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时机正好，但要保持历史耐心

　　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质疑我国垃圾分类是否开展得太早，老百姓还没有形成意识。我认为，我国的垃圾分类部署符合国情，并与发达国家普遍开展垃圾分类的时间窗口基本一致。时机正好，但是要保持必要的历史耐心。

　　垃圾分类既解决环境污染这一自然问题，也解决社会文明这一社会性问题，因此不能脱离中国的自然和社会国情来设计管理和运行的模式，更不能言必学发达国家，甚至囫囵吞枣地照搬国外的垃圾分类模式。中国的垃圾分类和雾霾治理一样，很多东西要实现本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垃圾分类是一个新时尚。新时尚是一种文明习惯，所以垃圾分类不宜做得太豪华，豪华的做派与垃圾分类的宗旨相违背。实际上，垃圾分类是一个习惯，有钱的地方可以搞，没钱的地方也可以搞。

　　在进程方面，我认为垃圾分类需要5-10年，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先易后难。对于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可以率先开展；穷的地方和富的地方也可以用不同的分类办法。在村镇级别，东部地区、大中城市的郊区村，可以早日开展；中部地区的部分农村可以随之跟上；西部地区的农村，可以缓一缓，但必须按中央部署推进。

　　钱从何来？政府财政仅能支持一些样板，要全面推开很难；想让老百姓掏钱，同样困难。目前，完全靠垃圾分类收费来解决暂时是不可行的。仅看垃圾分类这一个环节，是亏本的买卖。但或许可以把垃圾分类看成社区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把垃圾分类和别的东西捆绑在一起。如在上海，一家企业以前将一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服务和一些家政服务捆绑，包括给孤寡老人买菜买面等，这些事项能够带来一定利润空间。

　　在一些地区，捐款成为了重要经济来源，如湖南宁乡陈家桥村村民捐了2000万元，政府给了一些，将村里的环境整治得非常好。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为了节约经费，将专用垃圾运输车改成了上午收一类、下午收另外一类，这些思路可供参考。

　　具体来说，垃圾分类工作应如何统筹规划？

　　一是规划和制度建设宜先行。在规划方面，将垃圾分类纳入“无废城市”建设的格局中予以统筹考虑；在制度方面，将农村和城镇垃圾分类分开管理，如市区和区县城区的垃圾分类由城管委负责，农村的垃圾分类由农村和农业部门负责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可以建立“门前三包”制度、垃圾分类按户考评制度、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特殊困难户收费减免制度等制度。

　　二是统筹好城市和农村垃圾分类战略和方式、要求。城乡垃圾分类的管理方法、组织形式、激励机制等应当有所差别。如农村单家独院的居住方式，决定了垃圾分类好发现、好奖惩；农村总体上是熟人社会，城市基本上是陌生人社会，农户村组管理的协作基础强于松散管理的城市居户。在城市，从单位类型来看，可以从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先行启动；从区域来看，可以从具备天然条件的胡同区和别墅区先行启动。在积累一定的经验、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后，再全面推广。

　　三是建立科学管理、部门协同和区域考核的体制和机制。在农村垃圾分类的治理体制方面，建议发挥政府引导、村党支部支持、村委组织协调、村民自治、乡贤共治的作用；在城市垃圾分类的治理体制方面，建议理顺商务部门、住建部门、环卫部门、民政部门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职责，整合废品回收体系、小区物业回收体系、环卫垃圾收集体系、居委会工作体系和政策体系，确保工作同心、同向、同行，形成城镇垃圾分类管理的合力。

　　四是垃圾分类不能搞运动，急功近利，要考虑周到，稳中求进，久久为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垃圾分类文明的转型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要讲究适当的推进方法，要方便人民群众。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一个社区可以增加一个24小时都可以投放垃圾的设施。

　　五是开展不同垃圾的协同处置。如在内蒙古包头，垃圾焚烧发电厂区内还建设有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经过热处理后进行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用来发电。垃圾的协同处置是最经济和最高效的，各地可探索建设垃圾协同处置的设施。

　　六是开展特殊垃圾的资源化。包括园林绿化垃圾、建筑垃圾、大件家具等特殊垃圾，已经成为一些城市头疼的问题，一些地方目前缺乏应对措施。这些在湖南长沙、江苏苏州、上海等地有着先行经验，可供参考。

　　七是征收跨区域垃圾处理生态补偿费。垃圾填埋和焚烧之所以产生邻避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垃圾收纳地缺乏利益保护。为此，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出台了征收跨区域垃圾处理生态补偿费制度，对于将垃圾运送到本市其他区县或者乡镇的，应当既缴纳垃圾处理费，也得按照一定的标准向垃圾处理地缴纳生态补偿费。建议对这项制度予以法制化，减少邻避效应的发生。

　　特别提醒垃圾分类要避免的几个误区：

　　一是不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盲目借鉴甚至照搬国外模式，垃圾分类有效性不足；二是试点示范样板“盆景”多，设施建设过度智能化和形象化，难以复制和推广；三是前端分类方法贪多求全，与后端处理环节和能力脱节；四是大规模撤除社区和街头的垃圾桶；五是轻易设置罚款并采用信用制裁机制。