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大中城市，房价持续快速大幅上涨已达三年之久。此间，各级政府的主管及相关部门为抑制和缓解房价的凶猛涨势频频制定并出台了一连串政策法规，但至今除了房价依然持续上涨之外，没有见到预期的实效。最近，猪肉价格也出现了突发性全面暴涨的现象，至今已达到三个月之久。由于事关十几亿人的每日生活，事关CPI指标升降，事关恩格尔指数可能会出现不良拐点，国务院及有关部委高度重视，从事态苗头初现即以科学冷静、得力适度的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据报道，猪肉价格上涨的内外原因已经探明，应对措施正在紧锣密鼓依次实施并初见成效，虽然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地方的肉价还在跟风补涨，但起码广大消费者心态正趋于平稳。最近权威机构对猪肉涨价的性质也大体定义为恢复性上涨，并预测时至今年年底，也就是说，经过生猪的一个自然生长期，大约半年左右到来的时候，有望猪肉价格回稳。同是涨价，均属衣食住行范畴，一个三年的难题未能破解，一个三个月的难题却应对得令人赞许，两相比较，效果之间如此大的反差，差在何处呢？我认为，主要差在应对问题的思维方式上面。

　　应对房价上涨的思维有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土地成本增加推动房价上涨的认识不清

　　以北京地区为例，房价问题既突出又有代表性。我在观察分析北京房地产市场十几年基本数据的基础上，曾于2002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当时北京地区的房价收入比正常。按照户（人）年均收入，平均房价和人均合理拥有房屋面积为基本参数，即“三平均”原理，计算出当时的房价收入比在7比1左右。尽管当时一些人对这一观点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仍坚持认为房价收入比偏高、不正常。但时过五年之后再回瞰时才发现，与最近一年的情况相比，房价均价上涨了100%以上，户（人）均收仅提高了50%左右，如果仍按当年人均占用房屋面积约16平方米不变作为参数，房价收入比已达到10比1以上。如果考虑到人均拥有面积已增长到20.1平方米，房价收入比则高达12.3比1。如此看来，7比1与12.3比1相比，要显得正常得多。可以说，把房价收入比降至7比1作为一个长远追索的目标，一定是很具民生意义的战略任务。这些表明，房价的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学的原理可以推测，此轮房价的暴涨，并不是简单地由所谓供求关系造成。如果说最终是由供求关系造成的，也应该认定，主要不是由需求方的相对购买力的主动拉动造成的；而是由供应方、供应量偏紧，供应成本提高推动造成的。根据统计数据，北京地区人均收入水平5年间增长率约为50%，房价平均上涨率约为100%以上（已涵盖远近郊区较低均价对全市均价的下拉因素），而开发商拿到住宅建设用地的成本增加约为200%左右，三者之间呈简单几何级数差。这一组数据大体可以告诉人们，绝对购买力增长是事实，但其对房价的拉动是相对较弱的。而土地交易成本的增长对房价的推动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相关主管部门却至今仍极力排斥这种通俗的常识性观点。

　　应对猪肉上涨思维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切中要害

　　我们承认经济是个网状体系，没有一个经济现象是孤立的，猪肉涨价也不例外。如果究其成因可以罗列出无数条直接的、间接的、原生的、派生的、横向的、纵向的等等理由。但中央政府删繁就简抓住最根本的最直接的成因，从生产环节入手，以增加供应为阶段性目标，动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进行补救与前瞻相结合的调控，的确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一两个月以来各项对生猪生产企业和农户的扶持性政策相继出台，对饲料粮加大供应保障力度，对养猪大县的财政奖励及信贷支持，对养猪从生产到运销的保护性优惠措施，对可繁母猪的保险补贴和经费补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另外，补了源头补终端，对消费者中的低保户直接给予肉价补贴。例如北京不少于每月15元，相当一斤猪肉的价钱。不在乎补贴的钱多还是少，在乎的是取向正确。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各级政府没有采取像对房价调控中曾采用过的一些做法，搞什么价格双轨式的所谓经济适用肉、限价肉、单次销量限制，甚至对是整猪统价销售还是按猪的不同部位分解定价销售，一律不加限制；对有无包装，是精装还是简装也充分尊重买卖双方自愿。房市上经适房引发的补贴到人头还是砖头式的争论也因为本次肉市上既补猪头又补人头而变得因无所争议而风平浪静。比起应对房价上涨和所谓价格欺诈而先后出台的诸如商品房以套内面积计价，不许未经装修销售毛坯房，购买第二套住房提高房贷利息率，户型不同税费待遇有别，加大交易税费额等以堵和压为取向的措施来，这种以涵养资源，疏通渠道，优化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并直接资助购买力的做法，很快显现了无可争辩的社会效果。虽然猪肉价格并未应声而落，但广大消费者并未出现恐慌和焦虑，而是不断增强了对未来经济生活的安心、放心情绪。正像国务院会议部署的那样，各地菜篮子工程较好地实现了其“政治任务”，使市场和社会保持了从心态到秩序的稳定。

