对于目前中央级出版社，我以为对于某些行业或系统的出版社而言，走外延扩张式的发展模式是适用可行的”。

　　和龑进一步解释说，“对于大多数规模小，效益差的中央级出版社，更强调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所谓内涵发展，则应当发挥自身的优势，依靠自己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来实现规模扩张。近年来有不少出版社在这方面大胆尝试，实现了跨跃发展。比如接力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陕西师大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组建了自己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事实上都具有分社的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早于90年代就组建了由出版社控股的文化公司。这些出版社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