　　猪肉市场与住宅市场的异同点与辨析

　　猪肉从生产到餐桌是一个链条形的系统过程，住宅从拿地开发建设到居民买房入住也是一个链条形的系统过程。猪肉来源于生猪，生猪来源于可繁母猪。在这里，母猪为本。母猪少了，生猪也就少了，生猪少了，猪肉必少并导致价升无疑。另外，人工费、饲料、防疫等刚性消耗性成本上升，导致肉价必涨别无他选。同理，住宅建在成熟土地上，成熟土地来源于经相关地区政府统一征集整理的土地，如原有农地、工业用地，也有一部分是旧住宅区成片拆迁升级改造。在这里，土地为根。土地少了，地价难免上涨，地价上涨了，再加上建材、人工、财务、税费、环保等成本的上涨，房价岂能不涨。房价有时稳步上涨既属正常，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靠内力外力加以调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涨价的重要原因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矢口否认，要么避重就轻，并一厢情愿地对房价进行徒劳无功的调控。本次猪肉涨价的原因千头万绪，但中央政府一着切中要害，就是认识到了养猪成本上涨和产量及供应不足这一主要矛盾。而前几年各地应对房价上涨各显奇招却收效不佳甚至南辕北辙，就是因为对土地供应奇紧导致土地成本飙升，最终逐级推高房价和人们的预期并形成不良循环这一主要矛盾没能实事求是地予以认知并把握。有的政府官员甚至否认这个再浅显不过的事实逻辑关系，声称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导致房价上涨是什么无稽之谈。这种荒谬的论调既误导了上级和社会舆论，更延误了正确决策和厘清认识的良机。最近有关部委已逐步表现出对这种偏差的反省之态，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具体措施上，开始了对住宅用地以增加供应为基本取向的重新思考和政策安排。纵观这几年以来房价、地价之争的过程，从中不难发现，土地是垄断性资源，地价高的直接微观受益者是属地政府和部门。而猪肉价格的涨落，却与产地政府部门没有很直接的微观利益关系。这就是利益决定思维的典型表现，恐怕也正是对房价与肉价调控效果落差过大的根源所在。

　　思维方式的异同有时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早已确定下来的市场化方向，各地政府的有形之手对于各类产品的市场表现和运行情况应以顺应和疏导为主。如有确需无形之手进行调控的情况出现时，在条件充分的前提下也应因势利导。对明显出现阶段性偏差的现象，不应只知采取与之对抗的思维，或许更应适度予以纠偏或补充。例如，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政府无非是以一个大的买家身份，用财政收入中的一部分买来适合用以解决他们居住的房子，再转移给无力自己出资购租栖身之所的人们而已。否则，还不如回到我们并未曾遗忘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实，那时候大多数人都是低收入，比现在更低，而且住房问题解决得并不好，回想起来都令人心酸不已。那时的“欠债”不是一直遗留到现今尚未还清吗？

　　把握猪肉价或房价问题，看上去很复杂、很难，似乎需要高超的智慧。其实，细分析后发现，根本不用如此小题大做，相反，真正需要的倒是勇气。扪心自问，认识成本推动价格需要智慧吗？勇气无非就是承认过往为干预市场出台的政策过于七零八碎的事实，同时舍得一些本地区地方或部门的既得利益，比如既定税费的收缴和政绩指标等。照此说来，其实做到这一点连勇气也用不着，只要有起码的实事求是的良知足矣！

　　从智到明是一个飞跃。有言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果政府各部门真正能摆正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类具体事务面前的位置，弄清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就一定会实现从智慧到英明的跨越。对各项事业的梳理协调工作也一定会实现从能量大向能力强的飞跃。这无疑是令与房市、肉市息息相关的全国各方人群翘首以盼的和谐社会美景所在。

　　我们虽然不敢奢望对猪肉产能的扶持能在短期内把肉价降下来，但起码可以预期，它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放慢涨速，尔后平稳。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绝不是单一的成本推动所致。对房价的预期也是如此。土地供应加大加快，虽并非降低房价的惟一举措，起码可以缓解由于土地成本上升过快导致的房价过快上涨，为其他病因的诊治赢得时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